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没有翅膀

八岁那年，我最敬佩两个人，杨子荣和郭长生。杨子荣大家都知道的，他是《智取威虎山》里，打虎上山，活捉座山雕的英雄。演《智取威虎山》的电影时，沟里沟外，我撵着看了六场。最后一场，我来回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十多里马路，翻了两架山，过了三道河。那天我们赶到放映的场地的时候，放映场地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掌声当然不会是欢迎我们，而是拍给杨子荣的，因为杨子荣刚好代表祖国和人民枪毙了滦平。我们急急慌慌地往场地里挤，可是场地里的人已经满实满载了，我们只好十分沮丧地在银幕的后面看完了电影的最后一小部分。看完电影，我们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天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回去的。

杨子荣我就不多说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我要说的是郭长生。郭长生就是我们沟里人，他家在煤炭湾口上，离我们家就隔一道小山梁。站在那个小山梁上，可以看见我家的猪圈和在猪圈里偷吃的狗，也可以看见他家的茅厕和在茅厕顶上栖息的鸡。有一次，我在山梁上还看见他的爹尿尿时没有进茅厕，直接就将尿屙到了茅厕边的菜地里。急遽的尿液击打在白菜叶子上，就像是李明智三舅在敲击边鼓，发出“噗噗哒哒”的声响。那一刻我浑身发紧，我为那一蔸白菜感到屈辱和疼痛，我忍不住拼命摇动山梁上的一棵小橡树，橡树的叶子“哗啦啦”响。郭长生的爹听见了，他一激灵，将尿收回去了。他蔸着裤子张望，问，哪个？然后咳嗽了一声，嘟哝着回屋去了。我抱着橡树悄悄乐了半天。

这个小山梁隔着我家和郭长生家，可是阻隔不了我对郭长生的崇敬。我对郭长生的崇敬可以说与生俱来，他比我大八岁，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背着书包上学了。他上学要从我家的门前过，我娘看见了他，心里喜欢得不行，拉着他左看又看，直夸娃儿排场，长的逗人爱。那时我正在我娘的肚子里怀着呢，娘的话对我肯定是产生了作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行了胎教。胎教的作用是重大而又深远的，因此，我一出生就有了偶像。当然在我八岁以前，我还没有崇敬，敬佩，偶像这些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在我八岁以后才模糊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更确切地说，是在看到了《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以后，才触发了这些概念在我心灵里的萌动和生长。杨子荣啊，太、太、太英雄了！我们在私下里都用了一个词，叫做“骚”。我们说谁好骚啊！其实就是对谁佩服得无法用语言表达了，用一个“骚”字，再加上“好”字，胜过了千言万语。那时候，郭长生已经在区上的中学里上高中了。他浓眉大眼，鼻梁高挺，身材挺拔，用现在的话说，叫帅呆了！那时的话说，叫他妈的太像杨子荣了！

我敬佩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杨子荣，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表现好。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郭长生就是沟里学校的红小兵了，而且还是团长！团长啊！多大的官？听大人们说沟里最大的官是聂家湾聂老大的儿子，在部队上也只是个营长。这个营长可不得了，不但娶了街上最漂亮的姑娘做了老婆，而且还把她带到部队上去了。团长比营长大，这是我们都晓得的。郭长生虽然不是部队的团长，可终究也是团长，沟里好多的大人见了他也是客客气气的，特别是沟里的地富分子，对他更是恭恭敬敬，唯唯诺诺。比方说我的大伯伯，他就是一个地主分子，可是他这个地主分子，在我们的面前还是耍他伯伯的威风，我们叫他的时候，他总是只“哼”一声，正眼也不瞧我们，好像我们是地主，他倒不是地主了。他门前的杏子树上年年都结满树的杏子，我们要是想偷吃两个，可得费周折了，往往要侦探几次，兵分几路，才能得手一两次，大多数时候都是被他撵得四处逃散，溃不成军。他还穷追不舍，还要去告我们的状，让我们规规矩矩站在他的面前承认错误，说我们不该偷摘青杏子。其实我们也想等到杏子黄了再吃，可是我们的嘴巴和肚子等不住啊！大伯伯一点也不理解我们的嘴巴和肚子的感受，他凶神恶煞般地训斥我们。那一刻我真希望我就是郭长生，或者郭长生立马出现在大伯伯的面前。如果真是那样，我相信大伯伯立刻、马上就会闭嘴，而且露出老山羊一样的媚笑，点头又哈腰。这不是我的夸张，也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是我亲眼看到过的。那时候我才四岁或者五岁吧？我还没有上学。学校里开“忆苦思甜”的批斗会，我被二哥带了去看，台子上就站着大伯伯。他佝偻着腰，还低着头。郭长生戴着火红的领巾，在台子的中间气昂昂地呼口号，下面的小学生和老师在他的带领下，不停地挥起拳头，跟着呼。声音响彻云空，让我也发起抖来。呼完了口号，郭长生就走到大伯伯的面前，尖声喝到，你这个狗地主分子，给我跪下！大伯伯没有犹豫就“扑通”跪下了。郭长生又尖声喝叫到，抬起你的狗头来！大伯伯立即就抬起了头。我感觉抬起头来的大伯伯，目光照向了我。不知为什么，我不敢再看下去了。我放开腿，跑回了家。

