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婶

在咱山东平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光恰似那老纺车的轮子，悠悠转动间，编织出一辈又一辈人的故事。公元 2025 年 3 月 23 日的晌午头，崔门王氏老太君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享年九十有八。她的一生，犹如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庄户人家的酸甜苦辣，每一个字都浸透着生活的艰辛与温暖。

老婶三十四岁那年，春荒像一头凶猛的野兽，无情地肆虐着大地。老崔叔离去的那个夜晚，灶台上那碗榆皮面糊还残留着些许热气，可家中的顶梁柱却在瞬间轰然倒塌。四个孩子如同受惊的羊羔，瑟缩在炕角，最大的不过十二岁，那一双双稚嫩的眼睛里，满是恐惧与迷茫。老婶强忍着内心如刀绞般的悲痛，将最后半碗糊糊一一分给孩子们，自己则默默地嚼着苦涩的苦菜根，那苦味顺着喉咙直抵心底，可她硬是咬着牙，没让一滴眼泪掉进那豁了口的粗瓷碗里。她心里明白，自己要是垮了，这几个孩子可就真的没了依靠，往后的日子，全得靠她这双粗糙却有力的手去撑啊！

背井离乡的那天，老婶用一块早已褪色的包袱皮，小心翼翼地将纺车包好。那纺车，是她生活的寄托，是她在艰难岁月里的亲密伙伴。四个娃儿像一串糖葫芦似的，紧紧揪着她的衣角，娘儿几个就这么一步一步，徒步三十里，朝着娘家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五岁的栓柱冷不丁瞧见收尸队的板车，吓得 “哇” 的一声，裤子瞬间就尿湿了。老婶赶忙伸出手，紧紧捂住孩子的眼睛，轻声却坚定地说道：“咱往亮堂处瞅，别怕！” 那声音虽不大，却仿佛带着一股神奇的力量，让孩子们慌乱的心瞬间安定了下来。

到了娘家庄，老婶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白天在地里拼命地挣工分，每一滴汗水都洒在那片贫瘠却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夜晚，在昏黄如豆的油灯下，她摇起那架纺车，“吱呀吱呀” 的声音，就像她的心跳，一刻也不停歇。她纺出的棉线，比生产队那准时敲响的大钟还要精准，每一针每一线，都凝聚着崔家的骨气，编织着对未来的憧憬。1960 年，那是最难熬的一年，家中早已断炊，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老婶看着孩子们，心像被无数根针狠狠地扎着。无奈之下，她一咬牙，将陪嫁的银镯子熔了，换来了半袋地瓜干，就靠着这点地瓜干，她硬是没让娃儿们去讨饭，没让崔家的骨气在这艰难时刻低头。

1975 年的清明，春风轻柔地拂过大地，也吹进了老婶的心里，让她的心活泛了起来。她带着二十岁的建军、十八岁的建民，踏上了回崔庄的路。三挂大车满载着家当：那架见证了无数个日夜的织机，那架陪伴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纺车，还有那装满了岁月味道的腌菜坛，以及裹着红布的丈夫牌位。当来到老宅前，老婶缓缓推开那扇破旧的门，“嘎吱” 一声，仿佛岁月的叹息，檐角的铜铃 “当啷” 作响，震落了积了十五年的尘埃，也唤醒了她心底沉睡已久的念想。

建军、建民兄弟俩在 1979 年参军入伍，在那狭小潮湿的猫耳洞里，他们借着家书微弱的光亮认字学习，努力提升自己。转业回村的那天，老婶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摆上了八仙桌。她看着兄弟俩，眼神里满是期望，语重心长地说：“当干部得像这老槐树，根扎在泥里，叶托着露水，实实在在地为庄户人办实事！”

兄弟俩带着退伍兵修水渠的那段日子里，老婶每天晌午都会挎着柳条篮，迈着并不轻快的步伐，去给他们送饭。篮子里装着玉米饼子夹虾酱，瓦罐里飘出的新麦香气，弥漫在整个工地。村里的老会计瞧见了，不禁念叨着：“这老婶子，比生产队的钟声还准时嘞！”

老婶九十岁寿诞那天，老宅里热闹得像开了锅。摆了整整十二桌席面，亲朋好友们都赶来为老婶祝寿。重孙辈的娃娃们手里拿着智能手机，在院子里兴奋地跑来跑去，不停地拍照。老婶攥着玄孙女的电子手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乐呵地说道：“这小方匣子，可比当年的工分本金贵多喽！”

