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阳春白雪

——我与乐圣师旷和古琴

一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大凡粗通文墨的人，应该都知道“阳春白雪”这个成语，其本意是指古代高雅的乐曲，后来泛指高深、不通俗的文学艺术。让人怎么都不会想到的是，这个流传了两千五百余年，几乎被后世妇孺皆知的成语，在它诞生的过程中，却同我国古代的一位盲人有关。

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盲人，绝非是普通的残障人士，因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其已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为一身了，更为难得的是，这个盲人不仅身怀经天纬地之才，其更是通晓音律的音乐大师。这样一位全知全能的伟大人物，如果用现代的话语体系评价他，毫无疑问其就是世所罕见的天才、通才，如此千年难遇的旷世奇才，我们深感好奇的同时，肯定会猜想这位历史奇人究竟是谁？更想知道他有哪些伟大事迹，这位大名鼎鼎的先贤不是别人，正是我两千五百余年前的洪洞老乡，他就是被庄子尊为“聪圣”，和被后世尊称为“乐圣”的师旷。

我们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清楚，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能被后世尊称为“圣”的人，实在是找不出多少，倘若我们认真屈指一数，不外乎有“道圣”老子、“乐圣”师旷、“文圣”孔子、“亚圣”孟子、“史圣”司马迁、“武圣”关羽、“医圣”张仲景、“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茶圣”陆羽等等为数不多的先贤。

这些诞生于不同朝代不同领域，且被后人家喻户晓的圣贤们，现在绝大多数都荣享着后世的高堂庙宇供奉，其每位先贤的历史贡献和功绩，均或多或少地有专著史料记载。这其中有一位“乐圣”却比较特殊，尽管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影响力，还早于“文圣”孔子五十多年，其史料更是散见于历代的各种典籍文献中，但若论及这位“乐圣”的知名度，就不能同以上的诸“圣”相比了，可能除了极少数搞传统音乐的人知道外，至于其他的普罗大众，所知者恐怕就为数不多了。

对此我自己综合分析过，之所以能造成这种结果，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礼坏乐崩”的今天，人们普遍都在向钱看齐，至于什么历史文化名人，什么古代音乐大师，这些留存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既不能服务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又不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何况这种人离我们非常遥远，即便知道有这么个历史人物，也仅仅局限于知道而已。在普通民众的意识里，这种流芳百世的历史名人，只能活在史书典籍中，唯有国家相关的文化部门，和极少数热爱文化的人，才会去特别关注和了解他们，故而知道乐圣师旷的人，注定就不会太多。

我的故乡山西洪洞，尽管是乐圣师旷的故里，这里不仅有关于师旷的各种讯息——明确的官方文献记载，和祖辈相传的民间传说，关键还有师旷的陵墓。在乐圣师旷的故里，普通大众更多熟悉的师旷，是其具体存在的师旷陵（我们当地俗称大夫庙）遗址，而不是什么典籍中记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音乐大师。

师旷陵所在地的曲亭镇师村，以及师村方远数公里的整个南垣，师旷在百姓们的心目中，绝非是什么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是被乡民祖辈尊崇、信仰的地方保护神。这样的民间神祇，在老家人的意识中，往往是无所不能的，这时候被神化且尊享乡民香火供奉的师旷，其身份不仅是民间吹鼓手和瞎子算命师的祖师爷，还是能够解除民间病疾的神医，对于跪拜于自己庙（由于历史原因，日军侵华时被惨遭烧毁）前，恳求他老人家实现各种愿望的后世子孙们，其既得广开言路有求必应，又得具备恤民医世的高超本领，更得保佑这方大地的风调雨顺。所以，在乐圣师旷的故里，这位先贤首先是神性的，而后才是人性的。

作为乐圣师旷跨越千年时空的老乡，我对于这位古代乡贤的认识，也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我出生和成长的薄村，同乐圣师旷的故里师村，是名副其实的近邻，从我们村去师村的距离，路程大约也就一公里左右，所以我从小便跟随着大人，常去师村剃头、赶集和看戏，我自己不敢说对师村有多熟悉了解，但确实每年去的次数不少。