我到沟里的小学上学的时候，郭长生已经到沟外的狮坪街上中学去了。那里是区上的中学，有一个充满了浓烈玄味道气的名字，叫八仙中学。如果是现在，人们或许会以为它是一所培养道士的学习。其实不然，它是一所官办的中学，以前有高中。现在因为城镇化，把高中化没了，只剩下几个班的初中学生了。郭长生在那里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高中毕业的时候，郭长生已经从一名红卫兵直接加入到党组织里面了，他不但是学校的标兵，也成为了区上、县上的一面红旗，出席了省上的表彰大会。郭长生的光辉事迹被印成了小册子，给还在读小学的我们也发了一份。只不过我们似乎没有读懂小册子里面的文字，只是记得发小册子的时候，学校的徐老师给我们讲了半天的话。徐老师说，郭长生不但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和光荣，也是大队的骄傲和光荣，要我们永远向郭长生学习，做好革命接班人。说到要永远学习的时候，徐老师重复了两遍说，要永远学习，啊！永远学习！

郭长生高大而又光辉的形象将我们幼小的心灵空间差一点点就占满了，感谢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让我们看到了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否则，我们的心灵空间里，光辉的形象就只有郭长生了。

郭长生高中毕业那一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二哥说，走！我们到狮坪街上看热闹去！我就跟着二哥去了。

那一天是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狮坪街上聚满了人。一辆大卡车停在区公所的大门口。大卡车的车头上扎着脸盆大的一朵大红花，这使得那辆车看起来有一些说不出来的滑稽。所好两边的车厢板上又贴了大红的标语，使得那辆车有了一些庄重的意思。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车上已经装好了一些行李，但人还没有上去。人都聚集在区公所的大门口。大门口临时搭了个会台子，台子上坐了一溜人，当然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很快就和二哥走散了。散了就散了吧，我也不急。我钻到了会台子边上，我看见会台子边上站了一溜的人，都是年轻的学生样，郭长生也站在那里。但让我吃惊的是，别的学生胸前都戴着耀眼的大红花，可是郭长生的胸面前除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外，什么也没有。

我正奇怪的时候，会议开始了。是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欢送大会。好几个人在台子上讲话，你讲一通，我讲一通。有一个戴大红花的知识青年上台子讲了话后，郭长生也上台子讲了话，台子上的一个人说，他是回乡知识青年的代表。郭长生讲话毕了后，从台子上下来，我看见他的脸上虽然满是笑容，但笑容好似没有烧开的温吞水，没有看到热气，倒有丝丝的凉意。后来台子上的人喊叫，请各位下乡的知识青年上车！台子下的锣鼓震天般的响了起来，喇叭里的音乐也放开了，在音乐声里，一男一女两个热情洋溢的声音在诵读，戴了大红花的卡车两边，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出来了两队画了彩妆的男女学生，他们挥舞着彩绸，走着舞步，将热闹的气氛掀到了高潮。我拼了命往卡车跟前挤。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郭长生。郭长生站在卡车的尾部，和每一个上车的年轻人都握手，有的年轻人还和他拥抱一下。他们都喊他老班长，也有喊他长生的。有一个很好看的姑娘，本来已经爬上了卡车，可是她又从车上跳下来，红着脸，将一个鼓鼓囊囊的和她脸色一样红的笔记本塞到了郭长生的怀里。姑娘再次爬上卡车的时候，突然哭了起来。姑娘一哭，车上人的眼眶都红了，车下一些人的眼眶也红了。有人就大声喊到，开车出发！锣鼓响得更欢实了。

车走了，人散了，我和二哥又相见了。原来他也在卡车跟前，只不过他在另一边。二哥对我说，走！我们去帮长生去！

二哥对我说话一直都是这样，是一种命令的口气。我后来上中学后知道了这叫祈使句。二哥的祈使句常常不容我反驳。我也无法拒绝，听从二哥祈使句的指挥成了我的习惯，这种习惯成就了我的人生，也限制了我的人生。我习惯了听从别人的祈使，这使得我落了个听领导话的好名声，也使我不习惯祈使别人，从而当不了领导。

二哥那天说“走！我们去帮长生”这句话的时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一开始，我没有弄明白二哥说的是什么，长生是谁啊？当我明白长生就是郭长生后，我更是讶异。郭长生是谁啊？他这么厉害的人，需要我们帮他？我们又能帮他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二哥要我们去帮他，其实就是去帮他扛被子提行李。他不是高中毕业了嘛，那时还没有高考啥的，高中毕业了，农村来的回农村，叫回乡知识青年，城镇户口的也到农村，叫下乡知识青年。郭长生呢就叫回乡知识青年，他要回沟里去。下乡知识青年被学校和公上捶锣动鼓的欢送，回乡知识青年可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别看只错一个字，差别可就大了。那时管这叫城乡差别，是三大差别之一。

