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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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二十岁的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片名叫《情谊》，写一个县城青年女教师，与村里的小伙子谈恋爱、自愿扎根山村的爱情故事。
一个毛头小伙子，人生第一次写作，竟然是个剧本，是偶然，也是好奇。之前，我在考圲河山寨一户人家做篾匠，偶然读到一本刊载电影剧本的期刊，其中有一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恰好那阵子，这部影片正在家乡南阳湾各个自然村放映，先看过电影的我，回过头来再看剧本，我幼稚地认为：哦，原来电影是根据剧本这么拍的，我也可以写嘛！
那会儿，我还没有找对象，却暗恋邻村一个叫“小芳”的姑娘，但全家五口人只住在王家村三间土墙屋里，贫穷自卑心理，将这段朦胧的单相思扼杀在爱情的萌芽状态。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是借故事人物，表达自己的爱意。
刚开始写作，还不知道有稿纸这回事，我在记工分的练习簿上写。一稿完成之后，我很兴奋，我又认认真真誊写了一遍，三本练习簿刚好誊完，约三万字。
我悄悄地将自己的人生第一部“大作”寄往南京电影制片厂，接下来的日子是漫长的等待。约一个月后，我收到盖有南京电影制片厂邮戳的一个牛皮信封，稿子完好无损地被退回来了，却多了一封钢笔字手写的信，大致内容为：
傅东（当年的学名）同志，你的剧本我厂已经收到，故事情节比较感人，但我们厂今年暂不拍摄故事片，故将稿件退回，请另行处理。落款日期旁边盖上“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印。
20世纪80年代，我一个青年农民，面对这样一封信，内心是无比激动的。更令人惊讶的是，由于牛皮信封上盖有制片厂的印章，我在收到这封退稿信之前，它已经在南阳湾一家理发店里躺了两三天，眼尖的村民看到那枚红色的印章，自然会产生诸多的联想。就这样，王家村小竹匠写电影的佳话，就像扩音喇叭一样，顺着山风很快传遍山村众多人家。那些日子，我走在南阳湾大街上，明显感觉乡亲们朝我报以亲切的微笑和羡慕的目光。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事黄了，不值一提。
所以，当遇到有人问起我拍电影的事进展如何时？我一阵害臊，语无伦次，不知如何解释是好。
过了一些时日，我又找到一本与电影有关的期刊，按照上面的地址，再次将《情谊》悄悄投了出去，接下来的日子，自来是满怀憧憬与期待。
不久，我又收到杂志社的退稿。这回没有惹眼的邮戳，杂志社名称也没有电影制片厂那样吸人眼球，倒是风平浪静。稿件依然完好无损，不同的是，一位不知名的编辑，像老师批改作文那样，每一页上面都圈了一些红圈圈。仔细一看，原来是错别字，细心的编辑，尽管没写一句话，但一个个红圈圈，起码证明了对方审读了初稿。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不久，我通过省吃俭用，在10公里外的小镇上，花五元钱购买了一本新华字典，然后又向村里的在校初中生，借阅他们过期的语文教材，我白天走村串户做篾匠，晚上就窝在黄泥巴墙的房间里，复习课本，从语法学起，从遣词造句学起。
为了提高自身的写作能力，我经常自发地为青阳县广播站写通讯稿，还被南阳乡聘请为“乡村文化辅导员”，同时，也尝试散文、小说的写作。1988年，处女作《竹乡情》（短篇小说）终于在芜湖《大江》期刊上发表，令人欣喜的是，还获得了四十元的稿费。
然而，白手起家的我，面对举步维艰的窘迫生活，终究无法与现实抗争，因而我的文学梦也一度沉寂，化为硝烟。
1994年，遭遇一场家庭劫难的我，为了谋求心理上的安慰，离开了老家来到温州打工。只可惜，我原本只会务农、做篾匠那点技能，在城里派不上用场。为了生存，我在饭店端过盘子，在搬运部扛过笨重的货物，在工地上拉过小推车……后来，在一位热心的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
新的单位位于河通桥鞋料市场，公司主要经营皮革生意。我白天在档口做勤杂工，晚上守在游泳桥路36号仓库看管牛皮。人在他乡，温饱生活暂且得到解决，已而立之年的我心中的文学情结又开始发芽，“作家梦”又在脑海里苏醒。每每夜晚，我便趴在仓库小阁楼里进行“爬格子”，然后不断地向温州报刊投稿。当年的《温州日报》开设了“打工天地”栏目，我的不少“豆腐块”文章经常在上面亮相。就在我自以为写作有所长进的时候，一封退稿信，既给我泼了一瓢冷水，又给了我一份希望与鼓励。
那是1996年10月22日，我以盲人叶落秋身残志坚的故事为素材，写了一篇《夜半琴声》的散文，投寄至《温州侨乡报》。不久，我收到一封印有“温州侨乡报社”字样的牛皮纸信，打开一看，原稿退回来了，稿纸上面出现一些红圆圈和不规则的线条，圆圈圈的是错别字，线条是画出一些病句的错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标题上面还有一行醒目的文字：
敬请誊抄端正，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纠正错别字。你能做到吗？
我一阵感激，随后按编辑批改的文本认真誊写一遍。后来这篇千字散文刊登在11月25日《温州侨乡报》第122期“瓯江”副刊上。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写作此文时，我打开当年的剪报薄，发现这个“瓯江”副刊是由林剑丹题写刊名，由温州市文联协办，刘文起（原市文联主席）先生主持的专栏。我致电刘文起先生，询问相关事宜，才得知当年给我改稿的陌生编辑是杨秉正老先生，温州民间文艺家。
