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恩师沈默君先生

2009年8月20日凌晨，在安徽合肥的一个人工湖边，一位正在散步的老人无声无息地倒在长石凳上，当保姆樱桃带着他心爱的两条狗赶到时，他已经沉入永恒的睡眠。老人生前曾说最理想的离世方式，就是坐在湖边石凳上，在老狗的陪伴下睡去。他与这个世界的告别，与生前憧憬的几乎一模一样！

他就是我国著名剧作家、一代电影大师沈默君先生。他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在他的追悼会上，无数观众从全国各地自发前来，痛哭失声，为他送行的车队在合肥大街上浩浩荡荡。国家广电总局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送别大师沈默君”的评价，概括了他戏剧性的一生。

他的电影，曾占据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半壁江山

沈默君是我的恩师，笔名迟雨，被誉为中国的西蒙洛夫，与作家沈西蒙、音乐家沈亚威并称为“三沈”。

沈默君这个名字曾经风云一时，风头无两。他编剧的电影，曾经占据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半壁江山，并创造了连获3次大奖的奇迹：《渡江侦察记》开创了中国军事题材惊险影片的先河，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一等奖；《南征北战》是新中国第一部战争史诗巨片，也是1951年全中国投拍的唯一一部影片；《海魂》明星荟萃，获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节“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二等奖 。

电影给沈默君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无法预知的厄运，狂放任性和恃才傲物的个性更让他吃尽了苦头：特殊年代，大会开小会批，还要做些莫名其妙的检讨。他没什么可检讨的，就发挥他嬉笑怒骂的调侃本事，说他不该做梦吃红烧肉——很多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呢，扫厕所的王阿姨刷一个马桶才赚两分钱，还攒着钱捐给国家买飞机，他不该这么奢侈吃红烧肉，做梦都不可以……

检讨完了，他照样一横一横地走路。他这人就这样，天不怕地不怕，一根肠子通到底，在他那里，毫无隐私可言。他洒脱不羁却又铁骨铮铮，宁折不弯，他写故乡螃蟹的对联，简直就是他自己的写照：“进也罢退也罢，老子横行；蒸也好煮也好，死也硬气。”横批：“天下第二蟹”。

北大荒，活生生的一场噩梦

正当沈默君的创作如火山迸发，事业如日中天时，那场突然袭来的风暴，使他首当其冲变成了“右派”，他被强令脱下军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连降9级，发配荒寒的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妻离子散。那年，他才33岁。

有人曾如此描绘北大荒的劳教岁月：“住的土房，四壁透风。屋顶漏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滴答。从房草间隙曾掉下青花蛇，睡的铺位，稍一翻身便被邻居挤占，常闹‘边界纠纷’。我的紧邻——大尉作家沈默君曾戏说：我在北京家住14间房，现在只有55公分。我干吗要争这一两公分呢！”

在北大荒军垦农场，每天都有人无声无息地死去，因病灾、劳累、绝望等。他们，都曾经是各界的顶尖人士，却死得毫无尊严和价值。

北大荒的冬天冰天雪地，流下的鼻涕也立马冻成了冰条。那年冬天，农场里打了一只狍子，做成肉丸子，一人分7个。沈默君的邻铺是一位来自香港的电影明星，他捧着碗里的丸子，有气无力地说：“老沈啊，我实在吃不下了，剩下的这5个你就吃了吧！”老师不知道他那时已经病入膏肓，他喜欢吃肉，就当仁不让地吃下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喊明星起床，没有动静，往明星身上一摸，人已经凉了！

但严酷的现实，仍磨不掉沈默君的棱角，他依旧嬉笑怒骂，口无遮拦，活脱脱 “蒸不烂，煮不热,，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

有一次，他给一条狗穿上军大衣，赶着它在农场到处跑，以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宣泄内心的悲愤。他本来就有哮喘，长时间的营养匮乏和非人待遇，又使他得了浮肿病，病得连迈出门槛都困难。躺在病房里，耗子们如入无人之境，公然跳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他的脚趾。有人来探望他，他悲愤而痛切地说：“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曾经亲口问过老师：你为什么要给狗穿上军大衣，难道真是为宣泄不满吗？他捧着小茶壶，把头一摆笑嘻嘻地说：“哪有的事，我就是觉得那样好玩嘛！ ”为了这个好玩，付出几乎被斗死的代价，只有他敢于跟命运开这样的玩笑。

农场的一位负责人热爱老师的电影，他看情势严酷，便悄悄安排手下将老师送到山下做了中学教师。在此，他有幸巧遇长影导演苏里，有了重返影坛的机会。不久后，他的《自有后来人》便在长影的小白楼里诞生了。

