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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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等频繁出现的时间节点中，同艾一家、西北梅阁一家与大花瓣、小袄子母女经历了与现实历史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的人生转折。历史的现实叙事在文本中一直保持着似有若无的存在感，如同一只冷箭，在不谙新事的笨花镇不远处，伺机而动，等待破绽——铁凝有意将宏观历史下沉到一个封闭的乡土空间，尽可能隐藏流动的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赋予笨花镇这个文学地标更多的虚构性可能，换取人物生命建构过程中更多的自由。
铁凝对笨花镇历史记忆的建构是暗合但凌驾于现实历史之上的。笨花镇作为一个体量小、空间窄的地标，它容纳了基督教徒的虔诚与革命战士的激愤，承载了一代代笨花镇人，或被欲望驱使、或为信仰牺牲、或为恶人戕害的生命记忆，它站在时代政治的面前，沉默地对峙着，展现出地方“佯史”以小博大的意志。
不可否认，笨花镇中出色的女性群像展现出了女性生命在时代的巨浪下、在狭隘的地方中能够作出的所有选择，或为现代革命引导教育，或向西方新教寻求慰藉，或被传统长久地规训。她们的离乡与归乡，为笨花镇这个地标承载了足够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记忆，一去一留、一离一返，女性之间从不交锋，但每一个照面都流露着规训与反叛的张力。
同艾是一个传统的记忆参照物，贯穿《笨花》作为女性角色记忆的“基准点”，让读者观察到那些流动着的生命，如何生发、如何选择——那些地方性记忆中的异质点如何被强权政治塑造、如何被强权凝视固化成一个不再流动的地标。同艾就像一个历史的锚点，所有混沌与失格在她的传统面前终结，而这传统又注定为未来可能性的书写而让步。家庭中的角色被封建定位所禁锢，政治场域中的定位又为“现代革命”的入场而覆盖——她因其负载的过去而存在，又时刻背负着被覆写的消逝的未来。
而西贝梅阁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其持有的宗教身份，联系着基督教进入地方叙述的历史公共记忆。她的每一次出场，虚弱无力、善良温和，坚持信徒立场的格格不入，与其温驯的皈依，共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旁观现代性进入地方的独特视角。她明面上暗示着宗教在民间的兴衰史，实际上是铁凝试图用温顺的仰视重观文化记忆在现代军事战争中的消亡。铁凝在设置西贝梅阁死亡场景时的氛围渲染，灰暗沉郁，甚至有不可挽回的凛冽感，她在人物身上寄托的并非是个人的命运，而是过去的、一段时区的、只可回望的衰亡。
她们的生存方式是没有出路的，却寄托了太多历史的期盼，她们是凝固的、在变动中的坚定锚点，固执莽然地站在交汇点上。作为笨花镇这个地标的记忆存储者，她们生命中所有本应飞扬的一切欢喜与悲哀都被远超于意志之上的存在压抑，她们多表现出来的异质性经验要被世俗一遍遍地“拷问”，被千万次改写和覆盖，最终归于沉寂与默然。她们是被覆写的空间锚点，也是笨花镇这个地标的回忆编码物。
不同于与地标性记忆捆缚在一起的同艾与梅阁，施玉婵、小袄子、大花瓣代表着鲜亮大胆的流动的生命力，遵从原始的人性欲望，是一种近乎混沌的自然状态。单纯是她们的底色，而命运的推波助澜令这些本属于湘西世界的画布染上或横死、或漂泊的可怖色彩。施玉婵嫁人生子之后又回到戏班浪迹江湖的命运则是铁凝对这一类昂扬而混沌的生命，最后的一点幻想——她试图还原生命最初的真相，以“自然”脱出传统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禁锢，解构正常的世俗道德秩序，但这并不能解决女性记忆被遮蔽的问题，反而显露了一种卑怯。铁凝尽管在大花瓣、小袄子母女俩钻花棚的场景设置中，淋漓尽致地凸显了道德伦理摇摇欲坠的、自然中的失序感，甚至于在女儿小袄子的身上着力强调了无辜与残忍的无常倒错。但笨花镇终究不是另一个湘西茶峒。于是背叛也成了记忆解码堕落的序曲：她们试图原谅、试图宽恕，作出一种遗忘罪孽、解构罪名的尝试，但她们并没有改变对生命本能的屈从，没有改变她们的沉默。
在《笨花》中以顺容、取灯代表的是最具希望与可能性的生命力记忆。在成为“顺容”之前，她是戏谑向喜的二丫。二丫作为横冲直撞的女孩，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乡村闭塞停滞的空间内，难得被看见、被听到、被描写的跃动着的反权威的女性意识的萌发——也是企图建立生命主体记忆的野心。而这种潜藏的反叛精神也被女儿取灯继承，取灯进入笨花镇是一个巧合，但她所喻示的现代性（政治改革、思想进步、军事变动等等）却又以势不可挡的必然姿态，无孔不入地进入“笨花”世界中女性生命记忆的重构。取灯并不以反叛来征服、改造记忆，她是回归野性的奔腾、走向未来的丰盛。
母女两人的生命走向大不相同，“顺容”被性别领域的强权征服、被驯化，走向沉静的、落于窠臼的平和——第二个同艾。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顺容”在后期几乎成为向喜战争记忆的锚点，她的退避宣告着女性在现代革命中俯首的姿态，这与女儿取灯相反。取灯《笨花》中是唯一走向最广阔的可能性的人。尽管因为小袄子的背叛而凄惨死亡，但她却是唯一怀抱着希望、决心与理想走到最后的“完人”——生命的终结寥寥落落，但她的记忆却无一刻不野蛮、不丰盛。她们反抗着、进步着，延伸着所有生命力的可能。
在笨花镇这一地标上，取灯被赋予无限可能的行动力，她来到笨花并不负载任何使命，她自觉地完成了由“旁观者——见证者——参与者”的一系列转化，并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事一定得干”，从而激活了她与笨花同气连枝的生命记忆痕迹，经由行动淬炼的野性催动着她们改写生者权威的释义，亡者记忆的归属，并由此破除男性缺席产生的主体性幻觉，重新认识女性生命记忆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如何搭建记忆锚点，如何承载重建回忆生命力的责任，以及反抗压迫的记忆刻印。
总会有更多的笨花镇，更多的取灯，记录下生者的时间与亡者的记忆，不被遮蔽、不被覆写，正如尼特哈默尔所说，“没有什么会被完全遗忘，所有的感知都会在记忆的痕迹中留下一个或苍白，或被压抑，或被覆写的印记”，等待下一个丰盛瞬间的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