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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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母叫郝子瑜，生于1900年春，卒于1987年秋，享年88周岁。1919年与北洋军阀“吴氏”警卫营的一顾姓年轻军官、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私奔，来到洛阳，从此改名为郝佩英。1927年6月的一天，我爷爷在郑州莫名失踪。我祖母寻夫无果，半年后悲伤地离开了这个“失夫”之地，领着7岁的大儿子（我父亲），3岁的二儿子（我二叔），拖着怀着6个月的孕身（我姑姑）一路流浪、乞讨，先后在洛阳、郑州、济南临时居住，最终落脚到山东省肥城（现肥城市）与平阴两县交界的一地主家，帮助年龄相仿的地主遗孀料理家务。日军入侵肥城县的第二年夏天（1939年），我祖母离开地主遗孀家，在平阴县乡下自立门户。这一年，18岁的我父亲与其姑父去了东北佳木斯，13岁的我二叔因喜欢鼓捣枪弹，被八路军县大队特招入伍。其间，我祖母经常为八路军洗衣做饭，为前线部队送饭、送弹药、送衣服被褥，为干部战士扫盲识字（这极少的信息，是我父亲1949年参加完解放沈阳的工作后，请假回老家探望我祖母期间，我二叔告诉他的）。我祖母与我们同住后，她每天沉默寡言，不是默默地剁鸡食、拌鹅食、喂兔子，就是一声不吭地和湿煤，给洋炉子、炕炉子添煤看火，忙完杂事，就满脸沉郁地坐在纺车前纺线。我祖母用她纺得的线，给全家人都织过保暖御寒的线衣。我祖母平时虽然表情冷漠，但内心却很善良，经常给登门、路遇的乞讨人员提供帮助，送吃喝，甚至路费，对我们这些隔辈们疼爱有加。祖母这些闪光点在我记忆中并未打下烙印，而她孤僻、刻薄的一面，却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引子
一
倒骑驴上装着我祖母用五颜六色花布包着的被褥、衣物，锅碗瓢盆，还有一只民国初期的八角铜箍旧皮箱。顾家军一家八口全部出动，“强行”将我祖母从10公里外她的住处，往跨俩区的我们家接。“指挥官”是我妈，“副官”是我爸。蹬倒骑驴的活儿被身强力壮的我爸包揽。中学毕业，分到军工厂没几天的我大哥像个纤夫，将一根麻绳一头拴在倒骑驴横撑上，一头系在自己腰间，满头大汗地边走边用力拉。正念初中的我二哥三哥，分别把扶在倒骑驴左右两侧，十分卖力地帮我爸推车。噔噔噔，裹着小脚的我祖母阴沉着脸儿，气哼哼地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一会疾走，一会戛然止步，嘴里不停地埋怨我爸我妈强行把她接走。
我妈怀里抱着脚一沾地就耍赖的三岁的我弟，紧赶慢赶跟在倒骑驴后，一边顾及我祖母，一边照顾我和我妹。我九岁，帮不上大人忙，但我喜欢祖母那只外观漂亮的搪瓷痰盂，就把它紧紧抱在怀里，连跑带颠拽着六岁的我妹紧随大人其后。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我祖母很少往痰盂里吐痰，夜间却往里撒尿。我当时要知道这是我祖母的尿盆，说啥也不会美滋滋地抱在怀里，气人的是，没有一个大人阻止我抱尿盆，就连平时不愿让别人碰自己东西的我祖母，也没反对。我祖母本来就有洁癖，又生活在爱干净的朝鲜族人聚集的胡同里，因此每天都将尿盆里外清洗得很干净，没一点儿尿骚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居民生活条件都很一般，家里都缺东少西，习惯用泥盆、陶瓷盆洗菜、淘米、和面的朝鲜族人，有的家庭为应急，夜里就把白天用过的家什当尿盆，第二天早上把尿倒掉，到井沿（露天自来水井台）把夜里用过的盆儿里外清洗干净，继续洗菜、淘米、和面。