我真正知道师村的大夫庙（师旷陵），则缘于少年时代的一次求药经历。写到这里，可能不少读者会问，究竟什么是求药？所谓求药，是我们晋南民间的一种民俗活动，说白了就是患有各种病疾的乡民，或亲自前往或由家人代去，赴一些特殊场所（如寺庙、道观等地）焚香化纸，以虔诚之心跪拜恳求佛、菩萨、众多民间神祇显灵，赐予所求之人“灵丹妙药”，以此服用祛除患者病痛。写到这里，我料想可能会有人反问，这不是民间的迷信活动吗？对于持此观点的人，我不能说你说的没道理，但你要把这种活动纯粹视为迷信，我觉得就太过于武断了。

我们都知道，人类自诞生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但凡是有人类族群居住的地方，都存在一个信仰问题，你不能说一看见烧香拜佛（神灵），就同迷信活动划等号。我们所谓的科学，肯定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各人类族群不同的民间，确实存在着一些神秘的东西，是科学所解释不了的，但你不能因为解释不了，就否认这种神秘性的存在。所以要我说，不论何时何地，遇到同自己的认知有出入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尊重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如同信仰不同的民众，也应该彼此尊重一样。

那次在故乡的大夫庙（师旷陵）前，老百姓集体自发的民间求药活动，虽早已过去了好多年，但当时的情形我现在却依然记忆犹新。时间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其时我还在村小学读书，大概是在五年级的下半学期，那年春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邻村师村的大夫庙前，竟然出现了好多村民自发的求药活动。因为我们薄村距离师村非常近，外加我们村的人常去师村赶集，于是大夫庙前有人求药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们村，仅仅就这还不算，据说我家邻居的好几个奶奶，也加入到求药的队伍中去了。当时作为学生娃的我，放学后一听大人们闲聊起这事，自己的第一感觉便是好奇，所以时间一熬到周末，我就急不可待地想去大夫庙看看。

二

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那次特意去师村的大夫庙，是在清明节后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时间应该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因为我们洪洞南垣的农村，早饭都是根据传统的农时吃，一般在上午九点半左右，吃过早饭一抹嘴，我就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直奔我们村东的师村而去。

师村的大夫庙，离我家顶多也就两公里，故而花在路上的时间，注定就不会太久。待我到了大夫庙一看，还真被那热闹的场景震慑住了，只见大夫庙所在地偌大的柏树林中，悬挂着很多书写有“有求必应”、“心诚则灵”、“救苦救难”等内容的还愿红布，在熙攘流动的人群中，既有坐地卖香烛、表纸、求药纸囊的人，也有虔诚的男女老少求药者，更有如我这般看热闹的学生娃娃们。

如此原始的民间求药场景，注定会弥漫着浓重神秘的烟火气息，这气息来源于求药众人：虔诚地烧香和焚化表纸。而其中飘荡出的每一缕烟雾，均代表了求药人对天地、自然、鬼神的虔诚祈求，这祈求的丰富内容里，包含着自己及家人对健康、财运、事业、学业、仕途等等诸多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期盼。在祈求的神灵面前，往往祈求的人会发心许愿，倘若自己及家人的愿望，能够早日顺利实现，那么祈求的人就会回来还愿，以报答神灵的护佑之恩。

在如此环境氛围的影响下，人往往是会被感染的，尽管我是特意来看热闹的，心中也明白自己的身体无恙，但这并不能代表我就没有心愿。当时我的心愿是什么呢？当然是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更期望自己期末考试能考个好成绩，因为唯有成绩好了，我小学毕业后才能上个好初中。于是，在求药众人的影响下，我也买了香、表纸和求药纸囊，然后便学着大人们的样子，也加入到求药人的队伍中去了。

我敢这么肯定地说，所有的求药人在下跪的那一刻，其心里绝对是虔诚的，因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人人都懂得心诚则灵的道理。当年大夫庙前的求药者，其详细过程是这样的：求药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先作揖跪拜在大夫庙（遗迹）前，以示对先贤神灵的敬重，然后是插求药纸囊、点香、插香，最后就是边焚烧表纸，边向所求之神表述自己的心愿。

你还别说，经过求药人这么一番虔诚的祈求，待所有求药的程序都走完，插于身前的求药纸囊中，便会显现出或多或少的米粒状“药”来，求药人一旦看见了这“药”，就预示着神灵知道了祈求人的诉求，故而这“药”在祈求人的心里，也就具有了非常的疗效。

