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险（小说）

——外祖父讲述的故事

贾旭

1940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年底，中国北方一个寒冬的午夜，北风呼啸，满天飞雪，天寒地冻，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不远处的天津独流镇火车站在这漆黑的夜里发出一点点微弱的灯光。我独自一人从铁路职工宿舍出来，深一脚浅一脚地蹚着雪奔着火车站的灯光走着，宿舍距火车站有一里地。今晚火车站值班的是新来的站务员孙四儿，这样恶劣的天气，我作为副站长，有些不放心，要到车站去看看。为了抄近路，我从这片荒郊坟场穿过，这里不时有野狗出没，附近有的坟地在风雪中闪着微弱的蓝色磷光，我是个无神论者，这样能更快地到达火车站。没想到的是一场人生的险境正在等着我。

站务员孙四儿20出头，是个瘦小、机灵的农家小伙子，因他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而得名。孙四儿进入铁路系统工作还不到一年，这样恶劣的天气值班，他应是第一次，午夜时分，有一列日本货车将要从站上经过，需要扳道岔。此时，孙四儿正提着信号灯从值班室出来了，风雪刮的他睁不开眼，脸上像被无数把小刀割似的疼痛，站台上的照明灯在风雪中灭了多盏，光线昏暗，好在大雪为大地铺上了银装。孙四儿手提信号灯，步履蹒跚地来到了道岔控制器处，风雪中他有些站立不稳，用尽吃奶的力气扳动着一号道岔操作杆，我远远望见他那吃力的身影，就紧跑几步，赶忙帮他一起扳动了操作杆，我戴着棉手套仍能感到冰冷的操作杆冷得沾手，操作杆底部的弹簧变得很硬，我们一起用力，随着“啪”地一声，道岔的尖轨与原有的铁轨分离，与旁边另两条铁轨相交，就是说，再从这里经过的列车，将按照新的设定路线行驶了。道岔扳好了，我和孙四儿互相拉拽着顶风冒雪、眯细着眼睛艰难地回到了值班室。一列日本货车正点通过，值班室的玻璃被震得直响。“谢谢任站长。”孙四儿从炉子上的开水壶里给我倒了一碗开水。我正要接孙四儿递过来的这碗水，突然，刺耳的刹车声后是“轰”地一声巨响，值班室晃了一下，我和孙四儿一惊。窗外，刚刚通过的日本货车在一里外与停着的一列油罐车相撞，发生爆炸，货车出轨，这列货车可是拉了十几车皮的日本军火啊，真是出大事了！

“怎么？我道岔扳错了？”孙四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

“……”我快速回忆着刚才扳道岔时的情景，猛地感到道岔是扳错了，错把二号道岔当成了一号。“我闯大祸了，我们快跑吧！”孙四儿紧张的脸都涨红了。

我焦急地对孙四儿说，“你快逃，回家，就说你今晚请假了，没来值班，是我值班。”

“您……这怎么行。”孙四迟疑着。

“……我再想办法吧。”

“……那、那太谢谢您啦。”孙四儿突然跪下向我磕了一个响头，他起身望了眼不远处燃起的冲天大火，推开房门，消失在夜色中。我迅速从墙上摘下值班日志，把今日值班人员孙四儿的那页撕掉，在新的一页上写上了今天晚上值班的时间和我的名字。然后，赶忙跑到值班室旁的站长室，焦急地敲着房门，站长晚上就住在站长室里。站长室是里外两间，外屋是办公室，里屋是卧室。急促地敲门声中站长室的灯亮了，站长是日本人，叫宫前驹太郎。他在日本是医生，被征入职，性情和善，平时常和我们员工聊天。他睡眼惺忪地打开了房门，我闯了进去，向他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事故。他吓了一跳，马上睡意全无。“今晚是孙的值班，孙的哪去了！”站长吼道。“今晚是我的值班。”我说。站长闻听一惊，“……”他无奈地用手指点了点我。他知道，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他作为站长也有推卸不掉的连带责任。他用两根手指按着自己的额头想了想，对我说，“这是有人破坏，你的，马上向铁路局报告。”我迟疑着，宫前驹太郎焦急地说，“就这样报吧，否则，我们都要受到大大地处分的！”看来只得如此了，我跑回值班室，电话向天津铁路局报告了此次事故。

