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前的几年间,我们家生活拮据,而且霉运不断。那时候父亲三十多岁、母亲二十多岁,正是豪气干云的时代。
父母本希望靠养点家畜缓解一下经济窘况,但老天总不开眼,养的猪还不能出栏,就患上这病或那病死了。养了几个月的猪,最后能把当初买猪崽的成本收回来就算不错了。父母为此整愁眉苦脸的,家里家外常常听到他们望着天空默默叹气。
为了帮助我家摆脱困境,闫庄的大姑作主,让父亲把她家那头养了多年的黑老母猪赶走,不用出一分钱,在我们家养着,期望母猪每年能下一窝小崽,送到集上卖了换钱花。
黑母猪到了我家,被全家人当成贵宾,尤其是父母,眼睛里向它投射的,是一份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可不知怎么回事,不论母亲对它照顾得多么精心,黑母猪还是像以前养过的那些猪一样,只吃不上膘,而且还掉膘,最后竟枯瘦如柴了。可能是母亲大年初一的祈祷起了作用,尽管瘦得不成样子,它最终不负众望,不久下了一窝共八只猪崽。黑母猪在我家生完最后一窝猪娃,勉强把猪儿猪女带到满月,不幸染上重疾,死掉了。
八只小猪娃在我家养了一两个月,不怎么上膘。父母亲看在眼里,觉得再养下去只会白白糟蹋本来就不充裕的粮食,况且万一它们有个三长两短,赔了母猪还要折掉小猪,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番考量后,决定在天冷之前把猪娃都卖掉。
主意一定,正值壮年的父母便开始为卖猪娃做各种准备。他们听村上消息灵通人士说,南边的湖北枣阳猪崽价格高,就决定不惜多出一些苦力,到枣阳的农贸集市上碰碰运气。
那时我已经上了小学,应该是小学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将近期末时候。之前,我们家盖东屋的时候,父亲去枣阳买木材,大姐跟着一起去过枣阳;后来,父亲去枣阳买化肥、到湖阳东边的山里捡柴拉柴,二姐跟着去过。父母亲商量说,身为老三的我也长大些了,可以带出去见见世面了,于是决定让我跟父亲去枣阳卖猪娃。一来是见世面,第二呢,能帮父亲照看一下拉车和拉车上的东东西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出发前好几天,父母就开始为这次跨省远行做各种准备。检查架子车的车况,该加固的地方加固,给车轱辘打足气,提前蒸一锅红薯面掺白面的馍馍,用蛇皮袋子装上七八个,充当路上的干粮。还随架子车带了一个铁锅圈子、一口小铁锅、一捆黄豆秆,拴在车把上靠近车厢的地方。母亲还用一个小布袋子给我们装了几斤苞米糁带上。记得那时我们快放寒假了,母亲到村子西南角的学校里,找到我的班主任孙老师,给我请好了假。万事俱备,只待动身。
谁知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发起了烧。母亲立即带我去找赤脚医生,医生给我开了几包粉末状的黄色退烧药,当晚母亲就为我冲喝了一包,我现在还记得,药的味道甜甜的,很对症,后半夜我就明显见好了。于是,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和我吃下母亲起五更为我们做的大半锅鸡蛋面糊,抹抹嘴,整理一下身上的粗布衣服,趁着黎明前的最后一抹夜色,动身了。
八只小猪挤在架子车的中部和尾部,父亲用苇杆编的苫子把它们围起来。我坐在架子车前面放稿荐(用麦秸或稻草编织成的长方形“床垫”,平常铺在高粱箔上)和被子的地方。中等身材、身体瘦削的父亲,双手握着早已被磨得光滑的车把,肩膀上套着粗麻绳袢带,拉着架子车,载着一家人的希望,向湖北出发。
出了村就是环抱村子西流的小河,那时候河上还没有现在的石子水泥拱桥。中等身材的父亲,凭着他多年练就的娴熟拉车技巧,踩着河水中的几个石头墩、砖头墩,稳稳当当过了河,上一个坡,过了村公坟再下坡,一路向南,上高大路,穿过小井杨,再向南向东,经龙潭镇,再一路往东,经过一个又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村庄。天已大亮、将近半晌时分,我们到了湖阳镇。
