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队长

壬寅年正月十七日，一大早就收到老家焦爷的微信。焦爷，姓焦名水明。这里的“爷”字，是写作时根据老家口语表达习惯的尊称，即“叔叔”的意思。焦爷是50后，称他一声“叔叔”，不仅是礼貌，更是一种情感。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焦爷的家距离王家村约400米，如今石湾园大门的钥匙就委托他保管。庚子年三月，父亲离开人世以后，坐落在王家村村后、名曰“石湾园”的几间老屋就越发空寂了。这房子是1988年建造的，彼时本人才二十六岁，真正的白手起家。近二三十年以来，由于年轻一代一个个都外出打拼，再加上老年人随着时光的流失先后一个个离开人世，原本人口就比较稀少的村庄，越发显得空荡寞静了。

焦爷在电话那头说：老吴队长“走”了。

我“哦”了一声。

一个“走”字，用在一位耄耋长者身上，一听就明白的。

焦爷之所以向我通个气，是想征询一下我的意愿。人生在世，喜事和丧事都是大事。乡村民风淳朴，邻居之间，即便平常闹过矛盾，“红白”之事一般都会主动参与的。相关的费用，老家叫做“门户差事”。自1994年来温州打工以后，老家的门户差事都是由父亲出面打理。如今父亲不在人世，石湾园的大门由焦爷看管，相关门户差事，焦爷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然后根据我的意愿暂且先替我把相关礼节做到位。

跟焦爷微信视频聊了一通放下手机之后，老吴队长生前的影子在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生老病死，本是人生之常态，但老吴队长的离去，却令人情绪起伏，与其说是怀念老队长，不如说是怀念生我养我的村庄，以及已故的诸多亲人，心中五味杂陈，无奈而惆怅。

老吴队长姓吴名树荣，我们彼此是邻居关系。用从前村里长辈们的口头禅来说，他是看着我长大的。曾经，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被别人称呼时习惯加一个“老”字，比如老王、老李、老陈、老鲍、老朱、老胡，等等。但老吴不一样，由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他曾长期担任生产队长，因此，人们都习惯称呼他为“老吴队长”。

常言道：每个人的经历都值得写一本书。老吴队长的故事要先从九华山下南阳湾王家村说起。

王家村坐落着南阳湾南边的狮子岭山脚下。村庄属于典型的小山村。在群山环绕村庄星罗棋布的皖南山区一隅并不显眼。村里总共才十来户人家，早年人口高峰时期也不足100来人口。王家村，顾名思义，村上居户原本都姓王。张家村、李家村、鲍家村……在中国大江南北的土地上，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多了去了。这也正是中国乡村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

大概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王家村悄然增了两户外来姓氏。其一是老吴队长，代表着吴姓家庭，其二是我的家父，代表着傅姓家庭。当然，后来由于人口流动呈常态化，村里陆陆续续也增添一些其他姓氏，比如知青叶氏家庭，为行文简洁，且忽之。

老吴队长祖籍在九华乡老田村老田吴家。老田吴家在皖南山区称得上历史悠久村落庞大的自然村庄之一。老吴兄弟姊妹四人，他排行老四，头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他是被“过继”到王家村的。巧合的是，继父在家庭成员当中排行也是老四。老队长过继到王家村王老四家，本来应该姓王，他的名字树荣的“树”，属于王氏家族成员中的“树”字辈。王树荣，这名字不是挺好嘛。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段特殊的岁月，一场运动打破了一些陈旧的规矩，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在受当时大环境的背景影响下，老吴队长名正言顺地改回吴氏本姓。

论年龄，老吴队长比我父亲大九岁。据此推算，1958年，老吴队长刚好三十岁，正是而立之年，而我的父亲则只有二十一岁，还是一个地道的“愣头青”。父亲于2020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父亲生前在日常聊天中，曾多次提起过他与老队长之间的一个生活细节，以致在打算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细节立马就从脑海里弹跳出来。

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闹饥荒，即便是鱼米之乡的皖南山区也未能幸免。那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恶劣的天气使挨饿的村民雪上加霜。有一天，年轻的吴树荣到山上挖野葛充饥，或许是长时间受饥饿折磨，实在是没有力气，或许是那生长在地下的葛又粗又深，吴树荣挖到一半就挖不动了，眼睁睁看着它深深地卧在土里一动不动，结果会怎样？父亲正好扛着锄头路过，远远地就听见一个男人在嚎啕的声音。父亲闻声走近，看见吴树荣瘫坐在土坡上，伤心欲绝，泪流满面。父亲走过去，二话不说，甩起大板锄左右开弓，不会儿一头小猪崽似的葛根被父亲挖出了地面……

