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父亲和牛

一、

西边王家村，东边背后村，两村相距0.5公里，并肩坐落在南阳湾南山向北的拦腰段山脚下……

南山呈东西走向，绵延数公里，像一头巨狮，东边狮子头豪饮三溪河水，西边狮子尾横扫三十六岗山峦。王家和背后两个村庄大约就依偎在“狮子”腹部的位置。

王家村的始祖，据说是明朝一位落泊的将军。村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户主大多都是王姓；背后村，村名可能起源于地势坐落在南山山背后而得名，村里宗族为陈氏，居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南阳湾偏于皖南群山一隅，自古山清水秀，向北距离10公里是九华山，向南距离38公里是黄山风景区，距离徽州也不过100至120公里，古时属徽州北方边缘地带，所以，方圆几十里数十个村庄仍见不少徽派风格的宗祠和民居。王家和背后两个村庄里至今仍有几座老房子保存着徽派建筑艺术风格的原貌。新中国成立之前，王家村王氏都以农耕为业，而背后村陈氏家族中却有不少人在上海、徽州一带经商。尤其是陈氏酒曲，方圆百里闻名遐迩。

我们傅家在南阳湾属于“外来人口”。祖父傅孝亭生前携妻儿一家人从皖北枞阳逃荒至皖南，在南阳湾凤家山一牛棚落脚后以伐树据木板为业，人称“解（锯）匠”。父亲名叫晓虎，村里人习惯喊“小虎子”，但地方上左邻右舍往往念成谐音“小斧子”。斧子，磨锋利了，寒气逼人，能砍大树。但父亲为人随随便便，从来不知道算计，在生产队集体经济利益面前常常是个迟钝之人。父亲是长子，脚下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得早，父亲16岁便靠帮人家放牛自谋生路。母亲当年嫁给了一无所有的父亲，后来遭受各种磨难似乎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我在背后村出生以后，由于月亮塘那户人家不肯将房屋续租，父母只好抱着我搬迁至王家村西头一家王太太家。老太太丈夫早已去世，唯一的女儿十五岁那年因肺结核病不治而生命夭折。父亲答应给老太太做义子，但好景不长，父亲脾气不好，生活懒散，与家庭不能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于孤老太太，不能尽到一个义子应尽的义务。王太太深感失望，不得不将父母和我们一家人扫地出门。

9岁那年，一家人居住着的王家村祠堂由于年久失修摇摇欲坠，母亲东奔西走，一次又一次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生产大队长或支书求请，一家人才好不容易搬迁至背后村陈家祠堂大门口的两间角屋里安顿下来。这一住就是6年之久，15岁那年，在二叔和廖叔等亲友的帮助下，父母又在王家村盖了三间土瓦房。因此，我的童年记忆大多与背后村有关。

记忆中的村庄，是沸腾的村庄……

农忙季节，村前溪边的田畈里，到处是“胜利”生产队（当年王家、背后两村合并后总称）社员们劳动忙碌的身影。尤其是每年7月“双抡”季节里，田畈就成了农业生产流水线：金黄的稻田里脱粒机机声隆隆，社员们一个个汗流夹背地在忙着收割；收割过的稻田里，几个老汉正挥着鞭子赶着牛深耕细作；重新耕作过的水稻田里，另一批男女劳力正在你追我赶躬身插秧。放眼望去，七月的田野处处是一片黄、一片绿、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画面……

记忆中的村庄，是时而宁静时而躁动不安的村庄……

一年四季，清晨和傍晚，家家屋顶上都冒着一股浓浓的炊烟，那是村庄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气息；背后村口的月亮塘、王家村口的葫芦塘，早晚妇女洗衣服的棒槌声彼此起伏，家长里短嘻嘻哈哈的交谈声穿过树梢和云朵；夏天，池塘边的杨树上爬满油光闪亮的知了，天气越热它们叫得越欢；村口电线杆上的扩音广播喇叭，每天早晨和傍晚30分钟的县广播站的转播节目，是社员们了解社会新闻的唯一无线通道……