二哥那天带了我，扛了高中毕业生郭长生的被子和行李，回到了沟里。当然一同回来的还有郭长生本人。他走得悄没生息，像一个影子一样。从离开那所具有仙风道气名字的学校后，这个影子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还是回来了！另一句是，谢谢你们来接我！第一句话前面有一声很长的叹息，还有一个词，当时我没有听清，后来我想应该是“他娘的”。这句话连起来就是，唉！他娘的，还是回来了！另一句话是说给我二哥的感谢话，应该不包括我，因为他的目光没有望着我。虽然他没有望我，我还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成了回乡知识青年的郭长生开始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他表现很好，不久就成了队长，又因为在学校里就入了党，名气很大，回沟里后，顺理成章地成了大队支部的头，当副书记，离书记只有一步之遥。可是，我知道郭长生的理想并不是在书记的位置上。他曾经给我二哥说过，虽然他现在回沟了，成了回乡知识青年，但在沟里锻炼两年后，就要推荐去上大学，或者去当兵。郭长生说，他在部队好好干，穿上四个蔸的衣服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时候，四个蔸的军装是干部服。沟垴上聂老大的儿子每次回来探亲都是四个蔸，沟里人没有不羡慕的。郭长生说这话时，表情并不十分兴奋，似乎四个蔸的军官服早就已经在他家的土墙上挂着了，只看他啥时候去穿一样。郭长生不兴奋，我二哥倒是很兴奋。我二哥说，你当兵了，肯定就不会再是团长了，应该是军长。军长应该穿啥？应该是穿大合衫了。你穿着大合衫回沟里来，恐怕支书也要给你磕头了。合衫是我们沟里早些年对大衣的俗称。我们那时候只看见县上的胖县长穿过。胖县长其实不是穿，只是披。他披着大合衫站在区上的大门上，挥一挥手，讲话。下面的人群拼了命的喊口号，喉咙都喊嘶了。我曾经问过我二哥，你们为啥那么使劲喊口号啊？喉咙都喊嘶了。二哥嘶哑着说，我也不晓得，大家都在喊啊，我能不喊？二哥就是这么个人，我没法评价他，也不能评价他。他是我二哥，带我看了很多的热闹，虽然他没法和郭长生相提并论，但我也不能鄙夷他，而且我和二哥一样，都期待着郭长生早点去当兵。

那一年的夏天，苞谷刚刚抽出天花，洋芋正成熟的时候，公上开始征兵了。二哥那时候刚好也正在那个名字充满了仙气味道的中学里上学，他不知怎的得到了消息，课也不上了，跑回沟里给郭长生送信。二哥站在小山梁上喊叫郭长生的声音，让每一片树叶都激动得只哆嗦。郭长生家里狗也叫了，鸡也叫了，连猪也兴奋得在圈里转圈圈。郭长生终于可以去验兵了啊！而且招的是夏季兵！沟里也不晓得是听谁说的，公上招兵是有讲究的，夏天招的兵都是留在大城市里的，冬天招的兵都是被送到了边疆，比方西藏、新疆那些石头都会被冻炸的地方。所以沟里人都喜欢公上夏季来招兵。因为相对于城市和边疆来说，沟里人和所有人一样，都更喜欢城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沟里的人也是人呢。

郭长生真是运气好的人，他要在这个夏天去城市里当兵了。要不了几年，他就会是团长或者军长郭长生了。如果运气再好一点，谁能说他不会成为司令呢？沟里人能想到的最大的官也就是司令了。

郭长生报了名。体检没有问题。身高1.76米，双眼裸视力都是超过1.5。验兵的大夫说，当空军都行。耳朵没问题，鼻子没问题，手没问题，脚没问题，其他的一切都没问题。郭长生的身体完全合格。郭长生还将自己的所有奖状和奖品装了一口袋，给公上扛去了，公上说，你小伙子我们都知道，你回去等消息吧！

郭长生满怀信心地回到沟里等候消息。消息仍然是二哥逃了课，送回沟里的。二哥送回的消息说，郭长生的兵没有验上！

沟里人都不相信二哥送回来的消息。怎么可能呢？郭长生都验不上兵，谁还能验上兵呢？大家都不信，连我这个小学生也不信。我们都认为二哥送来的消息不对，是错的。郭长生的爹还骂我二哥，说他胡求说，乱传圣旨。二哥急了，说，验上的新兵今天都送到区上了，我们都参加了欢送，亲眼看见了，还会是假的？不信你们到区上去看啊！

郭长生和他的爹当天就赶去了区上，跟去的还有我二哥。后来听我二哥说，郭长生和他爹从公社找到了区上，公社的主任和区长的解释都是一样的，今年的兵很特殊，政审要求特别严格，郭长生啥都没问题，就是出身不行，不该是中农。公社主任和区长都说，你怎么是中农呢？谁让你是中农呢？如果是贫农多好啊！这次的征兵政策，就是只招贫下中农子弟，其他出身的一律不行。二哥说，郭长生还是行，当时就问，贫下中农是不是应该包括有中农？不然为啥叫贫下中农，而不直接就说贫农？两个干部的回答也是一致的，都说，贫下中农是指贫农和下中农，不包括中农。郭长生说，为什么不能是贫农，下中农和中农呢？干部说，不能！郭长生问为什么不能？干部回答仍然是标准一致，我们说不能就是不能！二哥说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愤慨，反而有一些兴奋，这让我十分迷惑和费解。怎么说，他也算是郭长生的一个崇拜者啊，郭长生没能当上兵，他似乎没有为郭长生难过，只是津津乐道地讲述他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是一个看热闹的看客。唉！这也怪不得我的二哥，他就是个喜欢看热闹的人，什么事，只要与己无关，他都能当做热闹来看，而且只要能掺和还喜欢掺和，想想，这也是一种人生啊。

