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旭
网站用户
——外祖父讲述的故事
贾旭
1948年仲秋的一个午后，中国天津的汉沽火车站，火辣辣的骄阳要把万物融化了，这是北方典型的“秋傻子”天气，车站大办公室里闷热异常。
一
“任站长！”身旁有人压低了声音轻声地喊我，是怕被别人听见。我扭头一看，是我们汉沽火车站财务员小孙，他此时一脸的神秘。大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根本没注意到我们。
“啥事？”我轻声地问。
“那30箱纸烟和茶砖……”小孙说着左右看看就把400元钱往我手里塞。那纸烟和茶砖因票、物不附是我们昨晚从下行货车上查扣的，如今还码在站台上。看来是货主找小孙贿赂我，让我放行。我不悦地推开了小孙拿钱的手。
“公事公办。”我轻声坚定地说着，拉着小孙来到了站台上，让站务员按有关规定对那堆纸箱和茶砖的体积及重量进行了计算，站务员按规定算完的结果，罚款300元。
“交300元罚款吧，开票。”我说。“好的，开完票给您看一下。”小孙喜形于色，马上跑去财务室交钱开票了。
“曹头儿！曹—头儿—！”我向附近正在搬运货物的那群装卸工人喊着。
“我在了！”一个黑壮汉子跑了过来。“这些纸箱和茶砖已办好了手续，现在你接管了，等20分钟跟那趟下行货车走。”我说。
“好嘞。”黑壮汉子转身欲走。“只停三分钟，一定轻拿轻放。”我又叮嘱道。“明白！”黑壮汉子跑向那些装卸工布置任务去了。
这个黑壮汉子叫曹大霖，是汉沽当地的一个农民，他为人豪爽义气，好抱打不平，善结交朋友，办事可靠，他将附近有膀子力气的穷苦壮年老爷儿们组织起来，承担了汉沽火车站的装卸任务，主要是为有口饭吃。
“任站长！有—人—找—!”小孙在办公室那边叫我，我寻声望去，小孙身旁站着两位头戴黑礼帽、穿中山装的男子，其中一位略高一些的还戴着墨镜。看着他们这身打扮，我感觉来者不善。
我把两位引进了大办公室，屋里有些闷热，我打开了大办公室里的一台旧式黑铁皮电风扇，随着一阵清风袭来，屋里马上充满了嗡嗡的噪音。来的二位是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高个是施委员、矮的是王委员。
施委员摘下墨镜环视了一下我们大办公室，神情庄重地从怀里拿出了一张带红头的公函，那红头写着“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国民党区党部与我有何关系？我疑惑地接过了公函，公函的大意是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要接管汉沽站装卸车的脚行（装卸）业务。为什么要接管？面对眼前这突发的状况，我快速地想着应对的办法。
施委员见我拿着红头公函一言不发，便开腔了:“任站长，你知道现在是我们国民党说了算。所以，既然我拿着区党部的红头文件来了，你应该明白怎么做了吧，无条件地坚决执行。”“对，不执行就是与党国作对！作对的后果你该知道吧。”王委员马上随声附和，目光恶狠狠地盯着我。
“对我们铁路系统来说，铁路局最大。就是说，凡是铁路方面的事情，我要听铁路局的，只有这样铁路才能正常的运营。”我说。
“对，你说的对，但最后还是要听党国的。现在区党部下文件了，你现在就办理装卸业务的移交吧。”施委员得意地说。
“我说了半天您二位还不明白。这样说吧，您是国民党的要员，可如果我要问您铁路上的事儿就不一定知道了吧，比如什么叫上行车下行车？手持信号灯左转三圈右转三圈是啥意思？车辆调度应遵守什么原则？术业有专攻，现在让您来管理铁路那是给您出难题，是开玩笑。所以，我未得到铁路局的指示，不能帮您二位办这个事儿了，抱歉。”
“这里并不涉及铁路上的专业，只是为你们换一个合作搭档，这有什么难的，我看任站长是不想执行区党部的命令了。”王委员一屁股坐在了我的办公桌上，咬牙切齿地对我说。
“我就听铁路局的！”我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可能是我说话的声音大了，可能是怕我一对二吃亏，副站长老范、小孙和几个同事也凑了过来。