那年月，村庄是生产队大集体的村庄，被称作社员的村民一年到头在生产队干活，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父亲是年轻的父亲，生龙活虎，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村里老人百年归西，抬棺上山，需要四位大力士，每次都少不了父亲的身影，而且父亲往往都是抬特别负重的头杠。父亲个子不高，约一米六五上下，但身材魁梧结实。令人困惑的是，身板壮实的父亲并没有改变家境一贫如洗的命运……

父母二人都是文盲。父母那一辈人文盲实在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盲从”。譬如说，大字不识的父亲竟然是红卫兵中的一员，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那时候的父亲整天背着冲锋枪，精神抖擞地随着南阳湾一群基干民兵将一批“反革命分子”从一个批斗大会现场押到另一个批斗大会现场，且乐此不疲。记得小时候家中闩门的门拴扛，就是一根废弃的由油漆漆过的两头红中间黄的红卫兵专用过的“打狗棒”代替的。愚昧与疯狂，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文盲父亲身上拆射出的缩影。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童年，一年到头除了上学，砍柴、放牛成了我少年成长岁月的必修课，容不得逃避，事实上也无法逃避。至今我仍记得当年一家人居住在背后村时，我放过一条母水牛的情景。它身体庞大，胃口也大，尽管我每天天蒙蒙就起床、匆匆洗把脸就将它从牛栏里牵到村后的山坡上，但我怕上学迟到，不等它吃饱我就将它牵回牛栏，或者系在溪边乌桕树下，好让它白天帮人们耕田。早晨牛吃不饱是我的罪过，我记在心里，所以，每天下午一放学，我就匆匆赶回村里，回家放下书包后，顺着大人在田间地头干活的身影，找到刚刚卸下轭头不久的母水牛、解下系在树桩上的绳子，让它在荒芜的草坪上啃着野草，而我则在陡峭的田埂上割着青草。每每天黑的时候，高大的母水牛走在前面，瘦弱的我挑着一担沉甸甸的青草跟着它身后。为了保持牛栏清爽，也为了多积牛粪多挣工分，一边放牛一边割草，成了童年傍晚放学后自觉而必须完成的任务。

记忆中，童年的村庄除了四季更迭，譬如门前田畈里刚刚早稻秧苗绿了，一转眼晚稻又黄了，或者一觉醒来又下雪了……十几年如一日，保持着不变的模样。记忆中村庄里的老人，他们称呼父亲时，名字前面都要加一个“小”字。父亲生于1938年，由于祖父祖母去世得早，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哪天生日，于是就将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这一天当作他的生日。比父亲年长一辈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人和善。比如，背后村的“酒曲大王”陈老四就是一个典型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好先生”，十年“文革”受尽折磨，却仍怀着一副慈祥的面孔，与人友善、笑对人生……

村庄真正的变化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生产队一夜间解散了，家家户户都分得了应有的数亩或数十亩责任田，村里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了。这时候，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在二叔的帮助下，在乡办企业旗下设立的搬运站上班，其实就是搬运工。山区竹木资源丰富，山外的大货车进山拉毛竹或杉木，都需要人工搬运装车。这活自然需要强壮的体力，而人到中年的父亲在数十个搬运工当中身体虽不是最强壮的，但干活却是最卖力的。

那些年，虽说家中拥有数亩责任田，但是由于耕作成本过高，每一季庄稼到了收获的季节，除去交公粮、牛租、化肥等成本以外，实际上连功夫钱也赚不了。所以，尽管父亲在托运部依赖一身力气赚点辛苦钱，但基本都用于家庭日常开销了，一家人一年到头仍然在为温饱生活而苦苦挣扎……