故事虽然很短，但故事的背后，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品味出个中的酸楚和疼痛。

老吴是从哪一年开始担任生产队队长一职的呢？我那时候小，记不得。严格说来，队长一职算不上干部，按照村民的理解，真正的干部手里端的是“铁饭碗”，每个月都拿工资，但是于邻居们而言队长却是身边真正的衣食“父母官”。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老百姓穿衣吃饭往往一票难求。逢年过节的时候，社员们或多或少都会分到一些布票、粮票和糖票之类的票据。当然，既然是分配，就需要队长审批签字。这是队长的权利。通常情况下，权力是威望的代名词，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不同的人手里，将会发挥不同的作用。

老吴担任生产队队长期间，有没有公平办事？有没有得罪过人？我不大清楚。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他的负面闲言碎语。在我的记忆里，老吴队长为人善良，这一点是甭管质疑的。

记得大约是上初一那会儿，中秋节来临前夕，三十六岗有山民下山到街上购买生活日用品，顺便捎来口信，说外公生病了，母亲为此犯愁。母亲说：过节原本要送礼的，没钱可以躲一下，但老人家生病了，总得买点礼品去看望一下吧？

母亲的话没有说完整，但意思明摆着，即钱在哪儿呢？

那会儿，庄户人家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收入，母亲即便想从生产队预支一点钱也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是我们家当时是生产大队几百户人家中典型的超支大户。同样生活在生产大呼隆的年代，为什么有的人家年底分红有进款，而我们家总是年年超支呢？问题一言难尽，大抵如当下的一些情形：中年人大多在努力拼搏，而有的年轻人却选择“躺平”。好在那年月，即便年年超支，生产队仍然按人均计划的口粮照常发放，如此，一家人才不至于要饭。但常年手头上没有一分钱，日子能不出奇的清贫吗？母亲无奈之下，只好在我身上打主意。母亲让我打一张借条，向生产队暂借人民币10元整。光有借条是不行的，还得盖有生产队长的私章才有效，要不然出纳将不予理睬。母亲怕希望落空，特意对我招呼说，如果吴队长问你借钱做什么？你就说要买书包和学习用品。

我点点头，默默支持母亲善意的谎言。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几乎都没有买过什么学习用品。就拿书包来说吧，要么是小竹篮，要么是母亲用破旧毛巾改制的手提袋。学费是生产队统一缴纳，年底会计从家庭预支款项中扣除。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阴雨朦胧的清晨，我赤着脚一边放牛，一边找到披着蓑衣在小烟冲割田埂的吴队长，然后小心翼翼地从裤兜里摸出事先写好的借条，结结巴巴说明来意。老实说，吴队长批不批，我心底真的没有底，但我清楚自己责任重大，如果吴队长不批，母亲就借不到钱，因而也就无法去三十六岗看望病中的外公。

吴队长看了看皱巴巴的纸条，又看了看我渴望的眼神，一声叹息。

我心想：完了，吴队长肯定不同意。

吴队长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借钱是大人的事情，你大大（父亲）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低下头，沉默不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吴队长放下手中的草刀，轻声轻语地说：其实生产队也没有什么钱，即便有一点钱，要用的地方多着呢！但是，小孩子念书要紧，不能耽误，这次我给你批了。下次需要借钱，让你大大来找我，这本是大人的事情，不应该往小孩子身上推。

吴队长说着，将双手往身上擦了擦，然后十分谨慎地从上衣胸口内里摸出一个用手帕之类的布头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疙瘩”，打开之后，露出一枚拇指大的印章来。我心中有些小激动，那枚小小的印章，此刻就是无价之宝啊！只见吴队长将印章往嘴里哈了口气，然后将纸条放在他的左掌心上，右手拿着印章狠狠地按了又按。当我再次接过自己写的欠条时，上面有一枚几分模糊几分清晰的印章了。不难想象盖章这件事，对于吴队长来说既是熟练的，又是谨慎的。