我祖母六十九岁前一直独居，并在一家街道纺织厂工作了大半辈子。这包括她五十岁退休后又干了十八年的补差，而这十八年补差是以“没人养”为借口，在街道领导和厂长家“大哭大闹”数日才收到的“良效”。我祖母六十八岁那年不得已离开了纺织厂，之后又独居了一年多。因之前她有次被煤烟熏倒险些丧命，我父母担心她年事已高独居不便，就商量把她接来与我们一起住。我祖母习惯了独居，很不情愿与我们同住，但怕自己遇险无人知，无奈，与我们搬到了一块儿。
我祖母自搬到我们家后，她的八角铜箍旧皮箱总上着一把铜锁，里面似乎藏着什么秘密，无形中勾起了我和我弟的好奇心，如同对我祖母的裹足一样产生了极大兴趣。我祖母住在由厨房改成的里间，整天挂着门帘，小窗户也被一块黑窗帘挡得严实，晚上很少开灯。我祖母平时不愿离开家半步，大多时间都是盘腿窝在小屋里，不时用手指撩起黑窗帘，露出半张阴沉冰冷的脸和一双（有时只露一只眼睛）充满敌意的眼睛。
我祖母到来后，许多年都不愿与外人接触，但只要走出家门，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整洁漂亮：一头花发在脑后绾了个髻，兜在黑色网罩中，精美的玉簪穿过发髻，让人觉得我祖母年轻富贵。夏季，我祖母穿一件天蓝色偏襟纽襻上衣，下身着一条打着绷腿的黑布缅腰裤，小脚藏在一双绣着红黄绿蓝花纹的青色布鞋中，人儿显得格外精神。我祖母有洁癖，常担心穿在身上的一副携带着虱子、细菌、病毒什么的，所以每次洗衣裳，从内衣、内裤到外套，都要在水烧得滚开的大白锅煮上十来分钟，捞出清洗到极致后，还要进行浆洗。即便是每人每月只供应二三斤高、低筋面粉年代，她身上穿的衣裳也必须从里到外浆洗，而且总是浆洗得板板正正。她的被褥虽不能像衣服三天两头勤洗，但不超过俩月准煮汤、浆洗一次。
我祖母平时不愿与人交流，我和我弟却与她没话找话，一旦涉及她的裹足和上了锁的旧皮箱，她准会把脸一拉，怒斥我俩没教养，不耐烦时操起拐杖就抡。我祖母晚上不爱开灯，这里藏有“玄机”，只要有人掀帘进入，就会泻入一束光亮，这便给了她信息。我弟脑瓜聪明，想出一个用铝锅罩头的办法防我祖母的拐杖，任凭祖母发狠，也伤不到脑袋。我祖母通常白天家中只剩她一人时才洗脚，解下腿上的绷带前一定会将灯绳系得老高，生怕我们突然闯入开灯。我父母进她屋时，一定会先咳嗽一声，止步片刻再进入，此时我祖母已将裸着的小脚藏在了被褥里。
尽管我祖母千方百计躲避我和我弟偷窥，尽管我俩没窥视到她洗脚裹足，但却发现了我祖母另外的秘密：一天傍晚，窗外大雨磅礴、电闪雷鸣，我祖母从八角铜箍旧皮箱中取出一个很小的红绸包袱，轻轻打开。在一块绣着一枝百合、一对鸳鸯的漂亮丝绸手帕里，取出一枚银簪子，一只铜鞋拔子（被我收藏至今），还有一支无杆的铜烟袋锅。她拿起烟袋锅，一会嗅嗅，一会痴迷地端详着，脸上不时绽露幸福与美好、痛苦与忧伤，尔后突然泪水扑簌而下。