二、

父亲养牛大概是从七八年前开始的。七八年前的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仍然耕种十亩田。我曾多次劝父亲不要种田了，我在温州打工再怎么艰难，老人晚年的生活费还是能够支付的，问寒问暖也是必须的。但父亲不依，他总是说自己身体还硬朗，还能劳动，不想给我增添负担。不得不说，年老的父亲与年轻时的父亲判若两人。

光阴荏苒，岁月不饶人。以前称父亲为“小斧子”的上一辈老人一个个都躺在黄龙山看山场了，父亲早已由“小字辈”变成了“老字辈”了，人们见了父亲都“老傅、老傅”的叫喊。如今，父亲成为村里剩下的几个最年长的老一辈成员之一了。

父亲起先只放养了一头牛，是水牛，母的。母水牛刚被父亲牵回村里时，它才一岁半，还不会耕田。老家正屋后面有两间柴屋，父亲请木工师傅在柴屋里用木头做了一间牛栏，从此，父亲与牛朝夕相处在一个屋檐下。父亲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将母水牛牵到村后山坡上放养，傍晚又将它牵回牛栏里。来年春天的时候，父亲在二叔的帮助下，将母水牛“开告”——就是让它学会驼着犁耕田。“牛开告”是一门技术活，老把式扶着犁，挥着牛鞭不停的开导：笔直走，走沟里。“走沟里”是牛耕田驼犁负重时的正确行走姿势。“牛开告”更是一门力气活，牛在前面走，往往不听从命令，故意调皮走“歪门斜道”，这就需要告牛的助手有力气，牵着牛鼻子乖乖的“行动听指挥”。

母水牛终于学会耕田了，父亲可以不用再租牛了，相反，还可以帮别人家代耕，以此为条件与村里留守的几位中年劳力换工。父亲帮他们耕田，他们帮父亲收割稻谷。这对已经七十多岁的父亲来说，已经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

前几年春节回老家，我都没怎么在意父亲饲养的母水牛，直到2017年春节回老家时，我才突然发现父亲饲养的水牛又多了一条。原来，家中的母水牛做妈妈了，生了一头“水牛姑娘”。正月初七，有众亲来家走访，聚餐是自然的。父亲喝了一些酒，等客人走了，他红光满面带我到村后自留山场走一走，像是交待后事一样，将自留山上的树木哪些是我们家的，哪些是别人家的，一一说得清清楚楚。而后，父亲又带我来到附近的竹园，家中一大一小两条水牛正在东张西望、不时地啃着芭茅草，正月初暖乍寒的昏花的阳光透过竹林照在它们身上。做了妈妈的水牛身材魁伟高大，一身短而稀疏的毛又黑又亮，它的眼睛特别温和，我盯着它看了很久，仿佛是我童年放养的那只母水牛投胎换世。它的两只角长得非常好看，弯弯的弧型非常完美；两只招风耳，生长着灰白相间的长长的茸毛。四只脚均生长着清一色的白毛，远远看去，就是一只“美母牛模特”。它的女儿，小水牛就更加可爱了，由于才半岁，个头只到它妈妈肚子以上的高度，身体长度也只有它妈妈的三分之二。不难想像，五六年前它妈妈刚来我们家时兴许也就这么大。小水牛像懂事的孩子似的比较害羞，当我用手机给它们拍录像时，它总是调皮地往它妈妈肚子里躲藏。记得去年秋天它刚出生的时候，父亲还给在温州的我打过报喜电话，为此我还在朋友圈发了一首《父亲与牛》的小诗:

晚上，手机响了/是老家父亲打来的/有种预感是喜讯/果然，父亲说牛生了/语气平静而欣慰/这意味着父亲多了一份收益/也多了一份辛劳/如今村里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了/父亲七十有八/依然耕种九亩田/清明时节，山村空旷/半山坡的梯田里/只有父亲和牛耕作的身影/我问稻子割了没/父亲说，已经割了/七分田收获六石稻谷/我又重复了那句废话/明年田不要再种了/父亲依然是那句实话/你挣钱也不容易/只要身体能动，俺干嘛不做事/我一时答不上来话来……