一小时后，值班室的房门被踹开了，闯进三个穿军装、持长枪、左臂戴白袖标的日本军人，我知道他们是从天津赶来的日本警务段的军警，撞车事故惊动了天津日本警务段，随后，跟进来一位头戴日本战斗帽的圆脸中国人，我一眼就认出这就是大汉奸、日本翻译韩巡官。“谁是任副站长？” 韩巡官把这个“副”字咬得特别重。“我就是。”我说。因为他们进来前，屋里只我一人。韩巡官从墙上摘下值班日志，看到了上面我的名字，将日志递给了身旁的一个日本军警，那人看了看，将日志塞进了怀里。“撞车是你干得？！” 韩巡官说着一把抓住我胸前的衣服，他那胖脸上的一对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大约有十几秒。这在平时是没有人敢抓我的衣服，因为我大小也是独流镇站副站长，而此时此刻我只能忍耐。“我不知是谁干的。”我回答到。“会让你说实话的，走！” 韩巡官松开抓住我上衣的手，又突然用力推了我一把，我不自觉地倒退了两步。“你的开路一马斯……”一日本军警用枪比划着，示意我跟他们出去。

他们押着我向附近的日本炮楼走去，我知道他们要对我进行审讯，看来凶多吉少。此时，站台上仅剩的两三盏路灯在风雪中闪着橙色的光，十分昏暗，我趁跟在我身后的韩巡官为身边的日本军警点烟之际，一闪身躲进了距我两米的站台上的公共厕所，厕所里的灯也坏了，一片漆黑，我知道厕所里有个后窗，虽然不大，但我能跳出去，窗外就是一片坟场，只要他们今晚抓不到我，天亮可以再想办法。我用力推了几下后窗，打不开，后窗不知何时被钉死了。紧接着站台上日本军警叽哩哇啦地喊了起来，问我去哪了，韩巡官冲进厕所发现了我。“他在这了！”他喊着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挥拳朝着我的脸上就是重重地一拳。我没想到韩巡官竟然对我如此大打出手，我可是副站长啊，我没有任何防备，我的帽子掉落在了地上，鲜血从我的鼻子里流了出来。我被进来的两个日本军警拉着胳膊在地上拖着往炮楼方向走，我的身体与地面摩擦着，一只鞋也丢了。他们把我拖进炮楼，韩巡官和日本军警马上剥掉我身上的衣服，仅给我留了一条内裤，这可是三九天啊。他们一起动手，用很结实的细麻绳，栓紧我双手的大拇指，将我吊悬在炮楼里的木楼梯上，我脚尖刚刚够着地。炮楼里两个驻站日本兵看到天津警务段来人了，就悄悄上楼去了，他们互不相扰。

韩巡官问我是否故意制造了撞车事故，我是不是八路军，谁指使我干的。我说，“我不是八路，不知道为什么撞的车。”我知道刑讯开始了，一定不能屈服，如果从我这突破了，孙四儿也难逃一劫，对我俩将是灭顶之灾。韩巡官左右开弓地搧我的脸，又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这不仅是对我身体的伤害，更是对我尊严的严重侮辱，我凭生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的侮辱。我大哭大叫起来，骂韩巡官会遭报应，不得好死等等。韩巡官气极败坏，从外面端来一盆带冰碴儿的冷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刺骨扎心的寒冷，激得我喘不过气来，这可是三九天啊，我的头剧痛，神志有些迷乱了，他们的问话像是从遥远的天边飘来，根本听不清了。这时，一个军警用大马靴狠狠地踹了我几下，我的身体像钟摆一样晃动着，只听“咣当”一声，拴着我手指的绳子竟硬生生地断了，我被惯性抛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头撞到木楼梯，我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们岂肯罢休，再次用结实的细绳把我重新吊了起来，我醒了，我一面挣扎，一面喊叫，顽强抗争着，皮鞭一下下地抽打在我的背上，条条渗血的伤口钻心地疼，我紧咬牙关……