遭受了当兵失败的打击，郭长生打消了再去当兵的念头，一心准备着，等候推荐去上大学。他更加努力地劳动，天天学《毛选》，天天写日记。日记是什么啊？在我们的印象里，那是只有象雷锋、王杰这样的人才能写的，郭长生竟然也写，这让我们不敬佩也不行啊！他还给大队和公社写思想汇报，每个月都写一回，每一回都写完了十张纸。学校徐老师给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都惊讶地“啊！”出了声。我们一点也没有故意夸张，我们是情不自禁地“啊”出声来。我们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的学生，为了讨好老师，什么套路都会使出来。我们那时候，一点也没有想过要配合徐老师，我们是真的被郭长生的事迹震动了。写满十张纸，那得写多少字，写多少话啊？我们写作文，想几天也写不满一张纸，即使好不容易写满了一张纸，里面也会堆满了相同的字或者长相差不多的话。比方汪金双，徐老师让我们写《记一件有意义的事》，要求最少写满一张作文纸。那时候小学生的作文本，一页一百五十个方框框，写满一张作文纸，就意味着要写一百五十个字。王金双就写，我昨天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帮生产队捡洋芋，捡了一个，两个，三个，还没写到三十个，一张作文纸就写得满满的了。徐老师将王金双的作文读给我们听，读到“十一个”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笑，读到“二十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后来我们跟着徐老师一起读，徐老师也忍不住笑了。这个郭长生啊，写满十张纸，不晓得他是怎么写的，写了一些什么？我们对他满是崇敬和好奇！我们相信，他一定会从沟里飞出去，即使他是一只青蛙，也会从沟里飞出去，何况他还是郭长生啊！

郭长生在沟里劳动锻炼满三年了，他可以被推荐上大学了，可是，这一年公上的政策变了，取消了推荐，恢复了考试。无论是上大学还是上中专都要参加考试，按分数录取。那就考吧！国家的政策，个人再厉害，也只能遵守，哪怕你是郭长生也不能例外。郭长生按要求报了名。那时候的政策，考大学和考中专是分开进行的，一个人不能同时参加大学和中专的报考，报考了大学，就不能报考中专，报考中专了，就不能报考大学。郭长生没有多犹豫就报考了大学。当然，我们也都认为他理所当然应该报考大学。我二哥呢，那一年也刚好高中毕业，因为郭长生报考了大学，他也就没有犹豫地报考了中专，我们也认为他理所当然应该报考中专。他怎么能和郭长生比呢？

结果出乎沟里人意料之外或者意料之中。意料之外是郭长生落榜了，意料之中是我二哥也落榜了。

那一年我升中学。升中学也不看成分了，也要考试，只是要求低，徐老师说见零不录。我们班的田从珍和汪金双就没有录取。汪金双是贫农成分，田从珍成分更低，是雇农的女儿，他们两人的数学都交了白卷，是零分。见零不录啊，中学没有收他们俩。后来他俩在沟里惺惺相惜，成了夫妻。当然这是后话。我呢，在考试的头一天，住在二哥的宿舍里，他的一个叫朱传慈的同学，给我教了一道题。这道题我听懂了，并且记住了。二哥的同学朱传慈给我讲题的时候，手指不停地抠他的脚丫子。抠了脚丫子，他又用抠脚丫子的手指头不停给我指指点点，比比划划。他手指的气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数学卷子一发下来，我就看见了那道题，那道题和朱传慈给我讲的一模一样！记忆一下子从脑海里奔涌而出，包括朱传慈手指的脚丫子气味，也在我鼻腔里复苏。我大大地打了两个喷嚏，然后忍住记忆的恶臭和兴奋，将那道我唯一会做的数学题完成了。感谢朱传慈，感谢那道散发着恶臭的题，我被那所有着浓郁道气味名字的学校录取了。我在那所学校里上了四年。因为我的数学太差，读初一的时候留了一级，结果好不容易升到初二后，初中的学制由两年变成了三年。后来我到县城中学读高中，又碰到高中改学制，两年改三年，我又多上了一年，而且高考时外语由七十分增加到了和语数一样的一百二十分。我错过了一年，结果年年错。谁又能说得清不是一生错？这个问题有点玄，不说了，还是说郭长生吧。