许多年过去了，我淡忘了祖母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只记得在我八岁时，有一天，我连跑带颠跟在大我六岁的二哥身后出了家门，从大东区珠林路走俩钟头去到住在和平区西塔街的祖母家看她。我祖母年已六十八，一点不显老，但她总是绷着脸儿。我祖母对我们不冷不热，她同事都看不惯：“老郝，孙子大老远来看你，你咋还不高兴？”我祖母的同事跟她半开玩笑。“来看我？呸，看我兜里的钱吧！”我祖母不耐烦地回道。我祖母的话很伤我自尊，我觉得车间所有工人都在注视着我俩，于是羞怯地低头挪到我二哥身后，扯着他衣襟低声央求他带我离开车间。我二哥眼睛一瞪：“懂点事行不？没见奶奶在和咱们开玩笑吗？”我受了委屈，蹲在角落里大哭起来。
工人们纷纷围过来安慰我，有送水果有送糖球的。我祖母绷着脸，嘴里冷冷地又冒出一句：“这是来看我？简直是来添乱！”说完噔噔噔颠着颤巍巍小脚匆匆走出车间。不一会，又噔噔噔颠着颤巍巍脚步踅回，捧着两纸袋都是各种动物形状的儿童饼干塞到我怀里，没好气地冲正在抽泣的我说：“消停消停吧！没看大伙都在忙吗？”过了片刻，我祖母瞥了我一眼，说：“别哭了，等会儿回家奶奶给你做好吃的，这是上辈子欠你的！”我于是抹把眼泪，跑出车间玩去了。
据我父母讲，我四岁那年，养有“五朵金花”的邻居廉家，见我家满地跑秃小子，偏偏相中了我，缠着我父母要用他家四女儿与我相换。起初我父母只当邻里熟分开玩笑，但渐渐感到廉家当了真。廉叔在省政府工作，家庭条件不错，只是两口子极其喜欢有个传宗接代的男孩。据说廉婶为要个带把儿的没少往嘴里塞酸菜心、酸黄瓜、山楂、安梨什么的，但最终也没能如愿，因此才把主意打到我身上。廉叔认为我父母养五个男孩日子过得紧巴，如果两家互换儿女，不仅各添品种，还能改善我家的生活条件。可这事儿瞒不住我祖母，她知道后即刻与廉家翻脸，每天班不上，从早到晚，只要廉家有人在，她就噔噔噔冲到廉家院中间，踮起小脚蹦着高指着屋里骂个不停：“你个绝户的，别想打我孙子的主意！”我祖母骂得实在过分，不为我们家所愿，毕竟廉家夫妇与我们家多年交好，待我们不薄，常送肉、蛋、粮、煤、菜票，还有衣物和廉叔单位分的苹果等。我祖母使出了“浑身解数”，没几天廉家告饶了，夫妇俩拎着点心向她赔不是，我祖母才罢休。
二
我祖母八十四岁那年，忽然与新搬来的白胖胖的熊奶奶走得很近，有几回过了饭时仍在熊奶奶家聊天。熊奶奶穿戴干净讲究，但性格比我祖母开朗。熊奶奶年轻时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熊奶奶长得比我祖母高而胖，只是裹着的小脚与我祖母一样小，身上穿的里外也都浆洗过。熊奶奶搬来后，我祖母不但爱搭话了，人也开朗许多。有天晚饭后我背三字经，吭哧瘪肚背不下来，我祖母屋里却突然传出背诵声。我祖母这一举动，让全家人都惊呆了。我惊诧地望着黑窗帘后的幢幢身影，惊喜祖母终于开始与我们亲近，更惊喜祖母居然将三字经背得只字不差。但这样的日子却很短暂，我祖母八十八周岁那年，小她六岁的熊奶奶突然住进医院，我祖母认为她的好姐妹会一去不归，情绪一下回到从前。
我祖母没熬住病倒了，看完医生说啥也不住院，她迷信死在家中才瞑目的说法。我父母拗不过她，只好安排祖母回家调养，但她的状况却每况愈下。一天晚上，我祖母叫我母亲给她兑了一盆（祖母带来的铜盆）泡脚水，把我和我弟叫到她面前，有气无力地伤感道：“看吧，不用再偷偷摸摸了，免得过几天我死了落下遗憾！”我祖母脸色苍白，身子软软地靠在我母亲怀中，情绪悲婉，几滴泪水溢出眼窝。我给我祖母洗着脚，没心思仔细端详她枯瘦干瘪的小脚，怯生生地望着她苍白憔悴的脸。“羞死人了，我的命好苦啊，裹了一辈子的脚还是没裹住啊！”祖母伤感万千，不久离世。