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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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的词汇、结构、表现方法、色彩、情调及美学作用，是构成和显示作家艺术风格的重要标志。张天翼小说之所以别具一格，不仅得力于他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多样的表现手法，更得力于他非常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往对张天翼小说的研究，多注重于他的讽刺艺术，对他的语言风格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试从语言的结构方式、表观方式、审美效果三个不同的层次，对张天翼小说外语言风格进行初步探讨。
（一）
语言结构方式，指的是作家的构成文学语言运用词汇、句式、语调、语气及语法结构的方法和形式。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鲁迅先生以其刚健、遒劲的文风，开创了中国文学语言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然而，也出现了不良倾向。不少作者或者在“旧书里讨生活”，脱不掉裹脚布的气味；或者照搬外国语言，套上了“洋八股”的枷锁。
张天翼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①，“把人们咀里得出的话写到纸上去”②，无论在语言结构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取得了创造性的成绩，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张天翼小说语言结构方式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口语运用的广泛性与准确性上。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写道：“在表现不同阶层人物的语言的准确性和广泛性这方面，没有一个现代作家能超越张天翼。”③这虽系一家之言，但就张天翼小说口语运用的主要特征来看，其评价却是确切的。
广泛性，指的是小说口语所反映的社会面的广泛和地理域的广泛。张天翼社会经验丰富，视野开阔。在他的笔下：上至官僚地主恶霸，下至小知识分子、小公务员以及底层的劳动者，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各类行话术语、口头惯语，莫不具备。小说的背景有城市、乡村，有南方、北方，有沿海、内地。各种方言、土语(主要有湘方言、江浙方言、北方方言、川方言以及与方言相应地带的土语)，他大都能运用自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张天翼与同时期的老舍及稍后的赵树理都以善用口语而著称，但老舍的口语限于京片子”(北京市民口语)，赵树理的口语限于“山药蛋味”(晋东南农民口语)，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张天翼运用口语而不拘阶层，运用方言而不拘地域，表现了他对语言艺术的独特追求。
准确性，是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之一。张天翼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语言往往能与人物的身份、职业、籍贯及一般性特征高度契合，几句话，就活脱脱勾勒出一个个形象：
乡村劣绅——“现在这批乡下人简直不成话，发新是——发新是——我晓得都是发新领头。这些事我九爷都明明白白……你们这些田夸老……” (《三太爷与桂生》)
遭灾农民：一一“彭委员你老人家看看哪，这些禾线子——……，颜色都——哪，晒得乌焦巴弓！今年真……”(《呈报》)
学者：——“你可连原则上都……”(《移行》)
士兵：——“奶奶雄，你这连长鸟用!”(《最后列车》)
从词汇、句式到语气、口吻都符合人物的身份。人们几乎无须看作品中人物的肖像描写，也能“由说话看出人来”④，表现出作者运用口语的高超才能。
以上分析的，主要是语言的内容，张天翼小说语言特点，还表现，在语言的结构形式上。
“五四”以后，小说语言的结构形式出现过欧化的不良倾向，不少作家在小说中大量使用长定语句、倒装句、多重复句甚至外语句式，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沉闷、板滞的色彩，不符合中国人民说话的习惯。这里随手拈来一例：
“还有好笑的是赤卫军们自己把这儿土产的大竹节切成一管一管地里面又装了硝黄之类，不会伤人的炸药，在喊声里点着了真好象轰天震地的大炸弹。(冯铿《红的日记》1931年版)
六十四字一句，真是洋洋乎大观，但究竟令人看得吃劲也难于理解。 (冯铿女士并非典型的欧化语言的作家，可见当时情况的严重。) 这种句子，在张天翼小说中是绝对没有的。张天翼小说中的句子大都句式简短、结构单纯、表意明白。如《团圆》开篇的景物描写：满天的云。满天的蜻蜒。这天是好日子。几个字一句，三句话，三个意思，明明白白。又如《包氏父子》中对包国维的描写：
他对镜子正面瞧瞧，偏左瞧瞧、偏右瞧瞧、他抿一抿嘴。他脖子轻轻扭一下。他笑了笑，他眯眯眼睛，他扬扬眉毛，又皱着眉毛把脑袋斜着：不知道什么根据，他老觉得一个美男子是该有这副脸咀的。
也是几字一句，一句一个动作，颇似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显得十分简洁而又形象。总之，这类简短单纯的句子，新鲜、朴实、形象、风趣，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口语十分相似，这是很难得的。
巧用标点，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调、语气，是张天翼小说语言结构形式的另一个特点。口头语言的语调语气千变万化，往往同一句话，换一种语调语气，就意思迥异，这种复杂的变化要在文字上表达出来，确是十分困难的。
如《包氏父子》中的老包，念成绩单上的缴费规定：“制服费!……制服费：二……二……二十元。……通学生除……除……除宿费、膳费外，皆须……”
这里的标点运用的实在高明，即十分形象地模拟了老包念得断断续续的语气，又暗示了老包十分慌乱(因害怕交不起学费！)的心理，还表现了老包那种十分慎重其事的可笑态度，真是一箭三雕。
有时作者为了表达某种特别强烈的感情，运用标点达到了十分出格的地步。
单纯采颇若干口头词汇点缀于作品之中，并非难事，张天翼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力求形式与内容在口语上的统一，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新的探索。
张天翼小说语言结构方式的特点，还表现在小说中人物语言与描述语言风格的统一上。人物语言口语化，这不只张天翼小说中如此，其他作家也大抵如此，所不同的是，不少作家在对话中使用口语，而在叙述语言中却使用华丽的词藻、欧化的长句。张天翼则不这样，作为叙述人，他使自己从作品中隐退，以小说中人物的口气进行叙述，使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形成统一的风格。如早期的作品《二十一个》(1931年)通篇都以士兵的口气叙述，至使其小说语言几乎全是士兵的粗鲁口语。稍晚一点的作品《奇遇》(1934)依然保持了这个特点，我们试看作品中的豫子对她那位“五姨爹”的描绘：
身子也大，脑袋也大，牙齿也大——嘴唇没力气挡得住，就让那排大牙挤在外面．那张黑的大脸上——又不象哭，又不象笑，就仿佛哥哥摔破了新石板那么神气。
完全是一位小孩的口语。既形象，又生动，又幽默。一直到较晚时期的作品《华威先生》(1938年)，这种特点依然存在。当然，并非说叙述语言只能运用口语，但这种执着地追求语言风格统一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总的来说，张天翼小说语言结构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口语化”。他以“把人们咀里说得出的写到纸上去”为宗旨，怎么说就怎么写，“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顺其自然，使语言呈现出容智而不古奥，流畅而不华丽，质朴而不呆滞，平淡中有奇警，统一中有变化，粗犷风趣、简洁平易的鲜明特色。这种特色为张天翼小说语言独特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