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购书记

  一

 那年我10岁。那年春节，我的兜里有5角钱。那是10年来，属于我个人的最多的一笔钱。

我基本没在如何享用这5角“大票”的问题上费脑筋，“买书”，是我脑中最初闪现也最后确定的一个选择。于是就在大年初二走在了去县城的路上。因为不敢向家里人说我的去向，所以也就没敢带任何食品。

那条路有十几公里。路的那头是县城，这头是我所住的小村。

神奇与向往缩短了脚下的路程，不到两个小时，便来到了县城。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步入“城市”——

虽然现在想那时的莒县城也不过是个大些的镇子罢——只觉得黑马路是那般宽阔，路边仅有的几座楼房也那般晃眼。我来到了新华书店。

反复掂量了兜里的5角大票，在售货员急着下班（大年初二开门只半日）的白眼中，仓猝买下的是王愿坚的小说集《党费》。兜里还剩7分钱。

摩挲着新书的喜悦，让我毫不觉累地又爬上县城最中心的高大建筑——三层楼的县百货大楼。

透明的玻璃柜里，一个白色小碟子里盛放着几块方方正正的白色的糖——我那个时候不知道那叫方糖——吸引了我，我认识白糖，但从没见过更没吃过压成方块的白糖。

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我在玻璃柜台前的犹豫和撕裂：方糖标价是5分钱，我还有七分钱，可以买下一块。但如果不买这块方糖，再攒上一个两个五分，就可以再买一本最薄的书。

最终是售货员的白眼激发了我的自尊心，帮我下定了决心，付出那枚沉甸甸的五分硬币，换回了那块白白的方糖。

从五分钱离手那一刹那，我就开始后悔了：居然为了一块糖，放弃了可以买到的好多页的书，这怎么可以。

后悔当然是没用的，但从那之后直到工作之前，我再也没有在零食上浪费过钱。对我来说，钱唯一的用途，便是买书。

我一点点舔着那块方糖，走上回家的路。

十几公里的归途，足以在消化掉那块方糖后，还有遥远的路要走。这个时候，我才突然发觉没拿干粮是个错误的决定，肚子也便在刹那间由这个觉悟而感觉到饿。无比的饿。如果是在家中足以让我哭叫的饿。

回路上有一条叫黄花河的小河，河水边上结着冰棱，我便用手扳了来吃。更饿。

又在路边找到一处农民用土埋了用以过冬的萝卜窖，扒了萝卜来吃。结果是辣得胃疼，疼得躺在路上，再没力气赶路。我便读《党费》，一篇篇读下去，一直到太阳西斜到让我不得不重新爬起来赶路，一本书已让我读了一半……

那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我远行千里、万里，无论我买到多么精致、厚重的书，我已永远感受不到当时的疲惫与喜悦了——在天色已暗到几乎看不清书的封面、泪水已流满双颊、生我育我的小村庄却突然出现在眼前时的那种疲惫与喜悦。

二

那年我11岁。妈妈带我去赶一个离我们小村几公里远的集。

集上有个小书摊，是距此5公里远的公社书店设的一个小摊位，书不多，横放在一个简陋的书架上。能到书架前站一站，轻轻翻一翻那些崭新的书，是那些年来我对赶集充满兴趣的唯一原因。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也是在书架前站住了脚，站住了脚就不想走开，因为在那书架上，赫然摆着从我幼儿时起就因父亲的讲述而深深记下了的《水浒》。

妈妈没有催我，她站在我身后，任由我从书架上小心翼翼地取下那本《水浒》，小心翼翼地轻轻翻开。

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的《水浒》，封面淡绿略灰，上、下两卷。无比珍爱中我将这本书轻轻翻到封底：定价 1.95元。

那个时候父亲去世刚两年多，妈妈每月40多元的工资抚育着她的5个孩子。每人每月不足10元的生活费让我从不曾向妈妈提出过关于零花钱的要求。

我将书放回到书架上，站着，不动。妈妈拉我，不动。用力又拉，我便随她走，头却一直回着，看那本《水浒》，在阳光的照陕下，散出黯淡的光。泪水，就在此时流满在我的脸上。

卖书的是一位大约20岁左右的姑娘，她叫住我的妈妈，她说：“你这人，真是，你看，孩子都哭了。”

妈妈回头，驻足，停顿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她从书架上把《水浒》取下来，放到我的手中。

抱着那套《水浒》，我的耳中却清清楚楚听到妈妈在接过找回的5分零钱时的一声轻轻叹息。

一直到今天，在我上万次掏出钱来买下各类书藉时，那声轻轻叹息，都会随着那片阳光，掠过我的心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