我母亲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在八角铜箍旧皮箱中，发现的是一套破旧得不成样子的线装繁体《四书五经》和那个装有银簪子、铜鞋拔子、无杆铜烟袋锅的红绸包袱。皮箱中只有这些物品，没有金银财宝，全家人当时疑惑不解。尤其我这个小小少年，怎懂得这个“神秘”的皮箱中，珍藏着的是祖母的幸福与美好，藏匿着的是她的悲痛与忧伤呢？那时，我们没人读懂她的心思，更不理解她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脆弱的，她的心灵是那么需要抚慰、关照、陪伴啊。熊奶奶挣脱死神回到家中，不慎说走了嘴，透露出我祖母曾是大家闺秀，当时我们全家老少没人相信这是真的。我祖母当年是湖北富豪郝之理的女儿，读过私塾，识文断字，十四岁时偶然与军阀吴佩孚第三人妻子张夫人相识，深得张夫人喜爱，后常到吴公馆看望张夫人。我祖母之父是山东蓬莱人，商人世家，早年间迁居湖北襄阳，纺织业生意做得风声水起。与吴佩孚相识后，因都是蓬莱人，而交往甚多。当时军阀混战，张夫人整日为丈夫安危提心吊胆，内心的不安情绪常常流露给我祖母。我祖母当时年纪小，并不理解张夫人为何守着万贯家业，偏偏羡慕平头百姓的生活。我祖母很快到了当嫁年龄，无意中看上了护卫队里的一个侍卫副官，也就是后来我的祖父。我祖母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俩人被迫私奔，逃到洛阳，先后生下我父亲和我二叔。在我祖母怀我姑六个月时，突然有一天，我祖父惊恐万状地带着全家人向济南逃亡。途经郑州时，我祖父与祖母她们被罢工人潮拥散（熊奶奶说，我祖母一直认为我祖父是遭了军阀暗算），一去未归。惊吓和失夫之痛，让我祖母满怀思念和痛苦。我祖母于是拖着身孕，领着两个幼子离开了让她充满悲伤的失夫之地，开始了极度艰难的漫漫人生。
我祖母过世不久，熊奶奶又提及起这件事，还详细地讲述了许多关于我祖母旧时的故事，全家仍然没人把这事当真，因为我祖母活着的时候从未向我们透露过任何私密。我一直对我祖母向儿孙隐瞒她过往的痛苦经历而耿耿于怀。若不是熊奶奶逝在我祖母之后，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有过那样的人生经历。所有的悲伤、痛苦，被我祖母“裹得”严严实实，不肯向家人透露一桩一件，甚至一句。如果我祖母生前没遇到亲姊妹般的熊奶奶，也许，我祖母的“私密” ，就会被她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带进坟墓。
三
祖母去世前的那年春天，我去山东采访，顺路回了趟老家，出发前祖母嘱咐我，一定去镇上看看在那里支修车摊的“二犟种”。“二犟种”指的是我二叔。我祖母的话里充满怨恨与怜悯：“他这辈子活得不易，还一身病，快七十的人了，说不上哪天走到了我头里（方言：前面的意思），你们当晚辈的想看也没机会了。我怨他，是因为他把我的心伤得透透的。你们不一样，他毕竟是你们的亲叔，而且你们姊妹就这一个亲叔，再不联系，恐怕往后机会就不多了。”我听了祖母这番话，心里酸酸的。
从打记事起，我们家就断绝了与二叔的来往。二叔曾来过几封信，一方面请求他娘原谅其年轻时无知，对老娘的伤害；另一方面向他娘报喜他已恢复了党籍、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渴望接老娘回老家安享晚年。她们母子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祖母离开老家都几十年了仍耿耿于怀，甚至影响到我们晚辈与长辈、晚辈与晚辈间的亲情往来。我祖母经曾对二叔怨气十足，置之不理。我二叔每次来信向她赎罪，她都不依不饶，怨声载道，“强令”禁止全家人与我二叔通信联系和往来。一次，我父亲对我祖母说，老二在修车棚独居二十多年了，想回老家看看他弟。我祖母立刻大发雷霆，怒喝道：“这个家我做主，我还没死呢，谁也别理他！”
