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笼对于我,向来不只是灯笼,而是饱含着对外婆的深切怀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记得小时候,住在外婆家那条窄窄的巷子里,青砖灰瓦的房子挤挤挨挨。每年腊月将尽和国庆将至,外婆便会用彩色皱纹纸扎两个花篮似的灯笼,挂在门前的横梁上。那种皱纹纸如今已不多见,当年却是稀松平常的东西,薄如蝉翼,风一吹便簌簌作响。外婆把它们挂在门前的横梁上,皱纸在风里轻轻颤抖,竟也显出几分灵动来。
每逢村里的干部路过,要去给一位老红军拜早年。那人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抬头看见外婆的灯笼,竟驻足称赞了几句。皱纹纸灯笼得了村长的青眼,这在当年的小巷里,算是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外婆为此多给了我两角钱买炮竹,外公则破例允许我将灯笼多挂了三日。
外婆去世后,我在城里买了第一套房子,阳台空落落的,我便挂起一对大红灯笼。那红是极正的红,像是把所有的喜气都浓缩在了绸布里。每当夜幕降临,灯笼亮起来,整个阳台便浸在暖融融的光晕里。邻居们路过,总要抬头望一望,仿佛那灯笼的光也能沾上一星半点。
迁居南昌后,新居里不但有大红灯笼,还添了六角宫灯。宫灯更考究些,骨架是楠竹的,蒙着素绢,上面绘着梅兰竹菊。开灯时,绢上的墨色花影投在墙上,恍若一幅会流动的水墨画。有客来访,总要先对这宫灯品评一番,倒把主人家晾在了一旁。
我在《外婆的灯笼》里写外婆扎灯笼的旧事,其实多半是我在一边帮忙的。老人家手巧,能用竹篾编出各种形状的灯罩,再糊上宣纸,画些吉祥图案。村里人过年,都以能得到一盏外婆做的灯笼为荣。元宵玩灯时,孩子们提着外婆扎的兔子灯、鲤鱼灯,在晒谷场上跑来跑去,远远望去,像是一群游动的星光。
夜雨打在宫灯的素绢上,晕开几点墨痕。我下意识伸手去扶,指尖触到冰凉的竹骨,恍惚间却摸到另一双手——布满老茧的拇指正将竹篾末端压进凹槽,粗糙的食指绕着麻线打转。那年我八岁,踮脚趴在藤编矮桌上,看外婆把十二根竹篾编成六角星。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晃动的光影里,竹篾像游蛇般在她指间穿梭。
“莫碰竹刺。”她总这样说,却由着我偷剪下边角料扎小蜻蜓。那些被淘汰的竹片浸过桐油,在灶膛余烬里烤得微焦,折起来会发出轻微的脆响。如今我握着德国进口的曲线锯,对着教程调整楠竹弧度,却再折不出那样清脆的声响。
清明回老屋拾掇,在樟木箱底翻出半卷宣纸。虫蛀的纸页间夹着张红纸剪花,应是当年灯笼的残片。纸上的鲤鱼只剩半尾,金粉勾的鳞片却仍闪着光,鱼眼用外婆独创的“双圈点瞳法”画得活灵活现。记得她说过,灯笼要“七分形,三分魂”,那魂就藏在鱼眼最后两笔墨里。现在我给孙子画兔子灯,总在红眼睛上犹豫——该用朱砂还是曙红?该点圆些还是尖些?
新居的露台装了智能感应灯,却还是固执地牵了电线挂灯笼。妻子网购的电子蜡烛在绸布里明明灭灭,远看竟能以假乱真。只有我知道,那团光里缺了煤油灯芯爆出灯花时的噼啪,少了皱纹纸被热气烘出的淡淡松香。五岁的孙子举着外婆留下的竹骨灯笼追光斑,绢面上八十年代的墨竹投影在智能墙壁上,与全息星空奇妙地重叠。
昨夜台风过境,宫灯在风雨中摇晃成外婆踮脚挂灯笼的模样。我冲出去抢救时,发现竹骨接榫处不知何时缠上了红丝线——定是妻子悄悄加固的。雨幕中的灯笼像团不熄的火,照亮阳台上四代人零乱的脚印:我的皮鞋印叠着外婆的布鞋印,孙子的小凉鞋正踩在外公当年用粉笔画的挂灯高度线上。
如今又要搬家了。新居的灯笼早已备下,仍是那喜庆的大红色,不过,这灯笼是我学着外婆的样子亲手扎的。妻子说,现在都时兴LED彩灯了,何必还扎这老式的灯笼呢?我笑笑,还是执意自己扎,因为灯笼在我心中,从来不只是照明之物。它照着团圆,也照着离别;照着喜庆,也照着思念。那一团暖光里,藏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尤其藏着我对外婆的思念。
挂灯笼的当儿,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古话:灯笼高挂,邪祟远避。如今倒不信这些了,只是觉得,人活一世,总要有些光亮才好,总要有些念想才是。这光亮不必很亮,只要能照见自己的影子,照见对外婆的思念,便足够了。
灯笼亮起时,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站在板凳上挂皱纹纸灯笼的身影,看见她踮起脚尖,努力想把灯笼挂得更高一些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