电影拍完后，又被改编成现代京剧《红灯记》，名噪一时，排在8部样板戏之首，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和一代人爱恨交织的记忆。

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正当《红灯记》如火如荼上演时，它的原作者却在安徽枞阳默默地接受改造。一部无人不晓的《红灯记》，对他来说不知算是荣誉，还是耻辱？

枞阳，落魄岁月中的温暖

老师在枞阳县文教局做创作员时，一家人都要靠他每月57元的工资过活。没有菜，到市场买3分钱一个的孵蛋用盐一腌，已是待客的佳肴了；没有烟抽，就打发孩子到电影院捡烟头，拆开晒干卷成纸烟，抽得津津有味。他还对朋友戏称他家的伙食不错，顿顿 “三菜一碟”——青菜梗炒青菜梗、青菜叶炒青菜叶、青菜梗炒青菜叶，外加一碟辣椒酱。

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却没钱买煤，老师只好将压在箱底的天蓝色呢大衣拿到旧货商场寄售，那还是他1956年为陪同来访的巴基斯坦电影代表团在王府井定做的，只穿过一次，但谁穿得起那样一件大衣呢？摆了几天无人问津，只好又拿了回来。

老师是那种坎坷中见风流、落难时仍霸气的男人，硬骨铮铮，狂放不羁，无论怎样的困境，也是要笑便笑，要骂便骂，不肯屈尊附就，奴颜媚骨。他嘴巴爱吃、爱说，爱女人，爱过很多人，也负过很多人，一身宛若孩童的潇洒旷达。都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可他这个落魄人在枞阳城走路照样一横一横的。小儿子乓乓在学校被人欺负，他前去破口大骂，无人敢探头应声。那幅螃蟹的对联，就写于此地。

老师虽是一介书生，却出奇聪明，生存能力极强，无论什么一点就透，一学就会。他自己动手改造了煤炉，既不会熄灭，又省煤。在北大荒劳改时，人家要盖一排猪圈，他自告奋勇设计了一套安徒生童话中那样的欧式尖顶红房子，令人啼笑皆非；在长影时，他到道具车间跟人学会了木工活，在枞阳用的家具，都是自己打造的，据说到现在还有穷哥们用着他做的家具，结实得很。

毁灭性的灾难没有摧毁老师，又换了另一种方式，好像不把他置于死地不罢休：他再婚的妻子撇下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乓乓撒手人寰，他又患了严重的胆囊炎和胆结石，经常疼得在地上打滚，惟一的办法是外科手术开刀，但他身无分文，枞阳小城又做不了这个手术。他只好把两个儿子交给老母亲，自己到芜湖治疗。手术时，他的血压几乎为零，稍一疏忽就可能丧命，躺在手术台上，他觉得必死无疑了，便对朋友交待说：“我一无所有，只有两件毛线衣，留给我的两个儿子一人一件吧！”

但手术竟然成功了，他侥幸保住了性命，好友的母亲杀了家中唯一的一只老母鸡为他补养身子。多年后，他还对那只老母鸡感恩戴德。

身体康复后，他又恢复了豪迈乐天的本性，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引车卖浆者流。他们时常在涂姓人家的花圈店里聚会，谈天说地，苦中作乐。大家不管他是什么派，只觉得他可敬可亲可爱。说来也怪，只要他去了，那里的生意就特别好，店主老涂一高兴就买老师最爱吃的盐水鸭犒劳他。

见老师活得落魄清苦，朋友们就凑了笔钱让他去北京找某人服个软，但他岂是肯低头偷生的人？他勃然大怒，将众人臭骂一顿，从此便没人敢再提这事了。

不管人们对《红灯记》如何定位和评价，作为原作者的沈默君，在当时始终是清白而清醒的，他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更没有贻害他人，他以一种不卑不亢、嬉笑怒骂的形式，坚守住了一个剧作家的良知和操守！

合肥，睿智天真的晚年生活

再疯狂的暴风骤雨也有停息的时候，老师终于熬到了这一天！

1978年春，他的冤案平反了，恢复了党籍、军籍和原来的工资级别，被调到文化部剧本委员会任创作组组长。这期间，他创作了《台岛遗恨》、《孙中山与宋庆龄》《死亡集中营》等多部影片，并出版了电影剧本集《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离休后，老师选择在合肥度过晚年。他那暴风骤雨般的急脾气，老年时收敛了很多，但他仍然很“牛”，崔永元主持的《电影传奇》要采访他，他说：“我年纪大了，要来你来！”，结果，崔永元真的带着摄制组专程赶到了合肥。面对着镜头，他横眉怒目地底气十足地说：“当年在北大荒，那个时候，我还是有激情的！”