“……”施委员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施委员、王委员，我知道您二位也是奉旨行事，我非常理解。但是，没有铁路局的命令，我不能执行，诚望二位理解、海涵。”我陪着笑脸向他们拱着手，我知道此刻如果硬碰硬对我不利。
听了我的这番话，再瞧瞧我们大办公室里几个虎视眈眈地同事站在我的左右，他俩急也急不得，闹也没有理由。
他俩对视了一下，“真他妈的不顺，撤。”施委员气恼地说，他们二人悻悻地走了，大家都松了口气。曹头儿进来了，他本来是想告诉我那纸烟和茶砖已经装车的事，却听到了施委员和我的对话。“任站长，您真这个。”曹头儿向我挑起了大拇指，“千万不能让国民党接管装卸业务，他们太黑，我们可就没活路了。”
“我心里有数。”我说。我知道国民党区党部如果接管装卸业务一定会乱了套。一是国民党非常腐败，为了多挣钱会找货主的麻烦。二是会以查“通匪”（指八路军）为由，给我们铁路平添许多乱子，我不愿意为自己再添麻烦了，因为眼下局势动荡，国民党军队抢运军火物资，弄得车站乱七八糟，我已经是四处“救火”，狼狈不堪了，如果再让国民党接管了装卸业务，勉强维持正常的铁路运输将会彻底瘫痪，那后果将不可收拾。如果国民党接管了装卸业务，曹头儿他们许多兄弟将没有饭吃了，每个工人的后面都是一大家子等着吃饭的人啊，坚决不能让国民党接管装卸业务。我立即将此事电话向上级——天津铁路分局华北段鲁段长做了汇报，并表明了我的态度。鲁段长非常赞同我的作法，他说不卑不亢，不温不火，据理力争，是处理这类事情需要把握的，并对我妥善处理此事提出了表扬。
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既然拿出了红头公函，看来是有备而来，我感到他们不会就此罢手，我从那天开始就处处格外加倍小心。
二
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天空淅淅沥沥飘起了小雨，连日来的暑热得到了缓解，我在大办公室里赶写着月度工作总结。门突然被撞开了，声响很大，大家一愣，只见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的施委员、王委员斜挎着“盒子炮”（手枪），带领着四、五个手持长枪的人一涌而进，几杆长枪成扇形对准了我，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大办公室里的几位站务员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气氛非常紧张。王委员冲我笑了笑，阴阳怪气地说：“大家把枪都收了，任站长早上好！”他非常神气地拿出了个红头公文向我晃着，我一看是铁路局石局长签批的红头公文，公文的大意是同意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接管汉沽火车站装卸车的脚行业务，这个红头公文鲁段长昨天下午已派信差悄悄给我送来了，我一字一句地进行了研读，它的核心内容是同意区党部与装卸业务负责人办理移交手续云云，我当时已与鲁段长在电话里进行过沟通。我给小孙使了个眼色，小孙马上心领神会，悄悄地溜了出去。
“任站长，请吧。”施委员左手放在“盒子炮”上，右手一伸，向我做了个请的手式，意思是让我带路。
“施委员，您让我去哪？”我装着一脸地茫然。
“任站长，别装糊涂，现在请你带我们去办理装卸业务的移交手续。”
“为什么让我去办理移交手续？”我继续佯装糊涂。
“姓任的，你他妈的给我放老实点儿！”王委员喊着“啪”地一声，把“盒子炮”拍在了桌上，“哗啦啦”一阵响，几杆长枪拉上了枪栓一齐指向了我。
“你们要干什么？！”我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们看这份公文了吗？！这上面是写的同意你们去办理移交装卸业务的手续，可根本就没写我站长有什么事儿！”
“我说任站长，上次你说你听铁路局的，现在铁路局的公文下来了，你为什么不执行！”施委员急得眼眉都红了。
“我怎么执行，请您明示。”我努力平心静气地说，因为我看他们都急得火上房了，我该降降温了。
“你马上把装卸工们集中起来，告诉他们，汉沽站现在的装卸活儿由我们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负责了。”王委员得意地说。“对！愿意干的留下来，不愿意干的都他妈的滚蛋！”施委员奸笑着说。