怎么说呢！类似我所写的大夫庙前求药的事，在我国广大的基层农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你如果硬要说这就是迷信活动，我也不会有反对意见。但我想告诉读者的是，这种基层民众祖辈传承的民风民俗，更多的还是关乎他们原始的精神信仰，这事不管是出于心理作用也好，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别的原因，总之，有的求药人服用了所求之“药”，他的病痛居然就好了，此事对于虔诚的求药人而言，便意味着所求的神灵老人家显了灵，这也就回答了大夫庙所在地的柏树林中，为什么能悬挂那么多还愿红布的原因。

那天我在大夫庙前求药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听到了关于师旷大夫的种种传说，当时自己毕竟年龄小，所掌握的知识也极其有限，听大人们总是大夫大夫地说着，我就想当然地认为：师旷肯定是古代一位非常会看病的郎中。古代所谓的郎中，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生大夫嘛！我曾一度还为自己的解释得意过，心想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求药呢！

改变我年少错误认知的，是回家后自己对父亲的复述，记得当时父亲听后，他很有耐心地告诉我说，师村大夫庙里的大夫，并非是我们知道的医生那个大夫，而是指古代的一种官职称谓，师旷大夫是古代先秦时期的官阶，他是以乐参政的文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宫廷乐师，但师旷却非一般的宫廷乐师，而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音乐大师，因他对国家和音乐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故而后世便尊称其为乐圣。更有意思的是，父亲最后还对我补充说，相传师旷在成为乐师之前，他也曾拜过名师学过医术。

通过父亲一番的谆谆教诲，我不仅对乐圣师旷有了初步认识，而且师旷所弹奏的乐器古琴，也在我年少的心中扎下了根，但后来随着自己兴趣的转移，这仅有的一点认识，也被我慢慢地忘到脑后了。重新让我对师旷文化有所关注，缘于新世纪初县里对师旷陵园的复建，这次复建虽然规模不大，但对师旷陵却有重大意义：不仅让荒芜多年的陵园有了生气，而且县里的文化部门还组织了有识之士，编辑出版了一本关于师旷的古今文献集成：《乐圣师旷》。

后来得知，这次对师旷陵园的复建，得益于县里制定的师旷故里历史文化开发工程。据我了解，当时这个文化开发工程，是有相当的规划和目标的，遗憾的是由于资金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仅仅复建了师旷墓和部分祠庙，还加盖了该陵园的院墙和迎宾门楼，至于预期规划中的晋国文化古代音乐博物馆、晋国古代乐器展览馆、师旷音乐广场、师旷塑像等配套建设却还没有落实。

三

师旷故里历史文化开发工程开启的时候，我已经去市里读大学了，其时由于先前对古琴的无限向往，我在连古琴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无奈只得业余时间转学同是弹拨乐器的古筝。

大二那年寒假的末期，当我听说了师旷陵复建的消息，就专门去那里转了转，回来的途中，自己还特意走访了该工程的指挥办公室。就是在这次走访中，《乐圣师旷》的主编兼开发工程总指挥的贺伟先生，赠送了我一本刚出版不久的《乐圣师旷》。后来，通过逐渐阅读《乐圣师旷》这本书，我对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乡贤师旷，才逐步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对师旷了解得越多，自己对古琴的向往也就越迫切。于是，我先跑遍了当时临汾所有的乐器店，遗憾的是竟没一家售卖古琴，后又向专业搞民乐的老师打听，我想知道本市是否有会弹古琴的人，但得到的答案也很让自己失望。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把对古琴的所有想象，都寄托在了触目可及的古筝身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又过了半个学期，有次当我整理租来的古筝说明书时，竟无意中发现厂址在河南的那家乐器厂，同时也生产古琴、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

一见到这个关于古琴的信息，我即刻就来了精神，于是自己马上就拿着古筝说明书，去找公用电话联系乐器厂了。等到电话接通后，我先问了他们厂生产不生产古琴，得到肯定答复后，我就问临汾有无乐器店在他们厂进过古琴，对方回答说这个还真没有，我又紧接着问临汾周边的县市，可有乐器店进过古琴，这回对方想了好半天才回答我说，记得运城有个乐器店，年前在我们厂进过两张古琴，不知道现在卖了没有，我可以把那个乐器店的电话给你，你要不嫌麻烦可以联系问问。