临终前夜，在昏黄摇曳的油灯下，老婶颤抖着双手，从箱底翻出月白粗布，一块一块，仔细地分给子女们。那布上补丁的针脚，就像她走过的那些崎岖坎坷的路。“这块给建军，他爹走那年给他补的棉袄…… 这块给建民，七九年他上前线时缝的鞋垫……” 孩子们静静地跪在床前，聆听着老婶的每一句话，泪水如决堤的洪水，止不住地流淌。

咱崔家的故事，都藏在那些老物件和家训里。那架陪嫁的纺车，是民国三十七年章丘刘记造的，如今安放在崔庄村民俗馆里。车轴依旧斜楞着三十二度，刺槐木把手上的五道指痕，宛如五条岁月的河流，静静流淌着老婶的一生。还有那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配发的行军水壶，壶底的弹痕，是战争留下的印记，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两件老物件，就像两位忠诚的老伙计，默默地守护着崔家的故事，守护着崔家的根。

1942 年大饥荒存活证明的粮票影印件，存放在平原县档案馆，1983 年家庭联产承包合同，静静地躺在崔庄村委档案室。它们就像两位无声的史官，记录着崔家的苦难与甜蜜，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老宅的东墙，是用咱鲁北特有的夯土掺麦秸的方法建成的，墙里封存着老婶最后一绺白发和半枚褪色的顶针。这面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长辈，默默地守护着崔家的根儿，守护着崔家的精神传承。

堂屋东南角那架纺车，车轴依旧斜楞着，把手上的五道指痕，被岁月打磨得锃亮，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老婶走的那天晌午，崔庄的风轻轻吹过，杨絮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地飘落，落在纺车上，就像给它撒了一层细盐。

老婶三十四岁守寡那年，1958 年的春荒让人心惶惶。四个娃儿饿得眼睛发直，眼巴巴地瞅着锅里煮着的野菜糊糊。“吃罢，恁爹那份留着。” 老婶拿起豁口的粗瓷碗，用力地刮着锅边，榆皮面扯出长长的丝，就像她心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

背井离乡的时候，纺车轴在包袱皮里硌出了一个月牙形的印子。老婶紧紧拉着建军的手，带着另外三个小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路过乱葬岗时，栓柱又被吓得尿了裤子。老婶赶忙薅了一把苦菜，塞进他嘴里，说道：“怕啥，咱刘家庄的夜猫子叫得都比这儿响亮！”

在娘家西厢房，老婶的纺车 “吱呀吱呀” 的声音，盖过了窗外呼啸的风声。1960 年，日子艰难到了极点，她为了孩子们，狠心熔了银镯子换地瓜干。那晚，纺车飞转，棉线绷得紧紧的，线穗砸在瓦罐里，“当当” 作响，仿佛是命运沉重的敲门声，一下一下，敲在她的心坎上。

1975 年还乡，崔家的门轴早已锈住。建军拿着军用水壶，往门轴上浇了三遍水，门 “吱扭” 一声，缓缓打开，铜铃也跟着晃动起来。老婶抚摸着门框上栓柱划的印子，感慨地说：“当年离家，这门槛才到我膝盖弯。” 她紧紧攥着丈夫的牌位，红布角在风中猎猎作响。

建军兄弟当上村干部后，老婶的纺车也跟着搬进了新盖的砖瓦房。扶贫办送的电纺车，被冷落在墙角，落满了灰尘。老婶总是说，还是老纺车有人味儿，那是陪着她走过无数艰难岁月的伙伴啊。晌午，她依旧会去修渠工地送饭，柳条筐里的玉米饼子和虾酱，香气四溢，引得后生们直流口水。“慢着吃，别噎着！” 老婶拿着豁口碗，给大伙舀水，碗沿已经被岁月磨得溜光。

九十大寿那天，重孙拿着手机，兴奋地拍照。老婶眯着眼睛，瞅着玄孙女的电话手表，笑着说：“这小方匣子，比当年的工分本稀罕多喽！” 纺车的影子，斜斜地映在墙上，一如往昔，仿佛时间从未流逝。

临终前夜，老婶摸黑扯出月白粗布，在油灯昏黄的光线下，补丁的针脚支棱着。“这个给建军，那个给建民……” 布匹抖开，九十多年的岁月，就这么纷纷扬扬地洒落，落在孩子们花白的头上。