在苍湖县级公路和唐枣省级公路交接的三岔路口,裸露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光亮、头上已经汗津津的父亲停下架子车,一脸谦逊地向旁边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问路。年轻人依旧坐在自行车座上没有下来,似乎显得不太礼貌,但他并没有因为父亲是个乡下来的泥腿子而显露出嫌弃和厌恶,而且不失热情。他一只手握着自行车把,另一只手向南一指,说:“枣阳往那边”,怕父亲不明白,又把手往北一指,说:“唐河在那边”。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唐河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父亲是去过枣阳的,而且不只一次,可他终究还是不放心,在关键的路口向别人问路。
父亲谢过那个小青年,拉着我和八只小猪崽,继续向枣阳挺进。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坐在架子车上,好奇地东张西望,仿佛一个赤子,眼前所见一切皆为初见。第一次看到平坦整洁的柏油公路,路两边是碗口以上粗的什么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汽车……汽车鸣着刺耳的喇叭声呼啸着从我们架子车旁边驰过,我害怕极了,怕它们会撞到我们;有时候还能听到得得的马蹄声和马车主“驾驾“的吆喝声,定神看时,是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农夫驾着胶轮马车、拉着不知什么东西在公路上奔跑。马车越来越靠近我们的架子车时,我又担心驾辕的马会突然不听使唤,向我们冲过来,和我们的架子车撞在一起。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一路上,在我看来险象环生,但我们的架子车始终平安无事。一切按照父亲的计划进行着。
从湖阳往南,经过寺庄,没多久就到了唐梓山脚下。过湖阳镇时,我已经十分激动、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公路东边高大的青山了,父亲说最北边的山是蓼山,再往南那个有点圆的叫罐山。越往南走,能看到的山就越多,那里的气候似乎更加湿润,山上植被茂密。
到了中午,也不知道几点了,我和父亲都饿了,他在一个湖边停了下来。放下架子车,父亲把我抱下车,取出锅圈、铁锅、黄豆秆和玉米糁,从湖里舀些水,生火做饭。我在一边玩耍、四处乱看。湖水好干净、好清澈啊。吃了干粮、喝了玉米粥,父亲在湖边洗了碗、涮了锅。父亲坐下来,抽一袋烟,歇美了,挟着我的胳肢窝,把我弄上架子车,继续驾辕赶路。
印象中有一处山脚下的风景特别美。一条宽阔平整的黄土大路在眼前摆开,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中云雾缭绕的地方。路两旁垂首挺立两行绿树,山坡上的苍松翠柏和山下绿油油的农田交相辉映,这里一群、那里一伙的男女在田里弯腰劳作。山间薄雾弥漫,仙气飘飘,绘织成一幅赏心悦目、无比令人向往的人间锦绣。现在推测起来,那里应该是现在的唐梓山风景区。若干年后,我做过一个梦,梦到有一处仙山,山体雄浑辽远,山上林木葱郁,云雾氤氲,我沉醉其间,迟迟不肯离开。我想,应该是这次大山的见闻入了我的梦吧。
身材瘦削的父亲无心赏景,他半张着嘴,目光坚定,迈开大步,拉着我和八只猪娃,用并不宽大的脚,一步一步丈量着在我眼里似乎没有尽头的唐枣公路。公路两旁的里程碑一个又一个,缓慢地被父亲抛在了身后,那时我已是小学二年级学生,每经过一块白色的里程碑、一个地名碑,我都会兴奋地、大声替父亲读出来上面的数字和文字,现在想来,有点自夸的味道。但父亲听了很高兴,他当然乐意看到我在学习上能取得一点进步,嘴里不忘回应我:“哦,是吧”,“又过一个了啊“。中间经过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叫“太平镇”。