记下运城乐器店的电话号码，随后给对方道完谢挂断电话，我连地方都没动了下，就直接给运城乐器店打了过去，还好电话只呼叫了两声，对方就及时地接听了。我说明了自己想咨询的内容后，对方回复我说琴还在，接下来我又打听了古琴的价格，对方说要价两千，如果诚心要的话，一千六百元就可以给你。说实话，当时我一听价格就有些头大，你说我一个穷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三四百元，现在一张琴就要花一千六，这个数目对于有收入的人而言，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对于我这个穷学生，一千六百元已俨然是笔巨款了。

面对如此多的一笔钱，眼下自己去哪里筹措，这是横亘在我心头的一大难题，是回家向父母要吗？想想父母为了供我读大学，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现在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再让父母为钱的事作难？一旦心中想起了这些，我不仅觉得自己自私，更痛恨自己不能为父母考虑。既然经济条件有限，关于买古琴的事我就不敢奢望了。不过这个电话也没白打，最起码的慰籍和收获，是我知道那里有卖古琴的乐器店了。

就关于买古琴的事，我心头纠结了好几天，最终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最后我还是决定走中间路线——既然现在没钱买不起，那专门赶赴运城一趟，去看看古琴总可以吧！心里一旦有了这个执念，我也就没心思好好上课了，不过当时好的一点是，我们顶多还能在校呆一周，因为时间一到了周末，全校就该集体放暑假了。当时考虑到暑假即将来临，我怕火车票紧张不好买，于是在当天的晚饭后，自己便借了辆自行车，独自一人骑行着去了火车站。难得的是那晚还算幸运，我虽然排了好长时间的队，但最终还是买到了自己想要的火车票。

预购火车票的钱，一交到售票员的手中，我口袋里的钱就囊中羞涩了，也就是说自己现有的钱，只够买去时的车票，至于返程的路费和其它开支，我只能想办法向别人借了。就这样，从火车站回到学校，我第一时间便去了班主任家，经过自己长时间的软磨硬泡，班主任终于答应借我两百元。现在有了足够的储备资金，自己去运城看琴的信心就更足了，现在迫切期待的事，就是希望学校能够早点放暑假，因为一放了暑假，我就可以直奔运城而去。

大凡是让人期待的事，一旦有了准确日期，心中必然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尽管离放暑假已没几天，但我老觉得每日过得空虚而漫长，故而学校一放了暑假，我就第一时间寄存了行李，然后便兴致勃勃地去了火车站。这次兴之所至的运城之行，是我时隔多年之后，再次重温乘坐绿皮火车的旧梦。想想人就是这么奇怪，自己竟会为了一个故乡的历史文化名人情结，而专门向别人借钱，促成了此次遥看古琴之旅，这种忠于个人精神爱好的行为，应该就是书上所说的爱屋（因为崇拜乐圣师旷）及乌（所以自然也就喜欢上了古琴）吧！

这次暑假之初的看琴之旅，比我想象中要顺利得多，到了运城一出火车站，我就招手叫了辆出租车，上去后没十分钟的车程，司机师傅就根据地址记录，很快就找到了那家乐器店。结完账打发走出租车，我心情激动地站在乐器店门前，想到自己马上就能看到——心心念念所向往的古琴，于是双手便不由自主地：整理起了自己的衣衫。我心中明白这样下意识的行为，既是对古圣乡贤乐圣师旷的崇拜，更是对其演奏乐器神圣古琴的敬畏。

经过好一番的心理波澜，我终于走进了那家乐器店。进去后通过观察，我发现该店面积不大，大约也就十几平米，刚一进店我就能看到，其售卖的大多数乐器，都整齐地摆放在柜台里，只有少部分的大件乐器，诸如古筝、古琴、二胡之类的，则秩序井然地悬挂在墙上。另外，我还注意到这家乐器店里的顾客，那天也少得可怜，因为整个店中除我之外，居然再无第二个顾客，我想大概是因为盛夏天气炎热，故而人们考虑到避暑因素，所以即便是有想购买乐器的顾客，人家也会有选择性地前来。因此，当我一踏进这家乐器店，那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店主，即客气地同我搭讪了起来，我一听店主说话的口音，就知道他便是前几天——接听我电话的那个人。

