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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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尔基说：“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的艺术。⑤怎样运用语言去达到这些目的呢?不同的作家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方法，所谓“因宜适变、曲有微情”，⑥指的正是这种微妙的差异性。因此，语言的表现方式是比结构方式更为内在、更为复杂的问题，它更为直接地表现出作家的创作个性，决定作家的语言风格。因而要真正准确地把握作家的语言风格，就必须研究语言的表现方式。
张天翼是一位具有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不拘一格，勇于创新。他不但创造造性地继承了我国民族文学的传统手法，大胆地吸取外国文学的艺术技巧，而且对其它艺术的表现手法也进行广泛的借鉴。如：喜剧的讽刺与幽默，电影的蒙太奇，漫画的色彩，音乐的音响和节奏……。他杂取众家之长，兼收并蓄、熔炼改造而为己用，大大开拓了艺术的天地，提高了文学的表现能力。他能根据不同题材的需要，灵活地调动多样的语言表现方法，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使小说语言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色彩与情调。
张天翼有“文学漫画家”的称号。⑦他确实不愧为一个高等的漫画大家。他以宏大的气派、熟练的技巧、辛辣的语言，十分广阔地勾勒出了三十年代一系列灰色人物——小官僚、小政客、小乡绅、小市民、太太、小姐……的狰狞、伪善、卑下、猥琐、庸俗的“百丑图”，给这群丑类施以无情的嘲讽与有力的鞭笞。且看他以夸张的手法给人物的画像：
他走起路来象个运动员，踏一步，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摆一下，仿佛老跟别人打招呼似的。(《包氏父子》)
他两手都在狠命地对付脚丫——他左腮巴上的皱纹把嘴扯歪着，一颗发亮的唾涎挂在唇下……(《砥柱》)
酷似两幅漫画，显然是夸张的。但这种夸张却巧妙地契合人物个性:“象个运动员”——正暗示了包国维朝思暮想向上爬的心理；“胸脯连着脑袋……打招呼似的．”一—夸张了包国维的虚荣性格。略略两笔使一个顽冥、卑劣、内心空虚、外表张扬的小市民形象跃然纸上。后一例，用“对付脚丫”夸张了那位“砥柱”人物的嗜“臭”性(心地卑污)；用“发亮的垂涎……”夸张了人物的贪婪性(包括贪色)，短短两句，使一位假道学先生的卑劣灵魂暴露无遗。鲁迅先生说；“夸张了这人的特点，……却更知道是谁。”⑧这正是漫画手法的巧妙处。
幽默，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从吴承恩、吴敬梓到鲁迅，他们的文学语言都具有鲜明的幽默感。张天翼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张天翼与老舍一起被人誉为幽默文学的“双壁”。“悬念”、“渲染”、“反转”、“突变”的幽默结构法，是讽刺文学常用的方法之一。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典范。张天翼也十分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这不仅表现在他小说的整体构思中，(如《欢迎会》、《抢案》、《呈报》等)，甚至在一些简短的语段中也有显著表现：
他掏东西!
一下子彭鹤年先生心跳得几乎蹦出口来，偷偷瞧着对面那人的右手。那只右手动的很慢，满不在乎地掏着，蜗牛式的往袖上移。仿佛等了一年多，他才把掏着的运出了左手袖口。
一块脏手绢！
彭鹤年先生像掉到了冰捅里：小声的叹了口气。右腮猛地一阵痒，他大发脾气地下死劲一拍：劈!一只蚊子嘤地飞了开去(《呈报》)
非常典型的“幽默四部曲”：勘灾委员彭鹤年一心想得到“酬报”(贿赂)，眼巴巴地望着他(当家师爷)“掏东西”，在彭的心里，以大约要掏那个什么“酬报”了，却又十分放心不下，这是‘悬念”；然而那个当家师爷却象故意调胃口：“满不在乎地”、“蜗牛似的”，让人心如火燎，急不可耐，这是“渲染”；突然，戏剧性地一一竟榴出“一块脏手绢：”，真叫人道目结舌，这是“反转”；彭先生恼羞成怒，无可气出，于是“劈!……”，这是“突变”。一连串喜剧性的变化，叫人忍不住捧腹大笑。简短的几节文字，制造出如此强烈的幽默氛围，令人叹为观止。
讽刺与幽默是张天翼小说语言的“底色”。张天翼小说语言表现方式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动态感、音响感、节奏感。陆机在《文赋》中说：“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这正是张天翼所刻意追求的。
运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通过空间的转换与时间的延续，造成句间意象的跳跃，使语言产生出鲜明的动态感。“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国民党不抵抗，人民流亡失所。作者无法以平静的心情来描绘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他以悲愤的心情、特殊的手法、丰富的想象，描绘出一幅光怪陆离的悲惨图景：
都市在喘息。大地的脉博在急跳。臭虫似的铁甲虫。留霰弹，四十二寸的炮口。轰炸机。殖民地民族的血和肉。骄傲的旗：那图样象只横割面的盐鸭蛋。……大街上堆着尸。沟渠里滚着血。风挟着血腥流到每个城市，每个乡村。老百姓预备逃，老总们的脸绷着。(《最后列车》)
一大串独词句和短句急促而跳跃，十几个毫不相干的意象扑面而来，恰似一组杂乱的电影叠写镜头迅速掠过，使人在骚乱、恐怖、仇恨，悲哀等交错混杂的气氛中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
另外，运用分割动作的组接造成人物的动态，也很有特色：