孙四儿没有逃回家，而是躲在车站的暗处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当他看见我被日本军警拖进了炮楼，他就跑去找同事老范了。老范长的四方大脸，五大三粗，在铁路员工中很有威望。老范得知我为救孙四儿被抓捕并遭吊打，马上带着两个员工和孙四儿找到日本站长宫前驹太郎，说任副站长是冤枉的，让他出手救救我，他与军警都是日本人，好沟通，并说，万一任副站长经不住严刑拷打，信口开河，说一些车站管理混乱等对您不利的话，您就是跳进太平洋也洗不清啊。日本站长想了想，说，最好找驻站日军曹长帮忙。老范他们拽着日本站长砸开了曹长的房门，曹长也住在车站旁边。我的叫喊声早已惊醒了睡梦中的驻站日军曹长，曹长掌管着炮楼里的三个日本兵。这时，老范等和日本站长进屋找到曹长，说任副站长被抓是冤枉的，撞车事故是有人破坏等。曹长犹豫了片刻说，他不能出面，就是出面也不好办，虽然他们都是日本军人，但由不同的上级领导。怎么办？老范说，任副站长为独流镇站辛辛苦苦好几年，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没出过差错，我们必须救，只要你不反对，我们出头去救。“你们的都出去！这件事与我的无关，我要上床睡觉的。”老范的话激怒了曹长，曹长生气地关了屋里的灯，下了逐客令。此刻日本站长像个冰雕似的杵在那。老范从曹长屋里出来时，黑暗中趁曹长和日本站长不注意，顺手摘下了曹长外屋挂着的两件日本军服上衣和一个军帽，机智的孙四儿领会了老范的眼色，顺走了桌上半瓶白酒。老范他们与日本站长分手后，在黑暗处套上日军上衣，有的戴了日军帽子，老范举起半瓶酒喝了一口，又往几个人的身上撒了一些，他们学着日本军人喝醉了的样子，骂骂咧咧地来到了旁边日本军警拷打我的炮楼，一进屋，老范首先用随身带着的棍子打翻了屋里的煤气灯，顿时屋里一片漆黑。老范冲着日本军警大骂道：“八嘎呀路！任桑（先生）大大的良民！八路的不是！”，就与日本军警扭打起来。老范他们的突然出现，并穿着日军服装，说着日式的中国话，加之屋里光线突然昏暗，老范他们先下手为强，三个军警真可谓蒙圈了，稀里糊涂就被老范他们占据了上风，控制了局面。孙四儿趁乱解开绳子把我放了下来，他用毛毯裹着我，背起我跑回了值班室，抱我在床上躺下，并关闭了屋里的灯。这时我已经冻得牙齿相碰格格作响，不能自已。他们见日本军警没追来，老范赶紧让孙四儿捅旺了炉火，烧开水给我喝，他将刚才偷来的两件日本军服和帽子一卷，夹在腋下闪了出去，大家知道，老范要销毁这几件军服，省得麻烦。日本站长被老范请了过来，他看着被连打带冻，神志恍惚的我，安慰了几句，他心里一块石头暂时落了地，他感到我还没说对他不利的话。那三个日本军警没追过来的原因，一是他们被打得爬不起来了；二是他们不想与车站的驻站日军闹得太僵；三是经过刚才对我的拷问，我不知道撞车为何发生的，再继续刑讯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明白，中国有句俗语：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毕竟不是在天津市区。

须臾，东方泛起了鱼肚白。日本军警鼻青脸肿，胳膊腿都伸不开了，他们打算把我送交唐官屯警务段（人称阎王殿）处理，老范及站务员们停下了手里的一切工作，都围在我的身边，说我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曹长及驻站日军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日本军警在大家的一致反抗下才没把我带走，便骂骂咧咧地登上返回天津的顺路火车走了，我看见韩巡官被打的乌眼青，真解气。老范悄悄对我说，这车撞得好，就是不能让小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霸道！就不能让他们整天把中国的煤炭往他们日本运！由于撞车事故，独流火车站暂时处于半瘫痪。我忽然感觉，老范说得对，侵略者就应遭到报应。

几天来，我突然发现曹长经常用异样的目光偷偷地瞄着我，日本站长对我处理的事情都要一一再过问，像是处处提防着我，对我不放心，我也处处加着小心。我甚至发觉周末我回天津市区的家时，身后总有人鬼鬼祟祟地跟踪，我忽然感觉后背发冷。我想起了中国一句俗语：放长线钓大鱼，看来我就是那条“鱼”。老范悄悄地嘱咐我，千万要小心提防着他们，他已安排人暗中保护我了。“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我紧紧地握着老范的手，表达对老范的感激之情。事后我才知道，老范是共产党员，这次撞车是老范他们策划的一次抗日行动，他们原打算撞车后孙四儿一跑了之，没想到我的突然出现，使事态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这一次惊心动魄的遇险，我只对妻子莲说过，家里人们全不知道，我怕大家为我担心。没过几天，我母亲突然乘火车来到独流镇站，刚一下车，她看见正在站台上值班的我，就一把抓住我的手，端详着我呜咽地说：“宝贝儿，你受苦了。”我笑着答道：“没有什么。”可是我内心的悲痛是难以形容的。我心里说，如果我被送到唐官屯警务段，咱们母子恐怕不能见面了。这个不幸的遭遇看似结束了，但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我感觉仿佛有一把日本军刀悬在我的头上，不知何时就要落下。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感觉这次我才是真正的脱险了。可是，随着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铁路系统又成了重灾区，后来的事实证明，更多的险境仍在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