从我上初中那一年开始，郭长生就开始了他的高考模式。第一年报考大学落榜了，第二年他继续报考大学，还是落榜。第三年，我二哥劝他，让他不要直接考报考大学了，还是报中专考，郭长生没有听取二哥的建议，还是报考大学，结果那年我二哥考取了中等师范学校，郭长生还是落榜。三年过去，郭长生变得有一些灰扑扑的了，就像是一棵过了白露还立在地里的苞谷杆子。听我二哥说，他离开沟里去师范学校的时候，郭长生坐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的小山梁上，望了半天沟外。二哥去师范学校上学后，郭长生终于想通，准备不再报考大学，而改考中专，但很不幸，国家从那一年开始，招收初中中专生，高中专招收人数锐减，郭长生中专报考失败。而且看趋势，以后中专招收可能会逐步取消高中生报考。而更要命的是，还对年龄有了限制，这堵死了郭长生再次报考中专的路。那时候，国家也招工招干，但招收的对象只限定居民户口的子女，或者父亲或母亲有工作，退休时，子女可以接班顶替。这些条件郭长生都不占，他不是居民户口，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户口，他也没有当干部的父母亲，父母亲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要接班也就是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用办任何手续。可他是郭长生啊，哪里就只能呆在沟里当农民呢。郭长生不甘心，沟里人也认为没有道理。但应该怎么办呢？郭长生认为还是只有继续参加高考，只有高考，才能让他生出翅膀，飞出沟外。这期间，郭长生已经当了沟里的支部书记，但当上那一年，土地就到户了，支部书记在沟里一时只是一个名称了。郭长生干脆辞了支书，一心一意复习高考。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从县城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头一天看考场的时候，在我考场边的考场门上，我意外的看到了郭长生的名字。他这已经是第七年参加高考了，想一想，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对我第一次高考无端恐惧起来，敬畏起来，我担心我考不上，考不上是不是也会像郭长生一样继续七年之久。我又担心我考上了，而郭长生还是考不上，这对郭长生是不是太残忍，对我是不是也是一个打击？郭长生毕竟是我崇拜或者说曾经崇拜过的偶像啊。三天高考，我没有为自己的高考问题而困扰，反倒是为郭长生的问题而受煎熬。我祈祷他这一次一定要考上，至于我能不能考上，我已经无所谓了。

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以和分数线持平的分数勉强录取到师范学院，而郭长生以一分之差再次落榜。

我为此迷瞪了一段时间，后来逐渐模糊和忘却了郭长生。后来听说他第二年再次参加了高考，还是没有被录取。他高考的经历，传遍了全县，都说他是“八年抗战”未胜利，方晓高考登天难。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本县的另一个乡镇工作，在镇上的九年制学校教书，教初中学生的语文，还要当班主任。我知道我才疏学浅，语文教的有一些吃力，但我还比较负责任，也比较谦虚。学生们都很善良和纯朴，他们理解我，也包容了我的不足和知识上的一些错误，而且令我感动的是，他们还知道主动为我操心。比方说学生们很操心我的穿着，他们认为我个子又不高，身子也不壮，还不注重打扮，成天都是套老旧的灰夹克，冬天也在穿，秋天也在穿。一双大头皮鞋，底子都钉了三次了，连修鞋的人都建议我扔了，可我还穿在脚上，而且一个周也不一定擦一次。他们焦虑地对我说，老师，你再不换你的衣着，走到路上，我们都以为你不是老师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他们都不好意思喊我老师了。我还特别不修边幅，头发长，胡子也长，为此，学校领导还在教工大会上不点名的画了像，提出警醒。我竟然很愚钝地没有听出来。很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全体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十大建议。十大建议包括方方面面，彻底改变了我。我遵循这十大建议，很快成了学生最喜欢的老师，而且不久还找到了对象。

我的对象是我一位学生的姐姐，她在小镇的派出所工作，是管内勤的。说是管内勤，其实也经常出警——小镇派出所只有三个人，哪能严格分工。我的那位学生被姐姐带着上学，放学后就经常说我的事，说的多了，他姐姐就由被动听慢慢变成了主动问。后来有一天，当姐姐的又问到我，学生就说，你这么感兴趣，我介绍你们认识啊。姐姐沉默不语。学生到了学校又给我说，我正好要家访，就让学生下午放学后带我去见他姐姐。一桩婚姻就此开始了。我和学生的姐姐很快坠入了爱河。

就在那年的寒假，我带了学生的姐姐回沟里过年，也有拜见父母，看看家儿的意思。父母当然高兴了。不但父母高兴，全家都很高兴，一天都欢欢喜喜地忙乎着，做好吃好喝的。二哥那时已经结了婚，找的嫂子就是沟里周家的幺姑娘。二嫂子特别的能干，把我对象照护得高高兴兴的，让我和二哥就在沟里瞎转悠。有一天，二哥说，走！我们到梁那边去看看！我这才又想起了郭长生——郭长生家和我家隔个小山梁嘛，我们都习惯称他家为梁那边——我有多久没有想起他来了呢？似乎是很久了。我问二哥他现在的状况，二哥说，也结婚了，找了个寡母子。寡母子就是寡妇，这是沟里的称呼，似乎带有歧视的味道。我哦了一声，又问，他不是高中有个女同学对他好吗？我想起了那一年区公所门前送别的场面。二哥说，那女同学吃商品粮的，郭长生在沟里出不去，哪里成得了。我和二哥都不再说话，默默地爬上了小山梁。站在熟悉的小山梁上，我回头望了望我们的家，看见二嫂子和我对象正坐在门前阶沿上。她们晒着太阳，似乎也在望着我们。我挥一挥手，她们似乎看见了，也向我们挥了挥手。我和二哥都笑了。我们走过那一丛橡树林。橡树已经长大了，干枯的树叶子在地上落了一层，还有少量的叶子顽强地挂在树上，抗击着北风。我和二哥站在橡树下歇息，很自然地就看见了郭长生家的房子。房子没有变化，猪圈茅厕还在房屋后边，甚至那一块白菜也还在。我听到了猪的哼叫，几只鸡停歇在猪圈屋上。一切是多么的熟系的啊！我正在感慨的时候，几声咳嗽从郭长生家的屋前传过来，紧接着有人从屋角转过来了。灰扑扑的头发，微微佝偻的身子。他慢吞吞地走到茅厕边，解开裤子，对着白菜“哗哗啦啦”尿了起来。我笑了。轻声对二哥说，郭长生的爹还那么精神啊？二哥也笑了，说，哪里啊，他爹都死两年了。我吃了一惊，疑惑地看了二哥一眼，又将目光投向那个屙尿的人。二哥似乎明白了我的疑惑，对着屙尿的人翘了一下嘴说，那就是郭长生！