老师的这次亮相，将人们又带回了那个爱恨交织的年代，节目反响强烈。我就是在这时候，与老师相逢相识的：他看到一本载有我作品的杂志，委托当地政府一定要找到我。

初见他时，他就是那样一横一横地走路。他身材高大，显得笨拙、迟缓却又霸气。我给他拍过一张拄着拐棍坐在沙发上的照片，霸气十足，气场强大，我说他像二战时的丘吉尔，他响亮地回答：谢谢！看过我写的剧本后，他惊喜不已，直截了当地说：“你真是不出于蓝但胜于蓝啊！老朽不知是否有这个福气，收你做我的关门弟子？”

老师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个老顽童，他睿智天真，妙语连珠，上至耄耋老翁下至3岁孩童，没有不喜欢他的。有一阵子，小区的一个老太太瞅准了他散步的时间，天天在门外等他，拄着拐棍儿给他朗诵《诗经》，他吓坏了，只好改道以错开与老太太相遇的时间。我们都笑他有铁杆粉丝了，他却坐着沙发上唉声叹气，那认真的样子把我们笑得要死。

记得有人在网上留言，说老师是一个越老越散发着无穷魅力的人。看来喜欢他的，远不止那位老太太。

老师喜欢看《大明宫词》，因为它浪漫而诗意；还有《闯关东》，他说这个戏张教授爱看，王大妈也爱看。他说他的《红灯记》翻拍的就不行，看的时候保姆樱桃在沙发上睡着了，老百姓不爱看的戏，怎么会是好戏呢？

每到周末，老师就让小秘书打开电脑视频，与我谈剧本。

老师一生走遍大江南北，见多识广，他的好吃嘴馋是出了名的，爱吃大鱼大肉，最爱吃的是鸭子，什么盐水鸭烤鸭清蒸红烧，变着法儿的吃。阿姨曾说他跟鸭子有仇，他吃过的鸭子能绕地球一圈了。我想鸭子们若见了他，一定会吓得抱头鼠窜吧；要是找个画家画一群鸭子，中间坐个笑嘻嘻的胖老头，该多有趣啊！

老师顿顿少不了荤，我却爱吃青菜，一闻见樱桃在厨房里做饭的油腻味道就反胃，更痛苦的是老师还要不停往我盘子里夹肉，说：肉要吃，看你写出那么好的作品，需要补脑子的！再顺手夹一块肉，扔给脚边的那两条父子狗——多多和吴老四。

老师每晚9点半准时在浴缸里泡澡，一边泡一边“啪啪啪”地拍打肚皮，他说这样能减肥。巡逻的保安听见有动静，却找不到声音的来处，于是那阵子小区里到处盛传闹鬼。樱桃出去遛狗回来，将这个奇闻讲给老师听，他听了心知肚明，此后，那夜夜9点半的“闹鬼”声就销声匿迹了。

老师对一切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像个孩子似的渴望四处走走。看见车就问价钱，雄心勃勃地要买辆车，雇一个女司机拉着他游山玩水，再到他曾经劳改过的北大荒去转一转。问他为何非要雇一个女司机呢，他笑嘻嘻地说：“女司机好啊，有事我就打电话呼她，没事她就在家纳鞋底子！”

大家都笑翻了，他也豁着掉光了牙齿的嘴，笑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最后的岁月

作为老师的关门弟子，我对他一生的秘密了如指掌，却对他的艺术成就望尘莫及。老师在发现我这个“文学青年”时，对我寄予了厚望，他说：“我很庆幸在有生之年发现了你。我们都曾经年轻过，但都没有你的才华。年轻人，好好努力，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骄傲”。

那些日子，他沉浸在发现我的兴奋里，他坚信自己眼睛很“毒”，看人绝不会错，见到老战友就将炫耀一番，让大家都知道他发现了一位前途无量的女才子，搞得我像只熊猫那样处处被呵护着。

我去看他，打电话问带点啥，他大声旗鼓地说：啥也不要，你给我带10斤山东大葱！我要给他带海参，他说：那就带海参崴的，其他的不要！结果带去后，海参没见他吃，倒是大葱让樱桃切得一段一段的，顿顿端上来，搞得阿姨掩鼻唯恐躲避不及。南方人不吃生葱，老师这个嗜好还是当年在山东打仗时留下的。