当年，我祖母领着两个幼子，拖着身孕，流落到平阴县乡下那个好户家（地主家，我祖母的叫法）之后，与年龄相仿的地主遗孀很合得来，直到土改才离开那户人家。济南解放后，我祖母来到沈阳落户。我父亲十八岁时，跟他姑父闯关东到了哈尔滨，在米坊、油坊做伙计（只管吃住不管工钱），实际上，他姑父是地下党，他姑父开的米坊、油坊是地下党的交通站。1948年夏天，我父亲作为党的200名骨干力量之一，随他姑父抵达沈阳，参与了组织上交给的一些解放沈阳的准备工作。
我二叔从小心灵手巧，很讨村里铁匠的喜欢，在铁匠身边耳濡目染，十二岁时居然做了一把能打单发子弹的手枪。他十四岁那年，日本鬼子占领了胶东大地，八路军县大队因弹药缺乏，动员民间手艺人入伍，铁匠带着我二叔和他两个儿子，入编平阴八路军县大队 “兵工厂”。他们从战场捡回弹壳、弹头修复后，再装满弹药，送给前线将士打鬼子。他们还利用废钢铁造地雷、手榴弹、大刀。从此，身为县大队军械技师的我二叔，每天都要在地道里钻来钻去，将自制的弹药、杀敌武器运到县大队，多年下来竟钻驼了背。
1949年春，解放军整编县大队。部队首长得知我二叔是胶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军械技师，问他:“你是哪年的兵？你是党员吗？跟我去鲁西南军分区军械修理所吧！”首长本无恶意，可我二叔听了却极其反感，他认为自己这个老党员应当无人不晓，不耐烦地回怼了首长。首长歉意道：“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资历这么老，不然我早把你提起来了！”我二叔好话不得好听，居然气急败坏地甩脸离去。
不久，鲁西南军分区下了一纸调令，任命我二叔为鲁西南军分区军械修理所上尉连长，要求尽快报到（因是春播期间，部队未过严要求）。我二叔当时认为，首长根本没瞧得起他，不然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嘲弄他，让他很没面子，于是犯起倔，赌气不去报到。两个月后军分区再下催令，他以抱病推拖。那位首长半年后调到了东北局，部队再没催他。由于长期脱离部队，我二叔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被组织按自动退党退伍处理，美好的前程从此断送。
这件事对我祖母伤害极大，她很是想不开：抗战打鬼子那会儿，儿子在县大队屡立战功，赫赫有名，不要说县大队首长，就连军分区首长也都对她这个当娘的尊敬有加，一见面不是敬礼就是握手，让她人前人后备感荣耀和自豪。可现在，儿子只为一句话犯倔，脱离了组织，放弃了部队生活，不仅心胸狭隘没有远见，还不知好歹。儿子是个犟种，谁劝都不听，其行为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且一时成为笑柄。儿子威信扫地，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当娘的觉得过去沾儿子的光，那么受人尊重，那么风光，现在儿子自毁前程，当娘的无地自容，一气之下，来到沈阳找她大儿子，从此与儿孙共同生活。