惊讶像一棵倒下的大树一样 ，“哗啦”一声压向了我，那一刻，我竟然有着窒息样的感觉。好一会儿，我才听清二哥还在我耳边继续絮叨。二哥说，郭长生考了八年大学，还是没有考取，后来年龄过了，考不成了，只好回沟里当了代理老师，没当几年，公上的政策来了，对代理教师一律清退回家，他只好回家。没了出路，就跟别人到河北火药厂，不到一个月，火药厂爆炸，他捡回了一条命，只是耳朵被震聋了。我听不下去了，我第一次也用祈使句对二哥说，走吧！我们回去吧！

这以后，在家里呆的几天里，我再没问过郭长生的事情，也没有谁再说起他。过了年，没呆几天，我就离开了沟里，到我对象家去了。再以后，我接了婚，添了小孩。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我迅速地步入了中年。在我老婆的努力下，我调进了县城工作。只是办理调动手续的那一天，她也和我办理了离婚的手续。我不知道我是应该感谢她还是应该憎恨她。我躲进一间卫生间里去偷偷哭了一场。我忘了是哪个单位的卫生间，里面干净，洁白，好像没有分男女，我从箱式的蹲便室出来的时候，旁边蹲便室的门也开了。一位美女从里面走出来，她狐疑而又同情地望了我一眼。我一时羞愧难堪，低了头匆匆走了。

我没有再教书。我去了信访局。当然这也是我前老婆的功劳。从这一点上看，我应该感谢她，因为我再不会去欺骗学生，误人子弟了。信访局看在我前老婆的面子上，也没有安排我重要的工作，就是管管来信的收阅登记，然后分类送给分管的领导。因此，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读信。各种举报信，检举信，申诉信等等。工作不到一周，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而且觉得信访局这个局太有必要了，这个名字也太贴切了。我每天读这些来信，很快就忘记了我个人婚姻的不幸。比我不幸的人多了去了，离婚算什么啊？和人家的遭遇比，离婚连个感冒都不算不上，只能是感冒中的一次喷嚏。

我每天收信，拆信，读信，登记，分类，分送领导，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我老家沟里寄来的，我拆开后没有急于看内容，而是先看后面的落款，想知道是沟里的谁写的。信有四张，是套复写纸写成的，后面的落款有六个字，申诉人郭长生。我打了个愣怔，急忙看他写的内容。信虽然写了四大张，其实只写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当了六年的代理教师，公上说清退就清退了，没有任何补偿和说法，申诉要求给予补偿和给予一个说法。第二件事说他生了个二胎，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因为第一胎不是他的，他又是残疾人，而且他老婆也已经去做了结扎手术，镇上就不应该再罚款，申诉要求取消罚款，请镇上将强行拉走的肥猪和母羊退回给他。

我将信读了两遍。文字通顺，调理清晰，要求明确。不亏是郭长生写的，还是很有文字水平的。只不过政策方面的事情我也把握不准，也不由我把握。我将信捋展，贴上送阅单，直接送给了局长。我对局长说，这份信写了两件事情，分别是教育上的和计生上的，我不晓得送给哪位分管领导，就直接送给您了。局长正在和局里漂亮的出纳说话。局长没有望我，只是说，放那儿吧！我不知道“那儿”是哪儿，正犹豫，局长就用手指了一下我面前的大茶几，说，就那儿。我就将郭长生的信放在了茶几上。很久了吧，也许是一年以后，局长高升了，办公室主任让我将局长的办公室清理打扫一下，在整理茶几上的那一堆书报文件时，我猛然看见郭长生的申诉信还夹杂在里面，送阅单还是我贴上去时的模样，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我一时楞在了那里。主任问我咋了？连问了两遍，我才回答说，没什么，头有点晕。我没有撒谎，我确实头有一些晕。主任说，不会是低血糖吧？我说不晓得，应该不是。主任让我先回去休息，说剩下的他来整理。我借机离开了局长的办公室。郭长生的那封申诉信我放在了那堆书报文件的最上面，我希望主任最好能够看见。郭长生啊，我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就在我渐渐忘却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从市信访局转回来了郭长生的上诉信，也是复写的手写信，看样子应该是寄到我们这儿的同一版本。因为是从市上转回来的，局里不敢马虎，立即写了意见，将信分别转给了教育局和计生局，要求他们分别调查核实情况，拿出处理意见并妥善及时处理，并要求将处理结果上报到信访局备案。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并暗暗高兴，心想这一下这事应该有个着落了。可是过了不久，大概又是一年多吧，信访局又收到了郭长生的信访件。这次的信件变成了打印的，比上次的多了两页，除了再次重申上次的两项要求外，还反映说镇政府因他反映情况的事而打击报复他，扣发了他家的退耕还林款，还阻碍他办理残疾证，使他到现在也享受不到残疾人应享受的权利。信的结尾说，他已年过半百，从小遵纪守法，还曾是省级学《毛选》的先进个人，出席过省上的表彰大会，只是因为时代变迁，个人命运不济，未能走出农村，成为一介草民。现在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社会越来越好，他从内心喜悦，也一贯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和规定，但党的政策和规定在基层的落实上出现了偏差，尤其是涉及到他个人的这些问题上，镇上一些干部把握政策不准，恣意妄断，而且不是有错就改，有错必纠，反行打击报复之举，实在是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之要求。他以一名有着近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要求，必须解决以上的申诉要求，否则，他将行使作为一名党员的权力，向上级党委反映，直至党中央。

