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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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挚（997—1061年），字公仪，成都新繁（今成都新都区新繁镇）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龙谏议大夫。并先后出任蓝田上元知县、苏州通判、开封府判官、陕西都转运使，昭州、滑州、杭州知州，江宁府、河中府知府等地方官，卒于河中府任上。
《宋史》二九八载，北宋中期有勤廉良臣十余位，梅挚位列其中。
梅挚以学起家，为官三十二年，三入朝堂，六任州府，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仗义执言，政绩卓著。所著《五瘴说》对当时官场中存在的各种弊政和腐败现象痛加针砭，振聋发聩，对后世影响极大。宋仁宗经常在朝臣们面前表扬“梅挚言事有体”。《宋史》本传记载：“挚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绩如其为人。平居未尝问生业，喜为诗，多警句。”。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能得到这样的历史评价，难能可贵。纵观梅挚的一生，堪称古之循吏。
一、痛砭时弊，奋笔疾书《五瘴说》
景祐初年(1034年)，梅挚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知府，写下了痛砭时弊的《五瘴说》，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
广西属于岭南，梅挚知昭州时，那里地广人稀，山高谷深，土瘠民贫，气候湿热，瘴气弥漫，疟疾肆虐，被人称为“瘴疠之乡”。昭州是岭南瘴气最为严重的地方，历来是戴罪官员的流放之地，被流放此地的官员大都是有来无回。梅挚在《五瘴说》序言中叙说了岭南的瘴气是如何产生的后，话锋一转，直陈官场的“五瘴”：“予谓，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犹未能也。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时北宋官场中普遍存在贪官污吏强行搜刮民财、刑狱司法不公、官员生活奢靡、以权谋私敛财、沉溺淫逸女色等腐败现象。梅挚认为，大自然滋生的瘴气确实可怕，但是，比起官场上的这几种腐败现象，这“五瘴”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官员染上其中之一，好人也将堕落成“病人”，得了此“病”必无可救药，其结果必然遭到天怒人怨和受到历史的惩罚，谁也无法逃脱。遗憾的是许多官员不明白这一道理，把当下社会各种矛盾和腐败现象总归咎于自然瘴气，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梅挚在昭州任上，革除弊政，廉洁自律，勤政爱护民，甘于清贫，从不置任何私产。他深爱昭州的百姓、山水、寺院、景观、村路、明月、民乐及美酒佳果等，一口气写下十首五律《十爱诗》，丝毫也不嫌弃此地自然“瘴气”之恶劣，深得民众的喜欢和尊敬。他调离后，昭州民众自发建起“梅公亭”，并把《五瘴说》和《十爱诗》一并刻石记载，流芳于世。
梅挚的《五瘴说》，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犀利的批判精神，以瘴气为喻，对当时的官场进行了无情的针砭，这不仅要有很高的思想境界，还要有不怕得罪官场、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大无畏勇气。
《五瘴说》一出，引起了许多有正义感官员的高度赞扬，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十年之后，北宋元符年间，到昭州的任职的邹浩看见了梅挚的《五瘴说》，深受震撼，赋诗赞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
南宋绍熙元年（1190），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朱晞颜在读了《五瘴说》后，也深受震动，亲自撰写跋文，并请书法家石俯用端庄肃穆的隶书书写《五瘴说》，镌刻在风景秀美的桂林七星岩龙隐洞与龙隐岩连接处的瑶光峰岩壁上。石刻高一百九十三厘米、宽一百二十厘米，被世人称为“官家药石”。
光绪元年(1875)，梅挚的同乡、新繁人严渭春做广西巡抚时，见刻在崖壁上的《五瘴说》，难以忘怀，回到家乡新繁后，时常对人提及乡人梅挚在昭州所写的《五瘴说》。梅挚的同乡吕子丹知道后，在贵州罗斛做官时，派专人到广西拓印《五瘴说》。光绪三年(1877)，吕子丹回到新繁，把拓片专门送给龙藏寺方丈、诗僧雪堂大师。雪堂方丈认为，梅挚其人其文令人钦仰，此《五瘴说》有朱、石二公之跋与书，堪称双绝。雪堂方丈于光绪六年(1880)命人复刻于龙藏寺碑林，并亲自撰写跋语，述及这件石刻返回梅挚故里的来龙去脉。再后，新繁知县段莹再复刻于新繁东湖李德裕的石碑像背面，并作七律诗以记其事：“岷江分派赴川东，间气钟生只有公。纯静持行君子德，忠贞奏议大臣风。谏言职省三时外，炯戒官居五瘴中。遍抚昔贤堂畔树，精神应与老梅通。”南宋建炎年间，新繁知县沈居中在新繁东湖之南建三贤堂，绘三贤像，刻《五瘴说》，纪念乡人梅挚和有功绩于新繁的李德裕、王益三人。清代乾隆、嘉庆和同治年间，三贤堂又进行了重修和培修。今三贤堂虽不存，但刻有梅挚《 五瘴说》的石碑仍屹立于新繁东湖之滨，以警后人。
于今，《五瘴说》已成为全国各地反腐倡廉的典范教材。
二、勤政爱民，以兵治水开先河
据《宋史》记载，梅挚知滑州（今河南滑县）时。在滑州革除弊政，勤政爱民，很受爱戴。滑州地处黄河旁边，经常发生水患。为此，官府每年都要征调大量民夫去防洪，割芦苇、编草袋、以备黄河溃堤堵口之用。滑州水灾为什么这么严重呢？梅挚到任后，亲自到黄河滑州河段去视察水情，查阅地方史志，找当地老人了解灾情。原来历史上在“汴晋之争”中，朱温为对付沙陀骑兵，曾三次决河，至黄河改道，“夹滑县而东，为害兹甚。”由此带来的恶果是黄河年年有灾情，且两三年便有一次大的洪灾。滑州百姓年年被大量劳役弄得苦不堪言。