傍晚时分,枣阳县城到了。在枣阳,只能认识自己名字和一些简单数字的父亲,靠着嘴巴问路,靠着一双脚板,终于找到了枣阳县城卖猪崽的农贸市场所在地。天将黑,集市早散了,猪娃是卖不掉了。父亲只好拉起架子车,在集市附近一个不影响别人走路的角落里安顿下来。那里砌有一个水泥池子,池子上方安装有一个水龙头。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水龙头,感觉非常神奇:一个从墙上伸出来的铁管子,一拧就会有白花花的清水流出来,不是只有河里、水塘里才有水吗,墙里怎么能流出水来呢,这水是从哪里流来的?父亲没功夫解答我的疑问。我们吃完母亲蒸的馍,喝了玉米粥,解决了在枣阳的第一顿晚饭。父亲和当地的几个“蛮子”聊了会儿天,已是天色将晚。他从架子车上取下稿荐,寻一处比较平稳的水泥地铺开,铺好被子,睡觉的地方就轻松解决了。枣阳没有可以投靠的亲戚,宾馆还要花钱,我们是住不起的,哪怕是最便宜的旅店。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头一天晚睡的父亲就又先我一步起床了。我一觉醒来,看到他又忙着拧水龙头接水做饭。吃过早饭,集市上的人慢慢多起来。父亲把架子车挪到卖牲畜的地方,摆出卖猪的架式来。不时有人过来询价,第一次接触湖北人的我,感觉他们买东西很挑剔。有的看了看架子车上瘦兮兮的小猪,一句话不说就走开了;有的人走过来,随手抓起一只小猪的两条后腿,提到半空观察一番,然后给出一个我们无法接受的价格,自然又是不能成交。日高了,天暖了,集罢了,一头猪娃也没有卖出去。不是买家不满意小猪,就是我们不满意他们出的价格。父亲主动和几个上了岁数的当地人聊天,得知枣阳再往东四十多里地有个万福店镇,猪娃在那里能卖上好价钱。正值壮年的父亲迅速做出决定:去万福店!
父亲再次拉上小猪和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绕过一个又一个山脚。过兴隆街,再向东二十来里,坐在拉车上的我,首先看到公路边路牌上的“万福店”三个字,我兴奋地叫了起来:“万福店!伯,你看!”父亲咧开嘴笑了,脚下的步子一定又轻快了很多。
在万福店,我家的八头小猪终于全部“名花“有主了。大一点的八斤左右,最瘦的六斤左右,一元一斤,八头瘦猪娃总共卖了几十元钱。
父亲小心翼翼地收好花花绿绿的纸币、硬币,又花七八元钱在当地的集市上买了三四十斤莲藕,没敢稍作停留,就又拉上我,踏上了返乡之路。最近我从电子地图上查询得知,从我们村经湖阳、太平、枣阳到湖北随州的万福店镇,步行距离八十三公里左右。
父亲,一个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农民,拉着架子车,载着我、八头小猪崽和行李铺盖,凭着心中对一家人的热爱,凭着对好日子的期盼和顽强的毅力,凭着一双泥腿,硬是一步一步走完了这一百六十多里路,实现了他和母亲将小猪变现的生活小目标。
回来的路上轻松多了,父亲哼着家乡小调,一日看尽长安花。下坡的路段,他还童心大发,要把架子车当“机械车”开:人坐在架子车的其中一个车辕上,依靠车子的惯性、用一个车把控制整个架子车的前进方向,这样能间歇性地休息上一两分钟,省力又舒坦。但因为没了猪娃,虽然父亲让我尽量往车后坐,但当时我只有五十来斤,车上所载的莲藕加上我,也没办法把车把上的父亲撬起来。父亲于是只好放弃,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了。
从万福店往回返的路上,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冒着黑烟奔驰的绿皮火车,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兴奋和憧憬。我死死盯着边拉响笛边向远处奔去的绿皮火车,直到它被山体和树木挡在视线之外。父亲跟我开玩笑说:“下次咱们坐火车再来。”我天真地附和道“中”。
看到父亲和我平安到家,一家人欢天喜地。父亲把买回来的大部分莲藕按原价分给了后面的邻居们。生产队长知道了,说父亲搞资本主义。母亲据理争辩,强调我们只是平价转让,哪能算是搞资本主义,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次跟父亲去湖北卖猪娃的经历,很多细节都不记得了。但这件事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我人生中的好多个第一,都是在这次陪伴父亲卖猪娃的过程中产生的。
2018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