面对店主的热情接待，我觉得实在没必要兜圈子，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后，我便开门见山地告诉店主，自己就是前几天给他打电话咨询古琴的那个学生。店主听后略感有些惊讶，因为他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眼前的这个大学生，仅仅是打了一个咨询电话，居然就冒着酷暑从临汾来到了运城，我想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我这次特意来此并非买琴，而只是为了一睹古琴的芳容。

为了更好地详观古琴，我恳请店主将琴从墙上卸下来，然后平放在了玻璃柜台上，这样自己就能近距离接触到古琴了。当我首次面对这款传说中的神圣乐器时，心情明显地还是会很激动，毕竟这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真正见到了古琴的庐山真面目。在接下来很长的时间里，我一面详细地端详着古琴的各处细节，一面就古琴的常识问题，非常虔诚地向店主做了请教。

也是在同店主的聊天中，我才得知古琴在运城的境遇，几乎同临汾大致相同，唯一区别是运城有乐器店售琴，而临汾却没有。店主说虽然他进了古琴已有多半年，但真正认识这款乐器的人却很少，绝大多数的人都误以为这是小号的古筝，这其中还包括不少学民乐的人，可见古琴在晋南的民间，几乎到了绝迹的地步！店主还告诉我说，尽管也有不少感兴趣者询价，但真正愿意购买的顾客却一个也没有，至于像我这样痴迷于古琴的年轻人，那更是千里挑一的不好找。我们聊到了兴头上，我又问店主运城可有会操琴的人，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轻轻地摇了摇自己的头。

四

从运城看琴回来后，更加强了我了解、学习古琴的兴趣，但囿于临汾其时既无乐器店售琴，更无会操琴的人可拜访，于是，我就先自行收集起了关于古琴学习的资料。这其中最容易得到的，我认为是教授古琴入门学习的书籍。为了寻找这类书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我把临汾比较有规模的书店，几乎统统都跑了个遍。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还真买到了一本由著名琴家李祥霆先生所著的《古琴实用教程》。

后来仅有这本书，依然满足不了我对古琴的痴迷，大约半个多月后，我又利用周六日的休息时间，跑到临汾最大的音像超市，预订了一套由著名琴家吴钊先生主讲的《古琴基础教程》VCD教学光盘。我想通过观看光盘的教学视频，具体学习古琴的演奏技巧，等到古琴教学光盘回来后，我又为找播放机发了愁，最终还是班主任帮了我这个忙。有了《古琴实用教程》和古琴教学光盘，现在唯一所缺的就是古琴了，但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实在是不容易，如果单凭我自己省吃俭用，恐怕毕业前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当年还有个关于古琴的插曲，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在2004年的春季，我在某期的《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古琴成功入选第二批“世界非遗”的专题报道，通过这篇文章我了解到：古琴当时在国内的生态，可以用濒临失传来形容，别说是在我们晋南的基层民间，就是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这样的文化大都市，真正会操琴的人也寥寥无几，可见其时古琴的演奏传承，真到了重现广陵散绝的地步。而这一年的我，还有不到一个学期就将要大学毕业了。

毕业后我参加的第一份工作，是赴省社科院做了一家杂志的编辑，这份工作之所以能成功获得，得益于我在大学期间便在省级报刊发表了文学作品。有时候想想人生就是这么奇特，仅仅是数月时间的间隔，我就从一名在校大学生，转变成了挣工薪的编辑，人自然也从地级市到了省会工作。在那家杂志社期间，因为接触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变化，我的视野逐渐也变得开阔了起来。其时自己感触最深的，是省会太原毕竟不同于地级市临汾，这在两个城市乐器店有无售卖古琴这件事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差别。那时候每逢周六日，我偶尔会去太原柳巷一带闲逛，当然每见到乐器店是必进的，其时我就发现在不少的乐器店里，都有明眼可见的古琴在售卖。

当杂志社首月发了工资，我就蓄意着要购买古琴了，不过这时候自己的积蓄有限，如果想实现这个久存心头的愿望，恐怕还得再等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我现在的经济实力，还买不起一张属于自己的古琴。面对这样的境遇，我当年曾经这样宽慰过自己，心说等等就等等吧！老家的人不是常说好饭不怕晚嘛！也许这就叫好事多磨，毕竟自己现在每个月都有收入，虽然数目不大，但时间长了却可以集少为多，既然两三年都等了，又何必在乎再多等几个月呢！