梅挚看到这件事既劳民伤财，又贻误农时，但防洪抗洪又必不可省，怎么办呢？梅挚于是给仁宗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由驻军来割芦苇、编草袋，承担防洪之役，以减轻百姓负担。有同僚知道了这件事，都为梅挚捏了一把汗。须知动用军队这可触碰了皇帝的红线。在宋代，为了防止出现前朝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威胁朝廷的情况，一直采取重文抑武政策，军队直接由皇帝掌控，地方官员无权动用一兵一卒。地方官员申请动用军队，岂不是触动了皇上的敏感神经，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好在仁宗皇帝知人善任，破天荒准了梅挚的上奏，批准梅挚动用驻军参加防洪治水。以兵治水，减轻了滑州百姓的劳役之重，滑州百姓无不感恩称颂。
滑州年年有水灾。有一年，黄河发了大水，滑州河段堤坝将决，情况十分危急。梅挚深夜得到急报，当即令州衙全部官员到河堤上参加抢险，自己身先士卒率领属下官员到现场指挥抢险，加固河堤。由于指挥得当，抢险及时，滑州避免了一场决堤之祸。梅挚也因此受到皇帝的嘉奖，得到提拔重用。
三、犯颜直谏，言事得体说朝政
梅挚曾先后三次入朝为臣，六任州府官员，长期担任重要职位，如殿中侍御史、龙图阁学士、谏议大夫等。梅挚在朝为官，以敢说敢为，不怕得罪同僚而为朝野称道。
外戚李用和、张尧佐都是宋仁宗信任的大臣，李用和是宋真宗李宸妃之弟，人称国舅爷；张尧佐是温成皇后的伯父，二人均受到仁宗皇帝的重用。对二人的升迁是否合适，朝中几乎无人敢反对。一次仁宗欲任李用和为宣徽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相当于宰相的官阶，以李用和的政绩是不应该有如此的任职，但众臣皆慑于李用和国舅爷的身份，无人敢反对，唯有作为御史的梅挚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仁宗皇帝虽然心中有些不悦，但非常佩服梅挚敢于直言谏事，采纳了他的意见。对朝政制度方面，梅挚针对北宋的冗兵虚员情况大胆提出裁撤建议；还多次上书提请扩大朝廷议政的范围（“召待制官同议政”）、恢复百官定期汇报制（“复百官转对”）等建议，宋仁宗基本都加以采纳。
梅挚在朝为官，不仅对朝政和官员敢于直言，对皇上也敢犯颜直谏。庆历年间，天灾频繁，黄河时有洪水泛滥，伊河、洛河决堤淹没田舍，江浙一带溃防，致海水冲入台州，不仅冲毁了房屋，还淹死了许多老百姓。针对这些现象，梅挚犯颜上书宋仁宗：“天意以陛下省职未至，而丁宁戒告也。”“陛下宜躬责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在封建王朝，皇帝永远是正确的，敢于对宋仁宗的执政问责，并提出尖锐批评，让宋仁宗“躬责修德”，这等于是让仁宗皇帝下“罪己诏”。如果宋仁宗心胸狭窄，梅挚的脑袋怕是保不的。好在宋仁宗虚心纳谏，不仅听取的梅挚的建议，还对大臣们称“梅挚言事有体”，还提升他担任了户部管理财政的重要职务。
四、梅挚的两个小故事：
1、最牛的嘉祐二年科考
嘉祐二年（1057），梅挚入朝以龙图阁学士、勾当三班院身份与欧阳修、韩绛、王珪等共同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作为主考官之一，那年距梅挚考中进士正好是3O年。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是科举考试有史以来最牛的一年，那年的主考官不仅有声名显赫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更有梅挚、梅尧臣、王珪这些大佬。这年科举考试，不仅选拔出了苏轼、曾巩、苏辙等大文豪，为中国的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更为出彩的是，嘉祐二年上榜的进士中，除了三个大文豪，还先后出了九个宰相。作为主考官之一的梅挚，自然功不可没。科考期间，梅挚在近两月的“锁院”封闭环境中，与欧阳修、韩绛、范镇、王珪、梅尧臣等六位主考官诗词唱和，使梅挚的文学才华得到一次集中展示。贡院“锁院”唱和诗集有诗一百七十余篇，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礼部唱和诗集》。欧阳修在所著《归田录》中记述这次文坛盛事：“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有之也。”欧阳修更是盛赞梅挚“文思温雅而敏捷。”
2、仁宗皇帝赠诗梅挚
在主持过嘉祐二年青史留名的贡举考试后，宋仁宗很高兴，准备提拔和重用梅挚，梅挚却主动要求外任，“请知杭州”。也许是对梅挚为官30年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政绩突出的褒奖，也或许是对梅挚杭州知州这一重任的期待和重视，仁宗皇帝竟亲自赋诗一首，为梅挚送行。
《赐梅挚知杭州》诗：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剖符宣政化，持橐辍才流。
暂出论思列，遥分旰昃忧。
循良勤抚俗，来暮听歌讴。
皇上亲自为一臣子赴任赠诗送行的事例，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十分罕见，因而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正史和野史中都传为美谈。梅挚也因此十分激动。有感于仁宗的知遇之恩，他到任杭州后便建了一座厅堂，取仁宗赐诗的首句命名为“有美堂”，并请欧阳修撰文、蔡襄书石以作纪念。苏轼两任杭州时期，更常在此会聚高朋，众多文人墨客在此诗酒唱和，这座“有美堂”在此后便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平添了几分骚雅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