“您二位根本没有完全理解公文的精神，公文上写的是同意把有关装卸业务移交给国民党区党部，没写让我参与移交，更没写由我主持移交。”我一字一顿认真地说。
“……”施委员和王委员相互看了一眼，又都把目光投向了那份公文。
“您二位再仔细看看，没写让我负责装卸业务的接管，也就是说我没这个责任和权力。因为装卸工人没纳入铁路系统，人家装卸工们是不会听我安排的，我没有你们国民党的权力大，再说你们还带着‘家伙’（枪）”我说。
“我现在命令你负责装卸业务的接管！”王委员又喊了起来。
“对不起，我们铁路局没这样要求我，我以铁路局的公文为准！”我也喊了起来。此刻，王委员的手枪打开了保险，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死一般寂静，屋里的空气仿佛凝结了。“这样吧，您让石局长在这个公文里加上‘由汉沽火车站站长协助装卸移交工作’这几个字，我们一定积极配合，或您给石局长打个电话，让他在电话里命令我协助移交也可以。”老范过来打破了僵局，他说着把桌上的电话机推到了施委员的面前。
“你给石局长打！”施委员命令似地对我说。
“我不知道石局长电话号码。再说，我不能越级，我的上级是鲁段长。”我说。
“那你给鲁段长打电话。”施委员说。
我推开了王委员顶着我脑袋的手枪，拨通了鲁段长的电话。电话里我请鲁段长马上请示石局长，在公文里加上由汉沽站站长协助装卸业务移交这句话，并说施委员、王委员是带着队伍端着枪来的。
鲁段长说，修改公文要召开局务会，今天肯定办不成，请石局长电话同意，没这个先例。施委员抢过话筒，竭力要求鲁段长同意让我协助移交一事。无论施委员怎么说，鲁段长就说自己没这个权限，不能答应，最后，鲁段长推说有急事就挂断了电话。
老范和几个站务员怕我吃亏，已经凑了过来站在我的身边，老范对施委员说：“你们就自己去交接吧，我们站长没你们权力大。”另一个站务员说：“你们带着枪了，还怕嘛。”这时，门外一些上下车的好事乘客也扒着窗户往屋里瞧，而且门外的人越聚越多，他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镇压铁路员工了。
“呸，我们走！我就不信没他这个鸡蛋就打不了卤了。”施委员冲我的脚下吐了下口水，带着他们这几个人，骂骂咧咧地往装卸工人办公处去了。他知道再这样争辩下去也达不到目的，而且门外聚的人越多越不好办。
施委员一行在站台旁的两间木板房前站住了，这里是装卸工们办公、休息的聚集地。王委员大声吆喝着：“姓曹的！你给我滚出来！”。施委员和那几个人的长枪短炮都对准了那两间木板房。木板房的门突然打开了，曹头儿大步走了出来，他上衣敞着怀，露出了结实的古铜色胸肌。“我姓曹！诸位有何贵干！”曹头儿目光炯炯地屹立在门口。
“我们是奉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的命令，来接管汉沽站装卸业务！马上把你们的人都集合起来！把花名册和账本都交出来！”施委员说着掏出了那个红头文件向曹头儿晃了晃。随即，施委员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一丝奸笑，压低了声音说：“你要是愿意留下来继续干，我给你双倍的工钱。”
“东站的什么区党部与我们八杆子打不着，我不认识。再说，我们不是你们党里的人，你们管不着我们，装卸这活儿我不能交！”曹头儿愤怒地说。
“姓曹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弟兄们，把他给我拿下！”施委员一挥手，几个持长枪的人一拥而上，就要绑人。
这时，只见曹头儿双手往上一举，大喝一声：“来人那！”，曹头儿话音未落，呼啦啦从木板房后面和附近的房前屋后一下子涌出了几十个装卸工，而且人人都手持一根两尺多长的木棍，一下子把这几个国民党兵团团围住。工人们群情激愤，紧握棍子跃跃欲试。“打死这几个抢地盘的！”不知谁高喊一声，一片打杀地喊声此起彼伏。