实际上，我祖母离开山东老家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二叔脱离组织，离开了部队；二是我二叔脱离组织后，原本不本分的二婶，不仅天天与二叔吵架，还“明目张胆”地与一村民相好。两口子每次吵架，我二婶总不忘将我祖母捎带上，责怪、谩骂我祖母给了她一个不幸的婚姻。我二叔被戴了绿帽子，在村上无颜见人，过腻了这种日子，觉得凭一身的手艺，会活得很好，便毅然决然搬到了离家十里外的镇上，支起了修自行车的窝棚，从此家门不入。我祖母背井离乡的第三个原因是，土改时，我祖母分得几亩土地，但旧社会她在地主家只会做饭、管事，从未下地干过活，对种地一窍不通，而且十分厌烦侍弄土地，便将分得的土地全都卖掉，没给子女留下半分土地，也没给子女一分卖地钱，我二婶因怨生恨常挤兑她。
我二婶每天不停地吵骂，我祖母既觉理亏，又伤心委屈。我二婶是我祖母早年捡回家的小要饭的。一天，我祖母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七八岁瘦弱女孩沿村讨饭，心生怜悯，就领回家里做了义女。待我二婶长到十来岁时，我祖母让她给我二叔做了童养媳。我祖母对我二婶很苛刻，要求我二婶每天起早贪黑干各种家务同时，还必须尽孝道讲礼节。我二婶吃不了苦，受不了约束，索性几次逃跑。
我祖母斗不过我二婶，就把她嫁到潍坊一刘姓富农家里做童养媳。我二婶到了刘家，依旧重蹈覆辙，多次逃跑。刘家受不了我二婶没完没了的折腾，就把她退给我祖母，可是两年前的“聘金”早被我祖母花得一干二净。刘家拿不到分文，怎肯善罢甘休，强逼我祖母要么退钱，要么用女儿替代。我祖母被逼无奈，只好让十二岁的女儿做了刘家的童养媳。我姑在刘家受尽委屈，不到二十岁就抱病死去。我祖母因我二婶忘恩负义而深受伤害，因我姑不幸早亡而深感内疚。我二婶年幼无知时确实有些不定性，让我祖母操了不少心，但这并不全怪我二婶。如果我祖母不过早地让我二婶成为自己的“儿媳”，每天让身子骨还没长成的我二婶过于劳累；如果没有后来我二婶不服管教，而被我祖母明着是“嫁”到潍坊，实际上是变相“卖”给刘姓富农家做了童养媳。这让我二婶幼小的心里产生了对我祖母的怨恨。我二婶成年之后，与我二叔成了真正的夫妻，原本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但由于我二叔从骨子里不喜欢我二婶的张扬和虚张声势的性格，又加上土改后，我祖母将分得的土地私自变卖，没给我二叔二婶享用半文，而使我二婶与我祖母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为此婆媳天天吵架不休。我二叔无法忍受这种不爽的日子，一气之下搬出去独居。这之后，刚到中年的我二婶为解决生理需要，与一村民相好。这在现今社会，若从人性角度看，是能够得到一些同情和理解的，而在思想保守年代，尤其是像我祖母这样从“封建社会”过来的人，对我二婶的“伤风败俗”行为，是从骨子里唾弃、甚至憎恨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部队当志愿兵的我二叔的大儿子元生，为父亲的事到处上访写信，一直找到了北京。幸运的是，当年我二叔的一个部下，在北京干到了副军级官职，他的证实材料，使得我二叔既恢复了党籍，又享受了离休待遇。日子一下好起来，我二叔怀着自责和悔恨，一连给我祖母及我父母寄来几封悔过信，请求我祖母原谅他的过错，回老家安享晚。可是，我祖母至死也没答应二叔的请求。
四
