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 陪娘熬年

雪夜 陪娘熬年

◆李健

“这鬼雪天，再也下不停了！”娘扭头瞥了我一眼，说：“你这娃娃，咋就不说好话呢，咒天骂地！‘麦田雪盖被，来年枕着油馍睡。’等着吧，明年天天都有白馍馍吃喽！”

五十年前，我七岁。那年的年三十，一场鹅毛大雪飘飘扬扬，娘在灶房里陪着奶奶包饺子，还特意在鱼儿形、月牙形的饺子中包进一分钱的硬币。据说谁要吃出饺子中的钱来，就能一年发财交好运。奶奶和娘说说笑笑，脸上洋溢着过年的幸福。门外的我，看着案板上排列成行的诱人饺子，舔了一下嘴唇，似乎满嘴都是香的。

在我的记忆里，熬年守岁是儿时最为高兴的事。

大年三十，在一声接一声钻天猴、雷子炮的响声中匆匆而来。母亲熬年，

从这响声的后半晌儿开始了。剁菜馅、擦凉粉、捏花馍、蒸扁垛、包扁食，最后还要炸松肉。松肉其实就像炸油条，只不过炸出的形状，如同一盆洗过的老姜，疙疙瘩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山村人缺吃少穿，家家户户普遍都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肉。只有到过年时才能割上一星半点猪肉，这少得可怜的猪肉，也是给拜节走亲戚的来客筹备的，山里人为了犒劳辛苦一年的家人，只好靠松肉来替代。

抬头向窗外望去，空中仍在舞动着的雪花，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灶房，让娘熬点玉米面糊糊，后又搬来梯子爬上屋门，贴上飘着喜庆、透着吉祥的红红对联。大功告成后，我前来邀功，趁娘不注意，偷偷抓一把煎好的鸡蛋塞进嘴里，两个腮帮子撑得圆鼓溜溜。娘扭头发现，在奶奶的数落声中，我撒腿跑出家门，与村头的小伙伴们去争抢未爆燃的小鞭炮，再迎一迎去买烧酒的堂哥。

熬年大戏，总在夜幕降临之后。三十的晚上，人是幸福的，闹腾的热火劲要持续到后半夜。远远近近的村寨，爆竹声接连不断，焰火闪闪，礼花点点，噼噼啪啪的响声一遍接着一遍。

饺子煮好，堂哥点响三声雷子炮、燃放一挂小鞭。父亲烧上三炷香，将三碗热腾腾的饺子，端到先祖供桌前，把堂哥买回的烧酒，倒满三盅，跪拜祖辈尽孝道。然后，才让我们美餐香喷喷的年夜饺子！

年夜饭，虽然没有几盘几碟凉热菜，但我们依然笑嘻嘻地围坐在柴火堆旁，开始猜谜语，吃饺子。“几只白鹅，蹚水过河，俩棍儿架起，送进庙里。”父亲一说完，我们就异口同声：“扁食。”灶房里的奶奶和娘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父亲就从贴身棉袄兜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毛票，一人一毛钱，发作我们新年的压岁钱。

奶奶和娘制造的小惊喜，也接着登场，每人碗里都盛有一个好运饺子，等吃到“钱饺子”总会引来一场又一场开心的大笑，一毛钱，变成了一毛一。

在艰苦的岁月，贴春联、添新衣、放爆竹，也是山村人熬年的主题。猜谜语给压岁钱，吃饺子咬出钱，尽管是一毛钱、一分钱，但这都是父母给我们童年创造的幸福和欢乐。

没有欢歌劲舞的“春晚”，一碗饺子、一毛钱增进我们与奶奶、爹娘的感情，也成为一顿记忆里最香最甜的年夜饭。

吃罢年夜饭，我们闹腾着跑到村头去喊去跳，父亲和堂哥、奶奶们围着一闪一闪的火堆，守岁熬年。他们面前虽没糖果瓜子，但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唠不尽的亲情冷暖。

洗洗涮涮后，娘最后一个入睡。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娘从箱子里拿出早已缝制好的花棉袄、黑棉裤，还有老虎头的疙瘩靴。她小声喊着乳名，一件一件递到我们兄妹的床前。我撇嘴一笑，抢过娘手中的小花棉袄，抱在被窝上边，又呼呼睡去。娘这样做，是怕我们吃饭碰上饭渍，弄脏了新衣裳。

守岁熬年，回味难忘。昔日的除夕夜，一碗饺子就是一顿年夜饭，一家人靠一堆火守岁熬年；如今年夜饭，有酒有肉还有果盘，喝酒由小盅换上了大杯，大茶碗变小茶盏。熬年是卧在沙发上，嗑着瓜子，看春晚。

年年新春今又到，昔日顽童今成翁。尽管那些尘封在记忆中的熬夜守岁渐行渐远，人们再不会为能否吃到一顿饺子而发愁，但春节回家是永远不变的主题。春节是一个传承的日子，像是一条拉着乡愁的单行线，它承载着小时候对过年的期盼，岁月深处的温饱冷暖，还有当下的国泰民安，更多的是它变成了一次次汇聚亲情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