“你们要造反！”施委员吓得面如土色，他想开枪可已来不及了，因为这些装卸工们出来的太快了，人太多了，他没有防备，再说也没有这么多子弹啊，他拿枪的手有些发抖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装卸工们早有准备。曹头儿指着施委员严词质问：“你凭什么抢我们饭碗，你的狗屁文件对我们没用，你要是非要抢，那就先问问我们的棍子答应吗？！”这时，施委员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强龙难压地头蛇。突然，两个记者打扮的人挤进了人群，记者照相机的闪光灯一闪一闪。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上前对着施委员说：“我求求您老总，我们一家老小就指望这个活儿吃饭了，您行行好，给我们留一条生路吧。”
“是啊，我们不能饿死！”有的工人喊道。“坚决不能把这儿的活儿交给他们！”许多工人举着棍子呐喊着。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一名女记者挤到施委员面前问。
“……”施委员见有记者，他不想把事情再闹大了，无奈地对手下那几个人说：“我们撤。”这几个人好像早就等着撤退的命令似的，赶忙拎着枪灰溜溜地一溜小跑钻出了包围圈，随后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车回了天津。在客车上，施委员愤恨地说：“小小的汉沽站长竟敢跟党部对抗，看是你的鸡蛋硬还是我的石头硬，姓任的，你小子等着瞧！”有列车员把这些话悄悄告诉了我，他叮嘱我要加倍小心。
三
一天下午，夕阳中三个敞胸露怀，身上描龙绣凤，地痞模样的人横着进了我们汉沽站大办公室，他们进屋就破口大骂汉沽火车站管理无方，他们的货物找不到了，要求索赔。副站长老范马上迎上前，说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来人好像认识我，推开老范直奔我来。“你是任站长吧。”来人中的一个胖子气势汹汹地问我。我一看来者不善，除了这三个人的打扮和语气之外，我突然发现他们右手的中指上都戴着“金戒指”，这种“金戒指”是专为重创对手所设计的暗器，是在金属箍上装了几棵半寸多长的钢针，如果被这样的“金戒指”打到身上那就是几个血窟窿。我向身边的老范使了个眼神，老范心领神会，一侧身闪了出去。
“我是任站长。”我陪着笑脸为他们倒上茶水并让座，和颜悦色地询问托运的是什么货物，并说实在找不到，我们铁路有赔偿制度，关键是要出示托运单，我有意拖延着时间。来人说托运单找不到了，铁路必须赔偿他们的损失，并大骂汉沽站的装卸工太差劲儿，他的货物准是被装卸工偷走了等等，明显是无理取闹。“如果托运单丢了，我们也有补救办法，三位先填个表。”我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了《托运单遗失补办表》交给他们。“我们不填！我们的货物准是让你们他妈的藏起来了！”一个胖地痞说着过来揪住我就要动手。就在这个时刻，曹头儿带着十几个手持短棍的装卸工冲进了大办公室。
“想动手是吗！？你爷爷我就不拍横的！”曹头儿高声喝到。那三个地痞一看闯进来的十几条壮汉且手上都拿着棍子，感到自己不是对手，于是，胖地痞马上松开了揪着我衣领的手，说要到站台再找找他们的货，并撂下一句“跟你没完”就撒腿跑了。曹头儿分析，这三个地痞是国民党区党部派来的。为此，曹头儿就安排了一位外号叫“二猴子”，身手好的小伙子每天专门在我们大办公室门口值班，保护我们铁路员工的安全，小状况他自己解决，大状况他回去喊人。自从安排了“二猴子”值班，再也没出现什么状况。
那天，曹头儿来大办公室找我。我向曹头儿表示感谢，曹头儿说应该感谢我。我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就要全力维护铁路的秩序和大家的利益。”曹头儿轻声地说：“国民党没几天蹦跶了，八路军就要打过来了，我们老百姓当家作主的好日子就要到了。”
“……你小点儿声。”我赶忙左右看看。
“任站长，我是来向您告别的。”曹头儿悄悄地说，“过两天我要带几个兄弟干大事去了，以后的装卸业务由‘二猴子’负责，您多关照。”
“你们要去哪？”我问。
“保密。”曹头儿说着冲我笑了笑，然后，他用手比划了个“八”字。我突然明白了，曹头儿是要投奔八路军了。“有要我办的事尽管找我。”我高兴地说，我暗暗地为曹头儿他们高兴。
