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针线里的山河》

大别山褶皱里藏着父亲的故事。他用一根缝衣针，将我们这个四处漏风的家缝得密密实实，为我们兄妹八人缝出一片温暖的天空。最后，用那双老树皮一样的手，缝完他自己的人生。

民国二十七年的大雪，十多岁父亲背着他年幼的弟弟在麻城弄巴河讨米，凛冽的北风撕扯父亲的破棉袄，他渴望有一根针和一缕线，来缝补这饥寒交迫的生活。竹篮里的红薯干冻得发硬，一双破布鞋在雪地上踩出破碎的声响。

后来父亲在八路军的灰布军装针脚里看到了苦难中国的曙光，父亲说那是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在大炼钢铁年代，在火炉旁庄严的举起了右手。

一九六二年支边新疆，戈壁滩的风卷着沙粒打在帐篷上，母亲水土不服，血压升高，呼吸困难，极度地思乡返回故乡时，父亲的银针在明亮电灯下缝出七彩云霞，将补丁缀成天山雪莲的模样。

牌形街手工业社的“飞人”牌缝纫机是父亲的第二颗心脏。铁铸机身上的指纹像年轮，木踏板的吱呀声与他的心跳同频。他总说：“针脚要像做人，宁可密三分，不可疏一毫。”“吃亏是福，有光别人沾是好事。”在给乡亲们做冬衣时，他会在每件夹袄里缝进晒干的野菊花，说是能祛除大别山的寒湿。布衫穿在乡亲们身上，带着父亲的体温，也带着满满的爱意。

手工业社倒闭那天，父亲在自家土砖瓦房门外摆起一个裁缝铺，在那个补丁摞补丁的帆布篷下，父亲粗糙的巧手穿针引线，以缝养生。他头发像斑白的芦苇，脸皮皱得像核桃壳，鼻梁上那副老花眼镜映出昏花的岁月。下乡时曲腰弓背，挑着一对网眼筐子，一头装着老掉牙的缝纫机头，一头装着破旧的机架。走东垸，串西村，瘪着嘴巴吆喝：“做衣啊！便衣、军干衣、中山衣、学生衣，做衣啊！”听到吆喝声，乡村人都知道，那位受人尊敬的老叶裁缝又来了。

父亲七十岁那年，商品市场大潮涌起，成品衣服代替了手工衣，父亲的裁缝铺近日渐萧条，很少有人登门找他做缝纫了。父亲长叹一声，将闲置的缝纫机收到里屋，将带了几十年有顶针摘下：“世道变化真快呀，土裁缝失业了，这针啊，该换成锄头了。”从此，牌形地青石铺成小街河边，每天蒙蒙亮父亲收猪粪，阡陌纵横的田埂上多了个佝偻的老人身影，裤管卷着黄泥巴，草帽破得漏下月光。父亲种的稻穗比别人的沉，收割时总说：“稻子弯腰，是因为心里装着沉甸甸的籽。”

病床上的父亲瘦成一张纸。清醒时他抓住我的手，把磨得发亮的铜顶针塞进我掌心，表情肃穆，就像是在传一枚金光灿灿的戒指。他是想告诉我，这枚顶针养活了一家老小。顶针内侧极小的“辉”字笔划里填满经年油渍，像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他示意我看床头柜，那里摆着给未出世曾孙缝的虎头鞋，针脚依然工整密实，针眼里还穿着半根未用完的红丝线。

去年清明，思父心切，在柜子里面翻出父亲遗留下来手工制作的灰大布衫，针脚细密如蚁行，衣襟内侧用红线绣着模糊的"忠"字——那是他入党时咬破指头按的血印。衣角沾着一片枯黄的野菊花，轻轻一碰，齑粉簌簌飘落，恍若他未曾说出口的千言万语。

送葬那天大雪纷飞。我想着父亲一生针线不离手，便将顶针放进棺内——他会在天堂为我们织一片彩霞吧。出殡时，抬棺的新绳突然崩断，棺木砸在青石板上发出闷响。我看见父亲的顶针从棺缝里滚出来，在雪中泛着温润的金光，像他生前总在暮色里缝补的那轮金色残月。

他想将顶针留给我做念想。

如今在凤城，手工店稀少，偶尔经过人民广场侧边那家缝纫铺，听见"咔嗒咔嗒"的机杼声，眼前又浮现父亲踩着踏板的身影。那些细密的针脚早已将我们的血脉，缝进了大别山纵横交错的褶皱里。当春风拂过山脊，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分明是父亲当年缝在补丁上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