作为一名民工作者，能够遇到杨老生这么认真负责的编辑，我是幸运的。他的一封给予作者一次机会的退稿信，给予了我莫大的信心。
文学写作是一个人的精神劳动。既然是劳动，就应该有所收获；既然有所收获，就应该拿出来分享。作品得以发表，就是作者与读者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有效途径。
理论上讲是这样，但发表的主动权，尤其是决定权很多时候不在作者手上，而在第三方报刊和编辑的手上。于是，作者只要在写作，无论什么时候，投稿与退稿，总是相互存在的。只不过对于有些作者而言，中稿的概率大于退稿的比例罢了。
当然，也有个别有才气的作者，在文坛上一炮走红，可那毕竟是少数现象。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仿佛是一部“血泪投稿史”。打工十六载，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投了多少稿，又退了多稿？我无法统计。想当年，70%的投稿不是泥牛入海，就是石沉大海，再不就是永远不知大海在哪里。上面列举的两个事件，是特例，所以记忆深刻。如果说，一个勇敢的士兵，即便“屡战屡败”，也要“屡败屡战”，坚持到底；那么，我也应该就是那个由“屡投屡退”变为“屡退屡投”的坚强作者。
一个人，文学的路上跌跌撞撞，投稿与退稿习以为常，“文学青年”一晃成中年大叔，却依然我写故我在。
2012年，我根据自己1994年初来温州打工时、在一家餐馆工作的经历，创作了中篇小说《欲望快餐》。之前，我创作了两个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牌坊村人家》在《温州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命根儿》在温州一位作家朋友的推荐下，有幸在《江南》2009年第5期发表。碍于情面，《欲望快餐》完成以后，我就不好意思去再找作家朋友帮忙，而是自作主张投寄给ZJ一家省级文学期刊。
平心而论，这次运气还算不错，主编一个月之内就给予短信回复。大意是：小说看了，作者有一定的叙事能力，但结构松散，细节琐碎，人物性格挖掘不深……云云。
毫无悬念，小说被主编给毙了。
自2006年家中购置了一台电脑后，我这个业余“爬格子”的“笔者”，却摇身一变成了“键盘侠”，从此，投稿的方式也变了，不再跑到邮局投递，而是利用网络“伊妹儿”，无论稿件刊用与否，热心的主编能短信回复，就已经是高级别待遇了。
然，我似乎心有不甘。
写作，对于我这个业余作者来说，一年一个中篇的产量，应该是挺不容易的。难道一年的劳动成果就被主编一句“结构松散，细节琐碎，人物性格挖掘不深……”而否定？
过了一些时日，我思忖再三，仍抱着一丝希望将小说投给了第二家：《文学港》。可能是上帝起了怜悯之心吧，小说稿被时任《文学港》副主编江晓骏先生，在陌生作者自由来稿中挖掘，他对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小说中在对温州女人“舒婕”的形象塑造上非常成功。当然，小说也有不足，比如情节拖沓，但江晓骏先生看到底层作者的艰辛而有意识地扶持一把，这才是我的幸运所在。
后来事实证明，江晓骏先生的文学眼光和判断力是准确的。在《欲望快餐》收入本人中篇小说集《奶奶的村庄》时，应出版社要求，说“欲望”两个字难以通过审核，遂改名为《打工往事》。小说生活味儿浓，且具有时代印记，被出版社列入“中国好小说”在亚马逊网站推出同名电子书。
由此可见，作者遭遇退稿，有时也不见得就是作品质量的问题，就像谈恋爱，能否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罢了。而更多的时候，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不可能获得100%满分，那些六七十分、正好躺在文学门槛上的作品，是进是出？其命运往往却是编辑一念之间的事情了。
在结束这篇拙文的时候，恰巧收到南方一家期刊编辑朋友的微信，大意是说：
你的中篇小说《故里乡亲》确定发在第12期，责编都已经排好版，但，社长说你这个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协商无果，被要求拿下。
朋友为此感到非常抱歉。
说心里话，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等待，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心里也掠过一丝苦涩，但很快就淡化这件事了。
倒不是我做人多么豁达，而是人生要学会看淡。写作于我，纯属个人热爱，永远不能养家糊口，发表固然是好事；即便不能发表，也不会影响我一贯积极乐观的生活姿态。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投稿与退稿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我早已从退稿中学会坚强与自省，理解与自爱。
写作路上，投稿就好比跨越一道道门槛，有人愿意扶你一把，让你跨过去；有人给你留一次机会（比如让你修改一遍），允许再跨一次。应感恩。也有人将大门一下子对你关闭，连一句回复都没有，也挺正常，不必为此耿耿于怀。因为人家没有扶持你的义务。面对退稿，要坦然处之。无论文学门槛多高、道路多远，哪怕被狠狠地摔了一跤，也得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抚摸一下伤痕，继续独自前行。
当然，关键是要练好内功，多学习，多阅读，做个有情怀的人，努力创作出有温度的作品。唯有如此，即使遭遇退稿，我们的文学初心依然不变，文学的大门依然向我们敞开……
2019年11中旬于秋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