不亏是写过多年思想汇报的郭长生！我实在是想不通当年他为何没有考上大学。我第一次对高考的制度产生了疑问。虽然前不久我还刚刚理直气壮地教训了我的儿子。我儿子刚上高一，他竟然对高考深恶痛绝，抨击得体无完肤。我先是惊愕，后是反思，最后理直气壮地说，高考是目前中国唯一公平合理的制度，没有高考，你老汉我说不定不是葬身煤窑，就是还在沟里挖地，哪能象现在这样，坐在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就把钱挣了！你看看你沟里的那些叔叔伯伯，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有你现在条件好？你还反对现在的高考，没有高考，你小子出去只有挖煤！而你那身板，细得麦竿一样，可能挖煤都没人要！儿子哑口无言。而现在，读着郭长生的信，我禁不住自言自语地问，这水平，比我这个读了几年中文的教师强多了，可当年就为啥考了八年也没考上大学呢？看来我们的高考制度是有些问题啊！

我将信访件送给了局长。我们现在的局长是位文学爱好者，虽然他还没有弄清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的区别，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好文章的判别。他读了郭长生的上访信，忍不住大加赞叹，说，文章真是写得好！有水平，有水平啊！我适时地对局长说，这个人是我们老家沟里的。局长说，你们老家沟里的？我说，是！局长昂头再次赞叹，山高出鹞子，谷深出俊才啊！了不起，了不起！局长一连说了两个了不起，让我对局长的看法有了极大改变。看来局长还是有一点水平的。

局长后来是怎么处理郭长生的信访件的，我不得而知。我也不好去打探，作为一个信访人，我已经养成了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的职业素养，而且我相信局长是会积极稳妥处理的，不为别的，就冲郭长生的文字水平，局长也不会马马虎虎对待。不是有个成语叫爱屋及乌嘛，局长一定会爱文及人的。

这以后果然未再见到郭长生的上访信，也未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有一年暑假，二哥到县城参加暑期培训，住在我的两居室里，晚上喝了点酒，说到沟里的事情，我问到郭长生。二哥说，郭长生啊，好久没在沟里了，听说在市上。我吃了一惊问，在市上？在市上干嘛？二哥说，还能干嘛？捡垃圾，供娃儿读书。见我仍是不解，二哥就继续说，他后来不是结婚了嘛。我说，这个我知道。二哥说，结婚后生了个娃儿，郭长生为了让他娃儿考上一个好大学，初中就将娃儿转到市里的中学去了。现在的这个娃儿已经上高中了，听说上的是高价班，一年的学费就要将近过万块。郭长生也是要疯了，他哪里有那么多钱，就将沟里的房子卖了，在市里租了房，专门捡垃圾，供娃儿上学。我“哦”了一声，恍若明白了为什么没再收到郭长生上访信的原因了，原来他到市上一心一意供娃儿读书去了。我问二哥，郭长生的娃儿学习成绩怎么样？二哥含糊其辞地说，还好吧。又说，好又怎么样，农村娃儿，考个大学出来，当个老师，又能怎么样？青蛙没有翅膀，飞不起来的。二哥望了我一眼，大概是想到了我现在的境况，怕我因他的话多心，就解嘲说，我们还是喝酒吧，喝酒！二哥把剩下的一点酒都喝了。

套用一句老话，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我在信访局靠资历当上了办公室的副主任，局长说，工作内容不变，还是管信访件收阅分类等。只不过配了个年轻人。局长交代，让我多指导，当好副主任就行了，其他的事情让年轻人做就行了。这其实就是让我玩。我很感谢局长对我的照顾。可是不久我就看出了跷蹊，我这个副主任是给别人设的，我只是个过渡。果然不久，主任找到我，云山雾罩的，一会儿问我身体情况，一会儿问我婚姻打算，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了上面领导的想法。说我年纪大了，还是不要当副主任了，让年轻人来干，年轻人有精力，有热情，就是缺少平台。主任话还没有说完，我就打断了他。我说，主任别说了，我把平台让出来。主任连忙说，好好好，你看你还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没什么想法，我还是继续搞以前的信访件收阅工作吧。主任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写个辞职报告吧。我就写了。就这样我当了半年的副主任后，又继续干我以前的工作了，调来的那个年轻人接替我当了副主任。半年后，县上的机构改革方案下来了，凡任现职的副主任都可以套副主任科员，工资比科员高一个档次。我郁闷了一分钟，想去找主任，又放弃了。我暗地里观察了主任和局长，我希望从他们的脸上能看到对我的愧色和歉意，但我失望了。我看到的都是自得和自是交织下的自信的微笑。我彻底打消了去找他们要说法的想法。一个没有惭愧之心的人是不会有良善的说法的，去招惹他们，只能是自取其辱。再说了，让你当半年的副主任就已经将你当人物看了，一天也不让你当，你又能如何？想想，也就释然了。我想我还是去喝一杯，只要天不塌下来，饭还是要吃的。

