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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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元旦
蒋正亚
一九七六的元旦到了。“元旦”不叫元旦，叫“阳历年”。我不知道“阳历年”这三个字怎么写，以为是“杨林年”呢。因为我们乡当时叫做“杨林公社”。
后来学政治，知道一个“巴黎公社”，我又以为是“巴陵公社”，因为我们乡下取笑城里来乡下过年的孩子，总爱唱一句顺口溜：“这伢崽哪里？巴陵县里，落进臭水氹里。”其实并不知晓岳阳古称“巴陵”。
过阳历年，饶港水库工地“打牙祭”，也就是会餐的意思，意味着能够吃到白米饭，而且有肉吃，孩子们可以去“蹭”饭“蹭”肉。这等美事，谁不垂涎三尺。
有一年“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生产队会餐，有肉吃，会餐地点就在我们家的正堂场(我家与仲爷爷家、连兵伯家等好几户人家共有，这堂屋里有天井与小巷)，但是禁带小孩。这肉一定是相当的少，而且大家一定是相互监督着，母亲只寂寂地迈过门槛，给我盛来一调羹肉汤，用碗存放在饭锅里。我干活回家，揭开锅盖，以为碗里是蒸馏水，随手就倒掉了。晚上，姆妈为此唏嘘了好一阵。
蒋标叔曾说：“看见姆妈将擦了三天的油渣炸得焦黄，以为可以吃油渣了，几兄弟伸手去抢，谁知姆妈一锅铲打来，说下餐还要擦，又把油渣放进了油盐罐。”
肉，肉汤，油渣，就是这些的金贵。
学校放假。村里的几个小伙伴约好到工地上去，我也跟着走出村口，但一步三回头，犹豫着，犹豫着，走出北子湾不远，还是回来了（北子湾里有棵苦株树，我曾以《故乡的树》为题作文记之）。一来我惧怕我的“牙牙”即父亲，二来我惦记着我的姆妈即母亲。“牙牙”长年在外“搞副业”即打工，回家后不苟言笑，总板着一张脸。姆妈在家干农活，操持家务。印象中姆妈似乎从不扎辫子，总是梳着齐耳的短发。
在我的老家，至今流传着父亲与我抢白米饭的故事。他从外地搞副业回来，盛饭时总爱往锅底下挖，这样能够避开红薯，多挖到一点米饭。我也是这样。于是，父子之间起了争执。是否起了争执，我毫无记忆。但有人看到了，并传播开来。我当时太小，不知道父亲有胃病，吃了红薯“返胃”，而一直傻傻地以为，姆妈最爱吃红薯，甚至发霉的红薯丝。
我至今害怕红薯，拒绝红薯。
姆妈见我回家了，十分惋惜：“就我哩亚婆妈憨得要死，有肉不晓得去呷。”
饶港水库的工地，离我们家大约有二十多里路，小孩步行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牙祭”，并不轻松，冒呷到肉，我也并不后悔。
天渐渐黑下来了，鸡、鸭、牛都归栏了。这时候村子里的姆妈们开始紧张起来。
这个问：“你们家狗婆回来吗？”
那个问：“你们家鼻涕伢崽回来吗？”
这个喊：“狗婆伢崽，狗婆伢崽，快回来啊！”
那个骂：“鼻涕伢崽，鼻涕伢崽，你死到哪里去了哟？”
他们去了饶港吗？他们回来是不是走错了路？是不是掉进水库里了？是谁带头要他们去呷哒死的？
姆妈们哭声、喊声、讨论声、埋怨声响成一片。有几只狗也跟着起哄，汪汪地叫着，似乎在盘问着每一个从村口路过的陌生人。我的姆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说：“还是我哩亚婆听话。”
经过了一夜漫长的等待，第二天中午，小伙伴们一个接一个回来了。他们的姆妈把拿起的鞭子又轻轻放下，听孩子们眉飞色舞讲水库工地上的事，米饭是那样的雪白，管胀；猪肉是那样的香甜，管够。
我的姆妈心里又起了一点波澜：“我哩亚婆憨呢，有肉不晓得呷。”
一九七八年，我由大队初中直升至公田区高（未经乡一级中学）。两年间，每周步行往返学校，途经饶港，才知道，跑二十里路去呷一回肉，是多么英勇的壮举！而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0年两年高中生活，我就从来没有吃过饱饭。特别是上午，到了十一点，饶港水库附近工地放炮炸石，炮声一响，我的肚子就咕噜一叫，比时钟还准。
（长篇散文《一九七六》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