之后，母亲拿着盖有吴队长印章的欠条，顺利地从生产队出纳那儿领到了10元人民币，解决了家中燃眉之急。

那年月，老队长身上除了一枚印章以外，还有一件“宝物”证明他的地位及身份的重要性，那就是一只口哨。我清晰地记得，那只口哨是灰白色，外形像一只小鸟，哨声特别的清脆。平常，人们并不知道吴队长将它放在哪儿，但每天清晨和中午，到了社员们该出工的时间段里，村里就会准时地响起那一阵阵急促的口哨声。前面说了，队长不是干部，没有工资，一年干到头，顶多适当补助一点误工费。一年四季，老吴队长不仅要和社员一起下田劳作，开荒种地，还得亲自安排生产队所有农事，哪些畈田搞双季水稻，哪些山坡梯田栽种中稻，哪些土地种玉米红薯花生，哪些地块打造茶园，等等，都得指望由队长亲自算计和安排。那年月，如何解决好一个村庄的村民穿衣吃饭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队长的责任与担当。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八十年代，生产队已经散伙，村里开始实行土地责任承包制了。或许是人们对过去生产队心存怀念，或许是老吴队长在任时心地无私，为人处事得到大家的尊重。因此，他依然是大家心目中的吴队长。“老吴队长”这一称呼就这么一直在邻里之间口口相传。

村里实行责任承包制的那些年，也是我人生白手起家最艰苦的岁月。身为篾匠手艺人的我，为人增加收入，不少农活都是利用起早贪黑来完成，如此白天好为庄户人家编箩编筐。曾记得四月的一天清晨，山里的气候依然十分寒冷，为了不耽误春耕生产，我起大早扛着钉耙来到前门墩自家责任田里捞田埂。这时，老吴队长牵着老黄牛路过，他见我绾起裤角打着赤脚，便关心地说道：小伙子，你真发狠啊！不过要注意身体啊。现在农历才三月天，水刺骨的冰冷，你却不穿胶靴，这样的话，如果落下风湿病，将来年纪大了会后悔的……

也许是那时候还很年轻，才二十四五岁，也许确实是因为无奈，比如说家里一时还拿不出买胶靴的钱来。总之，当时我并没有把老吴队长的话放在心上，只是朝他笑了笑。联想起小时候拿着借条找他盖章的情景，越发感觉老吴队长实实在在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老吴队长生前深受左邻右舍尊敬，除了担任生产队长期间任劳任怨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脾气温和，遇事冷静，看问题比较透彻。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见他与邻居之间发生过口角。老队长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性格却极其有涵养。老队长的爱人（乡村人家，习惯都称之为老婆）名叫项雪梅，也是一个品性端庄、为人本分的良家女子。那年月，生产队社员之间为了挣工分经常会发生争吵，后来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以后，双抢季节遭遇干旱，大伙儿为了自家的田有水耕作，争吵是常有的事，甚至有时还发生肢体冲突，但老吴队长似乎从来不跟别人争吵，他懂得忍让，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会跟别人争论。老吴队长和雪梅夫妇生前养育了四个子女，老大、老二是女儿，老三和老四是儿子。老吴队长夫妇的晚年，在生活上吃穿是不用愁的，但庄户人家大多都是勤劳惯了，老吴队长也不例外。他七十来岁的时候，依然上山砍柴，下地种菜。在我看来，生活勤劳朴实，为人规规矩矩，是老吴队长一生品性的真实写照。老吴队长一辈子与土地庄稼打交道，年轻的时候遭遇诸多的困苦，如前面提到的1958那年闹饥荒，整个人饿的连挖葛根的力气都没有，然而却能够活到九十四岁，成为村里的老寿星之一，应该说与他遇事冷静的秉性是分不开的。

老吴队长的离世，意味着乡村一个时代真正的远去。作为村里外出务工人员之一，离开老家近三十年里，每年春节期间回到老家，心底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就是再也看不见曾经亲切而又熟悉的身影，以及又听闻某某某老人离开了人世的音讯……恍惚之间，深深地体会到了岁月沧桑的苍凉与悲壮。

行笔之此，老吴队长背上披着蓑衣，肩上扛着锄头或犁耙，牵着老黄牛在田间地头出没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那是一个乡村农耕时代的背影。老吴队长的人生是平凡的，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南阳湾那片山清水秀且肥沃的土地，一直在村庄的土地里默默地劳作着……他的形象正如同他名字，——树荣，他就好比一棵树，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任凭岁月风雨吹打，却在家乡的土地上傲然挺立。老吴队长曾经带领生产队社员们耕田种地插秧割稻那一幕幕火热的场景，尽管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深埋，但我谨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希望有待一日通过自己笨拙的笔头，将老吴队长以及那父亲那一代人的农耕生活，一一书写于故乡的字里行间……

2022年4月26日 于秋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