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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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一天，我有幸一睹《武钢文艺》创刊号，发黄的封面似乎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脆薄的内页似乎跃动着往昔的脉搏。当它与最新一期的《武钢文艺》并排在眼前，六十年的苍茫岁月令人不禁感慨丛生。一些画面从脑海中渐渐浮现，带着遥远的梦想的气息和温暖的力量，穿过记忆的滚滚尘沙而无比清晰。
我的文学梦是从《武钢文艺》发芽的，编辑部的“园丁”都为此付出过心血和汗水，其中帮助最大的当数董宏量老师。
1998年初，《武钢文艺》新任编辑黄春华告诉我，他有一个绝佳的策划方案等待着编辑部讨论通过——把我的一组诗、一篇散文、一个短篇小说作一个小辑，以“新人出击”的名目刊发，有别于稚气未脱的处女作，而定格为我正式登上文坛的一次亮相。虚荣是最能够腐蚀一个人的，年少轻狂的我满怀期待，专程去了一趟红钢城二街老工人报社大楼，在一楼右首的办公室见到了董老师。此前我们已见过几次面，但单独面对仰慕已久的著名钢铁诗人，而且还是决定自己文学前途和命运的“掌门人”，仍然有些紧张和激动。董老师亲切地询问了我的阅读、写作经历，慷慨地肯定我的创作，用如今的话说就是有良好的“成长性”，值得坚持且令人期待。他对“一石三鸟”的栏目策划似乎还未曾详闻，我自然不好主动提及，于是请他作一点指导。他告诉我没有别的捷径，就是多读，多写，如果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沉下心来，真诚地面对世界，面对生活，面对自己，当一个文学的赤子克服了浮躁，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追逐梦想。
这次“晤言一室之内”，没有达成躁动的心愿，但于我的教益是巨大而深远的。应该说，春华兄的眼光不是一般的毒，他看中的“三只鸟”都有不错的去向：组诗《四月 麦子 女人》发表于吉林省作协主办的《青春诗歌》；散文《为岩石感动》在罗时汉老师主持的《长江日报》江花副刊发了头条；而小说《书店里的看守者》先是登上《武钢文艺》这一年第4期头条，后来又辗转刊载于黄梵老师主编的《南京评论》。但这“三板斧”只能代表过去，而董老师给我的教诲却开启着未来。
1999年，《武钢文艺》在广水三潭风景区举办了春天笔会。在这次笔会上，我写了一个《向马路对面张望》的短篇。同《书店里的看守者》一样，这也是一篇带着先锋意味的小说。事实上，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夜，先锋小说的大潮已悄悄消退。曾经挺立潮头的先锋作家纷纷倒向传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传统文学不朽的力量和毋庸置疑的主流地位。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摆到我的面前。与此同时，小说、诗歌、散文并驾齐驱看起来很酷，实际上却等同泛滥的洪水无法找到河道。我的写作急切地需要反思和调整。无数个夜里，我一遍遍咀嚼老师给我的教诲，犹如处身幽暗的洞穴，牵着隐约的光线摸索前行。
“万物皆有裂缝，为了让光进来。”老师智慧的圆光照进了我的裂缝。2001年第3期《武钢文艺》以“作家在线”栏目推出《程琳诗选》，据说这这组诗还是董老师从初审的弃稿当中抢救回来的。他破天荒地写了编后记：“读程琳的这组诗后，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激动，不禁向同仁们欢呼：武钢终于又出了一个‘真正的诗人’了！……他向我们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素质，那就是他真诚地面向生活，面向诗歌，并有敏锐的触角和较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而且，他有思考，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感悟，没有把诗歌当成一种语言的游戏，矫情地作秀。他的‘透明’，是心灵、情感和语言的透明，并非一览无余，而是如发光的晶体，令人欣赏和品位。”
钢厂的工人必定要拜师，年龄相差不大的是“师傅”，隔一代年纪往往就成了“师父”。在我心中，从此董老师就是我的“师父”。这样的恩情当得上“师”，也当得上“父”。
2002年秭归笔会，恰逢我和王树文的生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两个文痴自三潭笔会初次相遇已情同手足，却谁也不曾逆料来到屈原故里居然有人为我们庆生。那晚的餐桌上摆着大号蛋糕。董老师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大意是两位后起之秀、同庚好友都是双子座，祝愿双星闪耀，倍加灿烂。王志钦、郑因等老师和文友们一起唱起生日快乐歌，我和树文吹灭蜡烛后，李榕秀起“劈柴刀法”，看似凶猛的动作却丝般柔滑，一块块有棱有角香甜诱人的蛋糕轻快地递到每个人跟前。那是我过的最难忘的一次生日。文学把我们变成了亲人，欢乐的笑靥绽放在每一位亲人的脸上，师父蕴藉的笑容永远烙印在我的心底。