已经是童车厂副厂长兼工会主席的我母亲辞职了，开始了漫长的临时工工作：在中学食堂择菜做饭、在工厂和小学校推煤烧锅炉、在街道幼儿园做“阿姨”，在水果批发站做“装卸工”。
我母亲生来皮肤白皙细嫩，年轻时有着上世纪1980年代女明星朱琳一样文静端庄的容貌，两条齐腰长辫，给性情温柔的她增添了青春活力。因此，聪明伶俐、温柔贤惠，又有人缘的她，得到了厂长和书记的器重，从团支部书记，到工会主席，再到副厂长，一步步重点培养。可是，这些却被我祖母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有一天，我祖母以房门钥匙锁在家中为由，领着刚满5岁的长孙，来到童车厂问儿媳要钥匙。副厂长的婆婆没人敢拦，门卫不仅将大门敞开，还热情指路。
离开门卫，这个裹足女人，一脸的严肃，小脚噔噔落地，拽着长孙脚步生风来到儿媳的办公室门外。门开着，儿媳的办公桌前站着一位身材高大，形象俊朗的中年男子，正在给儿媳布置工作。婆婆的到来，儿媳并未表现出惊慌和不悦，而是大大方方将婆婆和儿子迎进屋来。可那大个中年男子却表情异样，满脸胀红，匆忙离去。婆婆立马问明，这个大个男人竟然是提携儿媳的一厂之长，也是一直藏在她心中的那个“假想敌”--他儿子的“情敌”。婆婆断定儿媳虽未与厂长有染，但厂长却一直垂涎儿媳，这样下去不得了。
婆婆没了耐性，晚上儿媳一进家门就遭到婆婆暴风雨般吵闹：哭天喊地，替儿叫屈。一句话，为了这个家儿媳必须放弃工厂的一切，辞职离开童车厂。我父亲也担心这样下去不是事儿，默许了他母亲的“抱打不平”。恰逢我父亲单位分的新房离我母亲单位很远，上下班需要倒两次车，大量时间都要浪费在路上，眼下孩子都还小，需要照看。于是，我母亲以此为借口辞了职，甘愿回家看孩子、洗衣做饭忙家务。直到我大哥上小学，我母亲才出去做了临时工。
我祖母与我们先后共同生活了二十年。我们一直把她看成身份普通的城市女工，普通妇女。即便是后来熊奶奶向我父母揭开了我祖母的身世，我们也没有为拥有一位大家闺秀的祖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尤其是我，没记住她的好，却将她冷漠、阴郁、暴躁、易怒的一面刻在了记忆里。当我也步入晚年后，才有所醒悟，才领悟到，我青春年少时，根本没有理会过我祖母的感受。没有关注过她的郁闷，他的悲伤，他的痛苦。不经意间，还时不时肆无忌惮地触碰她受伤的心。步入中年、晚年之后，尤其是2021年11月，我在《北京文学》发表了中篇报告文学《走出心灵的地狱》后，想到文中的若干个抑郁症者病例，忽然领悟到我祖母该不会由于受尽失夫之痛的折磨，而患上了抑郁症吧。用现实眼光去看我祖母所“犯”的那些“错误”，一定与她得了抑郁症有关，因为许多抑郁症者的认知，在发病时是处于病态的，判断事物难免偏激。我祖母的变化，也许只有一个答案，人生的磨难带给了她莫大的不幸和心理摧残。想到我没能在她后半生用心去关照她“受伤的心灵”， 没能全心全意尽孝，而让她带着无限的伤悲和痛苦离开了这个世界，心中及其内疚。
我祖母27岁开始守寡，终生没有再嫁。我曾试图查阅与我祖母家族有关的资料，但一无所获，我祖母到底是不是大家闺秀已无法考证，但有史料介绍，在以女子裹小脚为贵为美时代，裹足以大于四寸为铁莲，四寸之内为银莲，小于三寸为金莲，只有富家女裹足在三寸以内。记得在我祖母遗体入殓前，我弟弟特意量过她的小脚，只有两寸九五。
(发表于《鸭绿江》2025年第3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