领到第三个月工资的时候，我想买琴的大愿就快实现了，尽管自己当时的积蓄还不够，但因数目差距不大，我可以先向同事暂借，以此成全自己的买琴愿望，待下个月发了薪水再还欠款，这样做即不耽误提前买琴，更不会失信于同事，如此行事可谓是两全其美。最终，我顺利地借到了同事三百元，在一个仲春周日的下午，我特意去了柳巷的一家民族乐器店，以一千八百元的价格，买回了我梦寐以求都想拥有的神圣乐器：古琴。

对于痴迷古琴的人而言，拥有了自己古琴的日子，可以说天天皆是好日子。不仅如此，在我购琴以后没多长时间，还结识了太原的一位优秀青年琴家，他就是今天唐风琴社的彭建军先生。因为彭先生是我有生以来，所结识的第一位琴家，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怎么同彭先生认识的，我现在确实有些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当时在《山西画报》社（办公地同《山西日报》社在同一栋楼内）工作，职务好像是美术编辑吧！

我同彭先生第一次见面，也是约在了《山西日报》社院内，记得那年春天他下楼来接我，给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其身材的高大。当时的彭先生稳重而不失活力，言语虽不多但句句真诚，属于一句顶一万句的那种。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彭先生上身穿了件淡绿色盘扣中式衬衣，我们见面一接触，我的第六感便告诉我，此人系受传统文化浸淫多年，故而彭先生在举手投足间，显示的皆是儒雅中和之气。

后来与彭先生熟了，我还特意去他家做过客，嫂夫人也曾设宴款待过我，这些礼遇虽然过去了多年，但我依然记得不曾忘怀。那次在彭先生家里，我有缘见识了他收藏的好几张古琴，以及更多关于古琴的资料（诸如曲谱、光碟、琴史类书籍等），通过同彭先生的攀谈，我也知道了他常去北京交流、学习古琴演奏，我也把自己仅有的一本《乐圣师旷》，借给了彭先生读（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不得不离开太原了，临走前我又向彭先生要回了那本对我至关重要的《乐圣师旷》，想必彭先生看见我记述此事的文字，他一定会理解我对那本书的特殊感情）。

现在回想一下，如果当年我的工作没有变动，或者我一直留在太原生活，我肯定就向彭建军先生学琴了，但事情往往不能设想，就这样我便失去了向彭先生学琴的机会。后来，一向不安分守己的我，为了自己所谓的文化理想，2007年一过完年春节，我就毅然决然地赴北京谋生发展了。

来京后为了稻粱谋，我曾先后打工于艺术品拍卖公司、广告公司、艺术杂志社、艺术网站等单位，某次同朋友去潘家园淘书，不慎将手机丢失，故而先前在山西的所有联系方式就都丢失了，至此我也便同彭建军先生失去了联系。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年，某次我在北京高碑店的“元象”艺术空间，应邀参加一个书画展览，该艺术空间的主人，则是我的太原老乡徐杰兄。

活动结束后，我需要拷贝下作品资料，这样回去好刊发在我们网站上。当我打开徐杰兄的电脑浏览资料时，就发现其中有不少古琴雅集的照片，一看见关于古琴的信息，必然就激发了我的兴趣。于是，我便特意打开了一张照片仔细看了下，没想到此照中居然就有彭建军先生。见此，我即刻就向徐杰兄询问，看他认不认识彭建军先生，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不仅认识，而且还非常熟。就这样，我无意在徐杰兄这里，又重新获得了彭先生的联系方式，随后很快我便成了彭先生的微信好友，这事的经历看来真应了那句话：只要是人与人有缘，无论失联多少年，更不管相距有多远，彼此总能奇迹般地取得联系。

五

买了古琴的那年寒假，还乡时我特意把古琴带了回去，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自己心中早有盘算——我想携琴去师旷庙前，专门祭拜这位令自己非常崇拜的古代乡贤。

彼时我是这么想的，回老家后也是这么做的：那是元宵节前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把背在身后的古琴，庄严地摆放在了师旷圣相前，然后自己虔诚地焚香、磕头，在整个祭拜的过程中，我耳边始终都有好几只鸟雀，在自由欢快地鸣唱，也许唯有这些家乡的生灵，才懂得我当时的心思。此情此景此地，自己能够有幸聆听大自然所赐予的天籁之音，使我顷刻间醒悟到——作为一名师旷故里的年青人，自己不仅有义务弘扬好师旷文化，更有义务传承他老人家的古琴弹奏艺术。