2003年6月三峡大坝开始蓄水。《武钢文艺》选择头一年赴秭归举办笔会，就是为了趁蓄水之前一睹三峡的原貌。生日第二天，我们游览了早已永沉水底的屈原祠，参观了归州旧城，然后乘江轮溯流而上，至夔门而返。我们一路指认着兵书宝剑、牛肝马肺、香溪、神女峰、滟滪堆。风急浪高，江轮像一叶扁舟在碧涛间颠簸，甲板上只剩下师父、树文兄弟和我。师父突然吟道：“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杜甫），我心下一动，接道：“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刘禹锡），树文接道：“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三人相视大笑。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愿回到那艘江轮，那时师父正当盛年，我和树文皆为少壮，都抱着梦想，“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生活里不止有诗和远方，也有现实的无奈和眼前的苟且。当我和树文老弟都是单身且还是工人、干事的时候，八小时之外可以都是文学，但当我们都已成婚必须负担起家庭责任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所谓“事业的发展”。师父还是师父，总是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包括但不限于向单位的头头美言、力荐，真正是“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在我疏离文学的荒凉岁月，师父既给予了理解，也未曾忘记必要的鞭策。我偶尔会发现淹没多年的旧稿又出现在《武钢文艺》上。有一回接到他的电话，只听他怒气冲冲地说：“再不写今年就颗粒无收！剃光头！”如果说我在最艰难的境遇下也没有放弃文学，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师父。
2010年起，我的诗开始变得“泥沙俱下”，那是因为有更多的东西进入诗行并相互交织、缠绕，现实，欲念，记忆，梦幻……常常写着写着就被语言的洪流裹挟到荒莽的滩涂，或是被思绪的漩涡卷入幽暗的溶洞。我无法回到师父曾经赞许的“透明”，无力捧出心心念念的“清澈”，仿佛打开了，又难以捏合、凑拢。我需要注入，需要颠覆，需要拆解，需要重构。就这样，在师父的帮助下，我来到鲁院。时针已经拨到2016年，这一年，父亲经历两次开颅手术几乎完全丧失了记忆，他的傻儿子还像西西弗斯那样尝试着推石上山。
从鲁院归来已是2017年。我的诗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既承袭了早期透明的成分，也允许万物自然的阴影。师父由衷地为我走出创作的沼泽地带而高兴，还不忘提醒我，钢铁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钢铁人要肩负起写好钢铁的使命。2021年9月，我以武钢一号高炉为引子，创作了《回响》一诗，讴歌钢铁工人的奋斗和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很快就由“学习强国”推出，翌年又登上《诗刊》“新时代专栏”。2022年我创作了《飞向星际的钢铁》，在诗刊社、中国宇航学会联合主办的“太空诗会”中荣获优秀奖，并入选《中国工人诗典》。我人生的每个关键时期，师父的教诲犹如岩岸的灯塔，总是温暖着我的心灵，指引着风雨中的航线。
2021年底，武汉地铁5号线通车。师父师娘从钢都花园步行到附近的科普公园站上车，从武钢站下车，又步行100米来到武钢大门口，说要去看看武钢一号高炉。这个从高炉走下来的钢铁诗人，听说曾经的“钢铁摇篮”成了网红打卡点，就一直念叨着要来。我带他们来到魂牵梦绕的地方，当看到“国家工业遗址公园”几个字，师父情不自禁即兴吟起诗来：“我也是一个工业遗址啊/虽然白发苍苍/但对钢铁的爱一点也没有减少！”
令人痛心的是，这次旧地重游的第二天，师父就检查出了重症。他住院治疗期间，我曾数次前去探望。虽然帮不上忙，但那种揪心的痛和诚心的祈祷却是真实的。谢天谢地他的病情终于得到控制并逐渐好转。2023年10月，武钢集团工会、中国冶金作家协会联合举办“董宏量新书首发式和创作五十周年回眸”，活动在武钢一号高炉举行，《武钢文艺》创始人、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师父的师父李建纲先生，以及《武钢文艺》一众老编辑欣然赴会。中国宝武武汉总部职工文学协会一应承办了具体事务，于公而言是向文学致敬、向钢铁致敬，于私而言则既是祈福也是报恩，也算是不成器的徒儿一点菲薄的心意。
今年夏天异常炎热。前几天他突然问我：“天这么热，《武钢文艺》六十年的文章不写了吧？”我说：“您当了三十年主编，不写太可惜了。”他说：“以前写得够多了，现在应该由你们来写。”接着又说：“有人炼铁，有人炼钢，我们这些炼字的人，注定被文字磨炼，逃也逃不脱。”醒来后我想起他正在利川避暑，心头一沉担心起他的健康。天亮后一通打听，得知他的身体不仅没有大碍，而且大有好转，这才放下心来。此刻对着利川方向，遥祝师父师娘吉祥安康，也想告诉师父：既然文字是一种宿命，我不会逃避，而将欣然领受，磨炼也好，慰藉也好，都是命运的馈赠。
2024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