老师称自己是南蛮子，称我和狗狗吴老四是北侉子，因为吴老四也爱吃馒头，不爱吃米饭。每天吃完饭，我俩就坐在饭桌旁开聊，一聊就两三个小时。他是个没有隐私的人，什么也不隐瞒，你不问，他也要主动坦白，将自己剖析得体无完肤，却没听过他说过一个人的坏话，即使那些曾经将他整苦了的人。往往，我都听得头晕目眩了，他仍然兴致勃勃，意犹未尽。多多和吴老四也趴在桌旁仰头望着他，听得津津有味。

说起往事，老师总是轻描淡写，谈笑风生，再残酷的细节到他嘴里也变成了笑谈，那些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经历，在他的嬉笑怒骂间鲜活重现，叫人时而会心一笑时而却辛酸得想流泪。历经了那么多背叛和明枪暗箭，他依然乐观，从不抱怨。

老师很瞧不上写传记的人，说那就像小狗撒了尿，再跑回去闻闻。但我想真实的历史，不该让它湮没在尘埃里。

老师爱做白日梦，还起了一个浪漫的网名：微笑的梦。他说有梦的人是不会老的。每天午饭后聊完，他都要坐沙发上打个盹，旁边放着小泥壶，胖手里托着摘下的假牙，手背上的豆窝里，盛满午后的阳光。多多和吴老四伏在他的脚边，发出香甜的鼾声。

每当这时，我就有些伤感，看着他摘去假牙而凹下去的双腮，我黯然地想：老师真的老了！

老师一生天不怕地不怕，但到最后很怕死，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太多遗憾需要弥补，怕来不及。那阵子，目睹老友们接二连三地去医院，然后一个接一个去了天堂，他吓坏了，隔几天就打个电话给剩下的老友：“你怎么样啊，怎么还没去医院啊？”搞得人家一接到他的电话就战战兢兢。

2007年秋，他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心脏也出现问题，住进了医院，他慌张地打电话问我：“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我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顿，又哄孩子似的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他会活到一百岁。他半信半疑，仿佛他的命运掌握在我手里，在电话那头可怜巴巴地说：“那就这样吧……记着常来电话啊！”我给他寄去了护心卡，他好了疮疤忘了痛，一转身就给了一位心脏同样有问题的小保姆。

老师不太出门，却遍知天下事，思想前卫，只是晚年时怎么也不肯动笔了。他的思维还是那样无懈可击，声音也底气十足，带着铜钟的宏亮音色，甚至打个喷嚏也惊天动地。可是他真的老了，他高大笨拙的身躯，在客厅挪动的时候，一颠一颠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样子，肩膀也是一边高一边低。不知他每天早上拄着拐棍在湖边散步时，是否会从湖水中看见自己老态毕现的模样？

老师离世前的一天，还与我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说很久没看到我的文章了，再三说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骄傲。我答应尽快去看他，他自信满满地说：放心，我活到90岁没问题，90岁之后就不敢说了！

没想到这一个电话，竟成了永诀！老师没能守住自己的承诺，轻而易举地举着死神的请柬就走了！

接到电话我哭了又哭，连夜登上了去合肥的火车。从北京到老师家的距离，像一生那样漫长，我在火车的颠簸中恍惚睡去，分不清是梦是真。

下了火车，拖着皮箱走在长江西路上，细雨如愁，物是人非，仿佛前生后世。我知道失去了老师，今生我将更加坎坷孤单。走到老师家的窗前，一看见他的遗像在簇拥的白花间朗笑，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

照片上的老师依旧是睿智天真的模样，仿佛他青铜色的笑声从天堂传来，震得满室的花颤动不已。我在门外久久抽泣着，不愿再迈进那扇熟悉的门。那上面，分明还留着老师那双大手的余温！

在我献给老师的花圈上，写着这样的挽联：密州拜恩师情深意重，乌江写楚汉教诲永记。

老师离去后，我病了一段时间，在阴阳交错中回忆、思索、泪流了又流。我没有想到，老师的离世带给我的悲伤是如此巨大而绵长。

一个时代就这样远去了！欣慰的是，老师在历经了风云变幻之后绚烂归于平淡，他是为数不多的笑到了最后、并以自己向往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的人！

老师最终葬在了安徽枞阳。他落魄时包容接纳了他的地方。在他的墓碑后面，刻着儿子乓乓对他的评价：父亲的命运与共和国历程相交而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民族命运的走向；父亲的人生道路是一个赤色知识分子的艰难跋涉，充满太多峰回路转，惊心动魄，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