我去了常去的常三酒家。我喜欢常三酒家的卤猪耳朵，也喜欢那里的老板娘。老板娘很像我前妻年轻时的模样。我喝了二两白酒后，能找回过去的感觉和记忆。我在那种感觉和记忆里打发掉了我十几年的单身业余生活。老板娘对我已经很熟悉了，她有时候会让我赊账，尽管账赊久了，她会毫不手软地收取利息，但她看我的眼神还是很有情意的。因了这点情意，我就不计较利息了，只要想喝点酒的时候，还是朝她这里走，我的双脚似乎也已经充分理解了我的心思，它们不会把我带到别处去，只会带我到常三酒家来。那天，我刚走进常三酒家，正准备坐下来时，有人在我的身后拉扯了一下我的衣服问，你是金狗儿吧？我吃了一惊。金狗儿是我的小名，县城没有人知道，难道是老家沟里的人？我回了头，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我望着这张脸，迟疑着没有说话。这张脸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笑说，我是郭长生，你不认识我了？我赶紧点了点头。尽管我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但还是热情地请他坐下了。我照呼老板娘点菜，倒茶倒水，以掩饰我的错愕。一切都弄好后，我也稍稍平静了下来，我再次打量着坐在我对面的郭长生，记忆中的样子荡然无存，除了从额头上沟壑般的皱纹里还能找到他爹的一丝影子外，所有的模样都不复存在了。以前上翘的剑眉垂了下来，挺直的鼻梁塌了下来，饱满的嘴唇瘪了下来。他的脸干枯了，身子似乎也干枯了，像极了深冬里的狗尾巴草，风已经吸干了它的全部水分。

老板娘亲自给我端了菜来，又送来了我常喝的自酿苞谷烧。我给郭长生满上一杯酒，然后示意他举杯。他有一些局促，不好意思地望了望酒杯，又望了望我说，我不能喝酒。我说，就喝一点吧！难得相见啊。他摆了摆手，也不说缘由，只是默默地望着我。我没法再劝，只好自己将酒杯干了。请他动筷子吃菜，他同样摆了摆手说，吃过了。我说，长生哥，你这就有一些见外了，我们一沟一道的人，从小都在一起，今天好不容易见了个面，你酒也不喝，菜也不吃，这是因为啥啊？是不是怕我哪天回去吃你的啊？我“噗噗噜噜”一通话说出来，有质疑，有抱怨，有调侃，想打破一下沉闷的气氛，也的确还想知道缘由。可对我这通话，郭长生并没有多少反应，他只是望着我，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或者说没有领会到我话的意思。我望着他，还想再说一遍，突然看见他黑黄的耳朵上挂着的助听器，我想起来他的耳朵似乎是已经聋掉了。我就指了指我的耳朵，然后看着他。他点了头说，戴了助听器能听一些。我也点了点头，有些歉意地向他笑了笑，再次示意，请他吃菜。他还是摇手拒绝了。他说，你先吃饭，吃对了，我有事请你。我只好匆匆吃了饭，带他到了我的两居室。

在我的两居室里，郭长生说了他请我的事情，原来是要我给他的小儿子帮忙找工作。他的小儿子在他全力以赴的支持和努力下，最终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可是上大学没有两年，国家就取消了对大学生的统一分配，由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这对郭长生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他拼了命的供儿子读书，就是想让儿子圆了他吃公家饭的梦，可谁晓得现在国家政策又变了，不分配了。他儿子要到南方去找工作，郭长生死活不同意，说，那不就是去打工吗？难道大学白上了？他要让儿子就在县上找工作，只要是公上的单位，打杂都行。郭长生说到最后，拿出了一包钱来说，这是三万块！我愕然地看着他。他接着说，我知道现在的社会，不花钱办不成事，这三万块你先拿着，不够我再想办法，我去卖血！让他妈也去卖血！你一定要给我帮这个忙，我也不认识其他人，当哥的求你了。说到情急之处，郭长生竟然“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我慌了。只好赶紧说，你快起来！我给你想办法就是了。

送走郭长生后，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最后无计可施，只好给我以前的老婆打了个电话，试探着将事情说了。我前妻沉吟了一会儿，也许是旧情使然，答应了想办法帮忙，让我过几天将郭长生小儿子的档案送过去。我兴冲冲地给郭长生打电话，可是，按照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却怎么也打不通，不是占线，就是无人接听，后来再打就是因欠费已经停机。过了好多天以后，我辗转着和二哥联系上了，想让二哥和郭长生联系一下，将情况说一下。二哥在电话那头用很遥远的声音对我说，郭长生死了。我一时没有听清，或者不相信吧，问二哥怎么回事，二哥仍然用很遥远的声音说，郭长生的小儿子不辞而别，不晓得去哪里了，郭长生找了几天没找着，栽到沟里就死了。我问，是自杀还是意外啊？二哥说，他也不清楚，他现在不喜欢撵那些热闹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