妈妈用肘撑住身子。妈妈用手撑住身子。妈妈爬了起来。(《团圆，》)
三个动作性的短句颇似一个个剪辑下来的电影镜头，按时间的顺序排列，联起来一看，人物似乎动起来了。将电影的表现，手法运用于小说语言，这不能不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节奏感在张天翼小说中也十分突出。作者常常运用铺排的写法，构成音韵铿锵、节奏鲜明的节调，大大加强了语言音节的表情性。有时，甚至照顾到心理节奏，造成很强的感染力：
大家心一跳。大家都饿着，只带了一点儿水。他们家里没了吃的。他们的家成了炮灰。他们家里有些什么人给什么讨贼联军拉去当伕子。他们眼见他们的麦子给那些军队糟蹋完了。——《仇恨》
这里描写了军阀混战给农民带来的一件惨似一件的灾祸。作者用由短渐长的一组句子排迭起来，使人海读一句，心就往下一沉，愈往后心情愈沉重，愈往后语言的节奏也愈慢。每读到这类句子，真可击节咏叹，令人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炼句功夫。
形象、动态和节奏给人一种“字立纸上”的感觉。清代学者袁枚说：“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⑨张天翼可谓深请此中三昧。
运用单纯重复的方法，从心理学的角度处理语言，是张天翼小说语言表现方式的独特标记。在张天翼小说中，很多人物都有某种习惯性的动作或口头禅。如《温柔制造者》里的老伯爱说“对不起”，《猪肠子的悲哀》里猪肠子爱说“那好极了”，《包氏父子》里的包国维爱“抹一抹头发”、“扬一扬眉”等等。
人物的这种习惯性言行与人物的心理、性格具有怎样的联系是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特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潜意识的欲望或本能的控制。他把人类的心里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潜意识”三个层次⑩，他认为，每当人的潜意识十分强烈或人物的精神状态稍一松弛时，潜意识就会以“化装”的形态撞入意识，进而表现为一定的行为。
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可以把张天翼小说中人物的习惯性言行归结于人的潜意识。而人类的意识(包括潜意识)又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因而，这种习惯言行又可以归结为人物性格对社会环境的变态(“化装”)反应；谢德林认为：“从人物口中说出的话，没有一句不可以追溯到它的环境，……生活中没有一种行为、没有一句话没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从张天翼小说大部分重复语言中，我们都可以追溯到人物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特定性格。如包国维的“抹一抹头发”、“扬一扬眉”，无疑正是人物虚荣性格的表现，就如猪肠子口里“好极了”一类表面上没有特殊意义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某种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窟见人物那种颓废、堕落的性格特征。因此，认为这种重复语句不过是作家为图省事，用以当作人物性格简单标记的看法是不对的。
根据作品中人物的主观感受写景状物，是张天翼小说语言表现方式的又一特点。三十年代初，不少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较深，描绘自然景物追求纯客观的精雕细琢。张天翼继承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他认为：“一篇小说里写得景自景，人自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⑧他追求的是“物我同一”、情景交融：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轻轻的风在地面上流着。漆黑的几个人影在地面上奔着。(《团圆》)
乌鸦挣扎地叫着，声音给风卷了开去，就又短促，又发闷——仿佛关在坛子里发出的叫声。(《陆宝田》)
这样的景物描写已不是从客观的角度加以艺术的再现，而主要由内心的感受，把一幅画中与人物心理契合的部份凸现出来，而把其它部仍略去；把音响中与人物心情合拍的声音放大开来，而把其它声音隐去。将人的生命外射于物，使原无生命之物具有人情；将物的姿态移注于人，使人在外物之中找到寄托。这样的描写，真具有勾魂摄魄之力，使读者马上沉浸于作者设制的朦胧的、特定情绪的艺术氛围，接触到人物敏感的灵魂。
张天翼小说语言不仅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不仅善以极简单的乡土语言准确地刻画人物性格，而且能在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之中巧妙地表现人物性格，熔心理描写、性格刻画、故事叙述于一炉，表现出高超的语言才能。试看《砥柱》中朗一段文字：
他那死丫头还在跟那个胖女人谈天，连脸都没回一下，胖女人仍旧解开了衣扣，满不在乎地露出两个肥泡泡的奶子喂小把戏。他脸上还露着微笑，仿佛有那么一对丰满的奶子——就值得骄傲似的。
表面上，不过叙述了理学先生黄宜奄的女儿和胖女人谈天及胖女人喂孩子等情景，实际上，宇里行间却巧妙地揉进了黄宜奄那种卑污下流而又假装正经的复杂心理。短短一段文字，既描绘了场景，又刻画了性格，词约意丰，一石二鸟。“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⑩这在文学语言上是极可宝贵的。
张天翼小说语言虽然灵活多变、色调多样，然而却绝非散杂无章，在众多的色彩、情调之中，有一个主体色彩，这就是：讽刺与幽默。所渭“正而能变、大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众调”⑧，这正是张天翼小说语言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