四
秋末的一个早晨，刚上班，鲁段长打来电话，要我速速赶到天津铁路局，他有要事找我。我把几件要办的急事交代给了副站长老范，我就乘火车赶回了天津，急急地赶到了天津铁路局鲁段长办公室。鲁段长一脸的严肃，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许久，仿佛要挖出我眼睛后面的东西。我心里很坦然，因为我知道自己没干对不起铁路的事情。鲁段长燃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一叠材料递给了我。我接过材料一看愣住了，这是一些举报我的材料，第一页纸的右上角有铁路局石局长的亲笔批示：“如果属实，定予严惩。石”。举报信告我有四大罪状：一是利用职权通匪（指八路军）资敌；二是剥削工人，压迫工人；三是营私舞弊；四是包办在汉沽站开转运货栈。这些罪状的任何一项，足可以把我打入严惩的漩涡里。
鲁段长让我去见第二总段何段长。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密室里，我像是被告坐在灯光的照射下，何段长、车务处郭处长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对面，这阵势就像是审犯人，屋里的气氛凝重、沉闷甚至还有几分恐怖。郭处长问一句，我答一句，小伙子做记录。主要问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几件事是如何处理的，最后，让我在笔录的末尾签了名字。何段长说，铁路局将派员调查此事，让我积极配合，这期间，汉沽站工作暂由副站长老范临时负责。我没有过多的辩解，我只说事实胜于雄辩，水落总会石出的，我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非常严峻。
我一走出那间密室，迎面遇到了鲁段长，他拍拍我的肩，拉着我的手说：“任站长，有问题可要老实交代啊。”我感觉鲁段长悄悄地往我手里塞了个小纸团。“您放心，我积极配合。”我说，我感觉鲁段长的眼睛里像是有话要说。我在厕所里的背人处悄悄打开了那个小纸团，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字：“放心、无事。”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赶忙把小纸团吞了下去，紧张的心情舒缓了许多。然后，我在天津铁路局呆了一个星期，也没查出我有什么问题，就让我回汉沽站等通知去了。
半个月后，鲁段长电话通知我，举报信是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铁路局解除了对我的审查，我官复原职。因此，那几封莫名其妙的举报信并未起到任何作用。谁写的举报信？鲁段长和我分析了在收到举报信之前所发生的是是非非，断定是天津东站国民党区党部派人做的，我这时才真正领略了区党部的厉害。
老范要调到别的火车站当站长去了，临行前我出钱举办了一个欢送晚餐，大家对老范都依依不舍。老范握着我的手，说：“任老弟，我走后你自己要处处多留神，要为自己留后路，这天可就要变了。”“放心吧，我知道。”我说，我明白老范的意思。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老范所在的那个火车站立了功，原来老范早就是共产党员。
后来，随着战势的发展，国民党节节败退，区党部自身难保，也就顾不上接管汉沽站的装卸业务了，也顾不上再报复我了。事后，我才知道鲁段长原来也是共产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民党区党部没能接管了汉沽站装卸业务，共产党却解放了中国大陆的全部国土。
解放后，我在铁路系统又工作了近20年。退休后，我将我的经历讲给了我的小外孙，因为他特别爱听我讲那过去铁路上的故事……
2021年10月二稿
2024年6月修改
2025年3月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