下山的路上，父亲告诉我说，小水牛如果有人要，他想将它卖掉。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大牛10月份又要生小牛了。我“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父亲的苦衷。如果小水牛不卖掉，届时家中将有3条水牛，父亲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放养它们呢？

其实，村里好多年前就已经无人放牛了。背后村没有，王家村也没有。关键是村里传统的耕作方式发生了改变，祖祖辈辈离不开的耕牛对村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相反，由于耕牛长年累月需要投入人工精力放养它而变成累赘。如今的村庄，正向空心化转移，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去了，中年人到附近矿山做小工，村里的田地有的抛荒，有的让别人代耕，几个本分的留守中年男子，种田一改过去勤耕细作的传统做法，耕作与收割全是机械化，连插秧这个环节也省略了，改为抛秧。父亲饲养的两头水牛是老家南阳湾为数不多的牛之一，却是王家村最后两头耕牛！

2017年3月5日，向来以身体硬朗自居的已经80岁的父亲，在帮背后村一户人家从南山腰往村里扛了一天柴禾后，或许是疲劳过度所致，晚上一觉醒来，突然失语了。在邻居的帮助下，父亲住进了县中医院，医生拍片诊断为脑梗塞。为了方便照顾父亲，我匆匆赶回老家打算将他接回温州。3月6日那天，我从青阳县中医院回南阳湾王家村、收拾父亲的行李时，远远看见家中两条水牛就系在村门口荒芜的田里。我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它们母女俩好奇地仰着头出神地望着我，或许是期待我帮它们解开绳子吧。我连忙掏出手机，给它们母女拍了合影照。这次比正月在竹园里拍得合影要完美多了，它们母女俩均伸着脖子深情地望着我，仿佛它们已经知道我和它的主人就要离开家乡了……我一个人傻傻地站在自家的田埂上，此时村里静悄悄的，天空有些昏暗，记忆深处的诸多音容笑貌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在脑海里闪现。空荡寂静的村子没有人发现我回来了，实际情形是原本长年热热闹闹的小山村，如今留在村里的人口真的是屈指可数了。当我再次回到老屋收拾完行李，锁门听到门拴发出的久违而熟悉的声响时，那一刻，我禁不住流泪了，对我而言，每一次离开老家，都是人生岁月与故乡作出最艰难的道别……

父亲在温州住了半个多月，家中两头水牛由二叔暂时帮忙照顾了一阵子，待老人病情有所好转时又重新回到了老家。开始父亲怎么也舍不得将两头牛卖掉，在我的劝说下，他只好勉强答应。然而人家知道父亲身体不好，放养两条牛早已力不从心，便故意压价，两头牛，——加之大水牛肚子里的胎牛，实际是三头牛，合计出价只有8000元，这不是成心逮人吗？父亲只好咬咬牙说不卖！父亲希望能够坚持到10月，倒不是到时候天气凉了，牛长膘了，而是父亲希望第二条小牛也出生在我们家。然而，季节到了7月，天气炎热，年迈的父亲身体实在吃不消，不得不还是将两头牛一起贱卖掉了。

那天，我正在温州去瑞安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老人有气无力地说牛卖掉了。我安慰说，卖掉好，早就应该要卖掉了。然而，放下电话后，我心里突然难过起来。傍晚下班回家后，我在手机云盘里翻出那天我在王家村村口田间为家中水牛母女拍的合影，心里突然有一种莫明的牵挂和揪心……

牛，祖祖辈辈的牛啊，谁也不曾想到，终于在父亲这一辈人手上提前告别了乡村！

也许，待我下次回到故乡时，看到得只有父亲孤独的身影、却很难看到牛的影子了。

也许，将来有一天再回故乡时，连老家屋顶的炊烟恐怕也难寻踪迹……

原载《温州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