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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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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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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沉思

小孩一岁多的时候,给他买了一本《宝宝启蒙认知大百科(中英双语)》,他非常喜爱。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要拿着点读笔认识人物、动物、数字、字母等等,他学得很快,已经认识十个数和二十六个英语字母了。

高兴之余,不禁感叹道:“英语现在是大行其道啊。”

不禁想起,在央视纪录片《高考》中有一集《留学大潮下》,许多孩子在留学服务机构中练就流利的英语,有的家长甚至卖房筹资供孩子出国留学。相反地,国学被学生“冷落”,国学老师授课,自个唱“独角戏”,学生却在下面做着英语习题,全然不把国学当回事。虽然我们现在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世界,但我们自己却“近”而远之,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令人回味。

一“昨夜西风凋碧树”

英语的普及不仅从娃娃抓起了,而且随处可见。现在幼儿园里教英语已是见怪不怪,不教反而成了另类。几乎所有的场所与领域,大到飞机场、地铁、火车站,小一点的商场、超市、游乐园,甚至小到厕所;贴身日用的洗发水、洗衣液、衣服,办公必备的电脑、打印机,甚至中性笔,等等,人们的吃穿住用行,英语无处不在、无所不见。

英语的学习也是由被动到主动。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中华民族劫难史。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侵略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耻家仇让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落后,我们开始“废科举、兴学堂”、兴起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师以长技以自强”,一场甲午海战宣告了自强梦的破灭。

自此,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前仆后继,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谋求复兴于世界之林。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英语的普遍性使用,英语逐渐作为中考、高考、考研的必修课,我们主动融入世界格局,通过语言、文化的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培育了像华为这样的科技企业,在一些领域由跟跑者变为领跑者。

“贤者顺时而变,愚者死守成法。”我们在“求变”中独立、自强,昂首挺胸,迈出坚定而自信的步伐。与此同时,英语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传统文化。

二“望尽天涯路”

曾经的国学启蒙小四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简称“三百千千”,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它们仍然被奉为经典,但却被束之高阁,问津之人越来越少,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就《三字经》而言,不少人能把“人之初,性本善”挂在嘴边,但也就止步于此,再问下一句,很少人能接上。再问下下句,能接上的人少之又少。再比如《百家姓》,随着现代社会宗族观念弱化、淡化,以及城镇化发展,门对门、门挨门的邻居之间或许不相认识,更别谈姓氏了。以前,史书上总会出现少年神童,某某几岁“能文”、几岁“能诗”,现在几乎不可能,因为儿童不看也不看懂《千家诗》,或许有些大人可以赋诗一首,毕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如果不讲对账与平仄的话。

袁枚曾在《随园诗话》里调侃《千字文》:“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准确地说,他是嘲讽教学条件和教学内容的落后。然而,他肯定想不到,当初他讽刺的内容,如今即使教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想回也回不去了。喊的内容不再是“天地玄黄”了,而是“ABCD”了。

“三百千千”虽是启蒙读物,却涵盖了儒家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这些基本的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思想。它们能影响深远而历经千百年,这恐怕与它们的“土”有关系。它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是“积土成山”的文学高峰,是“率土归心”的文化魅力。

据《尚书故实》记载,史学家周兴嗣一夜成就《千字文》,次日鬓发皆白。据后人统计,《千字文》引用的经典文献中,涉及22部古籍。其中,《诗经》为最,多达18处。没有透彻的文化熏陶,没有深厚的历史功底,没有过人的才思天赋,不可能作出千古奇文。

三“众里寻他千百度”

我们在“求变”过程中,与时俱进,在深刻讽刺了孔乙己“之乎者也”的同时,忽略了留住忠孝严敬。缺了“之乎者也”的教育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时代早已过去,但这种思想却仍有市场。

百十年前,《围城》中那位不厌其烦地重复一句开场白“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督学就遭到了无情地风刺。时下,少数人却崇洋媚外、数典忘祖,比那位督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走上了与国家和人民相反的道路。有人为了换取外国绿卡而出卖北斗系统的机密,还倒戈一击,甘愿为美所驱使;有人为了谄媚外国而诋毁祖国,大言不惭地高唱外国的空气“香甜清新”,令人不齿;有人为了彰显特权,自以为外籍身份就高人一等,置防疫规定于不顾……

曾经,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平安夜等“洋节”一度受到热捧,尤其年轻人,更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但问起中国传统节日知晓几多,吭吭哧哧,大脑就像喝醉后断了片,答不上来几个。即便现在,圣诞节、平安夜等一部分“洋节”依然经久不衰。

学习先进从来都是值得提倡、鼓励和肯定的,何况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惨痛而血腥的经验教训。“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是观念早已深深我们的灵魂中,既然连不如自己的人和普通的人我们都要向他们学,那好的、先进的、优秀的更要学。但学的过程中,不能忘了初心,不能“走火入魔”,不能自我否定,否则,就容易舍本逐末,忘乎所以。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一书中写到:“如果有一天,中国青少年不学习老祖宗书籍的时候,他们看不懂老祖宗留下的文字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战而胜了。”钱穆先生曾直言:“我们不认识、不爱惜自己的文化,循至于无路可走,只有私人各奔前程,各走各的路。弥天满地只是功利,只有自私,只顾眼前。”此言得之。

历史是时代的历史,时代也是历史的时代。历史与时代不是割裂的,是一脉相承和发展的。此时,再回头审视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有其合理性。而且,对现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句话说:“生活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但生活的法则绝对不能变。”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变则通的智慧,但不能离经叛道,达变也需持经。

四“灯火阑珊处”

西方的价值核心是“私”,东方的价值核心是“公”。立己达人集中体现了我们“私”与“公”的观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善身”之私与“兼济”之公。故而,教孩子“求诸人”与教孩子“求诸己”,教孩子“求术”与教孩子“求道”,教孩子“占有”与教孩子“奉献”,两种文化之差异一目了然。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国学的价值或者意义在何方?难道仅仅是为了识得几个古文、背诵几段古书吗?难道仅仅是为了宣扬真善美吗?非也。答案在于立己达人。

识字背诵只是入门方法,背诵几段古文只是窥见一斑,不仅未见全貌,且有盲人摸象、断章取义之忧。国学有其自己的完整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阶段的修身进业,最终实现立己达人的社会价值。

有人批评儒家的一些伪君子,号称熟读四书五经,平日满口道德仁义,以天下为己任,然而为人处事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蝇营狗苟。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也有其局限性。道德高标是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个人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知行合一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生活中人民的实际行为是生动的、变化的,以生动变化的行为向共同法则靠拢、对标、看齐,这才是社会应有的秩序。

我们常说,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国学就是通过释道,进而化人,把先贤的智慧思想、家国情怀通过“理论-实践-理论”的认识过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背诵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躬行;宣扬真善美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传统文化对人的培养是“才”与“德”的合一,不仅注重才干的培养,而且注重品德的修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有才无德,无恶不作;有德有才,才能造福一方。

许多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都曾受过良好的国学启蒙,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先生,少年攻读经史,也接触西方科学,“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新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许多是他的学生,因而他被誉为“大师的大师”。“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都在少年时受国学熏陶,既为日后攀登科技高峰打下基础,也为回报祖国埋下伏笔。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穿越千年依然响穷华夏大地。文化上的自信源于国家的强大。随着我们奋发图强,国力蒸蒸日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滚滚车轮稳稳向前行驶,国学的衰落也必将伴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兴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谋复兴、振中华,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使命。兴国学,扬文化,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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