在老家众多喜欢民乐的乡民中，我不敢说自己是第一个携琴祭拜乐圣师旷的人，但我敢肯定自己绝对是：这些人当中最虔诚的那一个。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粗略算来，我居然都北漂了十几年。在这十多年的北漂生活中，我为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可谓尝遍了人间的苦辣酸甜，但现在蓦然回首一想，自己经受的那些所谓困苦，同乡贤乐圣师旷的成长经历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我北漂的这些年当中，无论自己的人生是顺境还是逆境，大凡只要我还乡归家，就必定会去师旷陵转转。去那里我不为别的，就为了让自己在外浮躁的心能够沉静下来，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忘时刻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

客居京华十余载，我先后有缘结识的琴家，至少也有十几位，在同这些琴家的交往中，无论他们年龄大小，或者所学何家何派，更不论他们的琴艺如何，我都对能操琴者尊敬有加，原因是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传承古琴非遗文化的使命。当然在同诸位琴家的交往中，我更多地会同他们谈论乐圣师旷，以及同师旷相关的文化知识，诸如师旷所创作的代表曲目《阳春》、《白雪》、《玄默》，关于师旷的成语典故等等，最后更会自然地谈到乐圣师旷的故里——我老家洪洞师村的师旷陵园，并把我自购的《乐圣师旷》一书赠送给他们，以示我言之有据并非信口开河。

以上的这些文字记录，皆是我痴迷师旷文化和古琴的往事，新世纪以后的二十余年来，大凡我看到关于师旷的资料，自己都会整理收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觉得有两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是自己长期漂泊在外，这无疑就会产生浓厚的乡愁情绪，其二是有关老家的一个文化老人：乐圣故里师村的黄俊峰伯伯。

黄伯伯在退休前，曾做过县蒲剧团、文化局的领导，其人不仅热衷于文化事业，而且还是县里名副其实的文才子，黄伯伯发表过不少文化散文、随笔，也写过蒲剧剧本，据说他退休后写有《师村志》，该村志出版了没有，我就不得而知了，但黄伯伯更多的精力投入，还是对乐圣师旷的研究。我认识黄伯伯很早，时间应该是在新世纪前后，其时我家已经开始搞平菇栽培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便得常去赶集卖蘑菇，而这其中的一个村集便在师村。

我在师村赶集卖蘑菇的时候，十有八九同黄伯伯的摊位是邻居，其时他受做生意大女儿的影响，也在自家的门口摆摊，售卖一些菜籽和农业生产资料。在我们彼此没生意的时候，我就常同黄伯伯聊天，就这样几集下来，我们便就非常熟悉了。大约七八年之后，有回还乡我去师旷陵转悠，回来时在附近的村路上，竟然就偶遇到了黄伯伯，这时候他已经生病偏瘫了。其时的黄伯伯走路虽然不利索，但他讲话思索却并没受影响，当黄伯伯得知我去了师旷陵时，他就信心满满地鼓励我说：以后你可以写一部《乐圣：师旷传》，这样我们的师旷文化，就可以更好更广地传播了……

那时候，我虽然发表了些所谓的文章，但同黄伯伯所期望的目标，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因为我明白这种先秦时期圣贤的传记，毕竟不同于写散文和小说，首先你得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习俗，以及宫廷官阶制度、相关的政治事件等等，还有当时的音乐史背景，乐圣师旷的生平事迹资料……由此看来，这是个非常庞杂的文化工程。说实话，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史资料做支撑，是断然很难完成这部传记的写作，这还不包括自己驾驭史料的写作能力。

就因为当年黄伯伯的一句话，慢慢让我明白了——作为热爱故乡文化的自己，是有义务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至于最终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那就要看我个人的造化了。现在，黄伯伯虽然已经故去了好些年，但他当年鼓励我写《乐圣：师旷传》的话，却会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现如今我清楚地知道，这件关乎乡贤乐圣师旷传记的事，自己能不能写和想不想写，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鉴于这个原因，我近十余年来刻意收集了不少关于师旷的资料，这其中包括书籍、图像、戏曲剧本、网络文字，我心中明白自己是为写作《乐圣：师旷传》在做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