如今，崔庄的风依旧轻轻地吹着，老纺车依旧静静地立在堂屋东南角。不知谁家的媳妇，轻轻哼起了小调：“纺车转呀转悠悠，线穗子堆成山丘丘……” 那悠扬的曲调，顺着风，飘进了老宅，惊起梁上一对灰鸽子，扑棱棱地携带着旧时光，渐渐远去。

1961 年的年三十，雪粒子像小刀子一样，打得人脸生疼，就跟撒盐似的。爹背着柳条筐，在没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婶子的娘家赶。筐里装着半扇猪头、三升白面，还有娘用红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两封槽子糕。二十里官道，被严寒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像发疯的野兽，一个劲儿地往领口里灌，爹的棉袄后襟，结了巴掌大的霜花。

“他婶子！开开门！” 爹跺着裹满冰碴的千层底，嘴里哈出的白气，糊住了眼镜片。老婶赶忙拉开门闩，筐沿的霜 “簌簌” 地往下掉，摔碎在门槛上。

四个孩子一下子围了上来，爹搓着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的耳朵，说道：“恁达从供销社弄的猪头，得赶紧烀上！” 其实哪有什么供销社，那猪头是爹在冰窟窿里蹲了两宿，好不容易叉着的野猪崽子。老婶摸着红纸包上歪歪扭扭的 “福” 字，眼眶热得像煮猪头的铁锅，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灶房里，老婶把最后半瓢棒子面掺进白面里。面团在瓦盆里静静地醒着，四个小脑袋挤在门框边，咽着口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团。爹从怀里摸出二踢脚，说道：“建军，带着弟妹放炮仗去！” 火光 “嗖” 地窜上天空，老婶终于忍不住，眼泪 “吧嗒吧嗒” 地掉进面盆里 —— 这是男人走后，她头一回听见娃们这么开心地笑。

子时，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老婶特意包了一枚铜钱在饺子里。建军咬得牙花子直冒血，举着带豁口的铜板，兴奋地叫嚷着：“来年咱家转运啦！” 爹就着蒜瓣，喝光了饺子汤，棉鞋在灶坑边烤得直冒白汽。回去的路上，怀里的空筐轻快得仿佛能兜住北风，爹哼着小曲，踩着雪窝子，二十里路竟觉得比来时短了半截。

红纸包的习惯，老婶留了一辈子。九十大寿给重孙包压岁钱时，她还是像当年一样，拿着裁缝画粉，在红纸上仔细地勾着福字边，那认真的劲儿，比当年给军大衣锁扣眼还要仔细。

1997 年腊月十六，接兵干部来家那天，老婶的蓝布大襟抖得像筛糠一样。她把我拽进西厢房，从腌菜坛底小心翼翼地掏出个手绢包，里头裹着毛票、钢镚，还有三张皱巴巴的粮票。“拿着！当兵可不能短了嚼谷！” 我推搡着想要躲开，老婶的顶针硌得我手背生疼，最后她硬是把钱卷成筒，塞进了我的军装内袋。

那些年，老婶挣体己钱可真是不容易。天还没亮透，她就摸黑起身，收拾好前一晚在昏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好的鞋垫，颠着小脚，赶到集市。找个角落摆好摊，眼巴巴地盼着顾客。一双鞋垫，她得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上几个晚上，手指不知被扎了多少回，却只能挣两毛钱。即便如此，老婶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心里想着，能多挣一点，孩子们就能过得好一点。

每次我归家探亲，老婶总是把灶台擦得锃亮。铁锅里炖着老母鸡，灶膛灰里煨着五香蚕豆 —— 那是我从小就馋的零嘴。她颠着小脚，在灶前忙活着，蓝布围裙上沾着面粉，笑着说：“外头的吃食哪有家里香？” 鸡汤 “咕嘟咕嘟” 地炖着，水汽把墙上的 “光荣军属” 奖状都洇皱了。

去年中秋，九十七岁的老婶攥着我的手，念叨着：“恁爹送猪头那晚，建军啃饺子崩了牙，铜钱在豁口里直打转……” 她浑浊的眼珠，忽然间清亮了起来，枯枝般的手指比划着：“等开春，咱还包铜钱饺子！”

老婶走了，但她身上的坚韧、慈爱与重情重义，就像山东平原上永不熄灭的火种。这不仅是崔家代代相传的珍宝，更是山东平原农村老一辈人共有的精神脊梁。在时代的变迁中，这种精神激励着后辈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困境，传承着对家庭的担当与对乡土的眷恋。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它都将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感纽带，引领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砥砺前行，续写这片土地上的动人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