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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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玉荣
在来到英山县孔家坊乡父子岭小学之前，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凤凰琴。
这种命名十分美好的小型乐器，看上去色彩艳丽，但音色并不悦耳，弹奏起来甚至给人以嘈杂之感。在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里，这乐器并没有十分美好的寓意寄托，它不是爱情信物，也不是祖传宝贝，而是一种赎罪式的愧疚之物。甚至自始至终，它也没获得被某个人极度珍视的待遇。
但重温经典小说《凤凰琴》，却让人感觉到，这并不动听的凤凰琴声却有唤醒之功。这时代飞速发展，世间复杂多元，随处可见物欲横流、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的现象与事件。很多人被应接不暇的各种浪潮击打得视觉失明，嗅觉失灵，听觉失聪。而这篇发表于30年前的《凤凰琴》，虽只有不长的4万字篇幅，却可以为我们唤醒或打捞很多遗失在传统记忆中的无形珍宝。
首先，它唤醒了被人们遗忘的尊师重教的传统道义。淳朴的乡土中国伦理中，历来对教育格外敬重，那是“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所昭示的天道，那是“爱子重先生”的俗语所教导的民俗。小说中写了一群流落乡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反映了乡村教师的身心负重，反映了他们卑微而可敬的坚守。作家悲悯情怀的秉持与现实主义的书写，使每一个人物都具有典型意义。这群“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有着千疮百孔的个人命运，有着性格缺陷的各色言行，尤其在“转正”二字面前，都展现出小人物的可悲复可笑的表演。但只要归结到教育，归结到乡村孩子这个问题上，他们又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尽最大努力不让一个孩子失学，尽最大努力教育好这些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着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侵犯的神圣。作为被启蒙者所看到的点点微光，正是教育这支擎天火炬所点亮的。
我不禁想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师生。我也曾是其中一员。中师生是特定时代下的产品，为了填补师资力量薄弱的漏洞，一批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只经过3年的中师教育便匆匆上岗，这种方式的确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中小学的教师荒。中师生为中国乡村基础教育作出的贡献，近些年被人们提到桌面。由于大部分中师生扎根在基层，失去了晋升机会的他们或许一辈子也都将留在基层。中师生的人生经历和待遇，虽不如民办教师这样悲壮，却也是牺牲了个人的美好前途，撑起了民族教育的重任，可以说正是有这批人的坚守，我国的基础教育才能稳步前行，不至于在中途坍塌。据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9年，全国的中师生有400万之多。这批人加入基础教育的行列，才是国之大幸，民族的大幸、未来的大幸。中师生也是中国教育进程中坚毅而不可或缺的执灯前行者，点亮了民族的未来。我相信，“中师生”一词，像“民办教师”一样具有悲剧美学的特质，也不应为人们所遗忘。
其次，它也唤醒了人们对曲折幽微的人性的思考。我在网上看过一篇所谓的读后感，义正辞严地说《凤凰琴》丑化了民办教师形象，小说中的人物劣迹斑斑，要么背后说人坏话，要么作风不正派，要么弄虚作假，要么明争暗斗，就没有一个好人，这是对民办教师的侮辱。可见这篇读后感的作者过于理想化了，不知人性的幽微隐秘，小说中所写都是多面而血肉丰满的鲜活人物，立体层次丰富，人物呼之欲出。身而为人，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小说并没有回避人性的弱点，把人物架空完美化，而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无论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还是明爱芬，张英才，还有曾经当过民办教师的万站长，他们都不是高大上能拯救人于水火的超级英雄，他们都有人性的弱点，人格的缺陷，都有可悲可笑的一面。但这几位民办教师的形象并不会因为这些毛病而有任何贬损，因为他们的心灵至高处，始终有一盏理想之灯在照耀，那是人性的闪光，是教育的闪光。
我特别注意到小说对女性人物的书写。女性在这篇小说中着墨不多，正面出场极少，却依然体现了作者的别具匠心。我把她们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明爱芬，这是个让人揪心的悲情人物。半夜的哭叫，余校长不让人探视，加上凤凰琴上刻写的“赠别明爱芬同志”等内容，都是由她制造的神秘色彩与悬念。最后让她填转正表之后的突然离世，成为小说的高潮，有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作用。第二类是王小兰，蓝小梅，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妇女形象，忍辱负重的时代印记，在她们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王小兰不能与爱人孙四海结合，蓝小梅不能与万站长结合，最后嫁了不如意的人，过着不如意的生活，只能与婚前的恋人保持着不明不白的关系，这是理想与现实的大反差，是忍受与抗争的小融合。第三类则是邓育梅老婆，张英才舅妈，这种泼辣专横的女人，无疑增强了邓育梅，万站长等人的悲剧感，尤其铺垫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第四类是李子，叶碧秋，这是接受乡村教育后知书达礼的女孩形象，她们是乡村的希望，未来必将有别于她们的母亲一代。从她们的身上，也正好体现了苦苦坚守小破学校的民办教师们的贡献所在，就像张桂梅坚持创办的女子高中一样，教育影响了女孩们的未来，也将会影响整个社会。这些女性大多是次要人物，却依然个性鲜明，显得疏密有致，增加了张力，扩大了内涵，更有温度与生命力，填补了小说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生活空间，让小说的真实性典型性更站得住脚。
经过30年岁月的淘洗，《凤凰琴》这部小说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它让我们从中获取力量，并认真思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在被科技大潮所裹挟的时代面前，要重构文学写作者的执着精神。时代已然不同，世间太多浮躁。能静心写作，阅读，研究的人，除了专门的文字工作者和高校师生，估计已不太多。因此这种”重温《凤凰琴》系列文艺活动“的影响力，除了对地方是一种较好的宣传外，还可以唤醒一些普通文学爱好者的坚定执着精神。当年阀门厂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因为比其他工友多了个文学梦，便成就了这部精品。这事件本身就足以让人回味好久。任何时代都需要文艺精品，而精品何来？从醒龙主席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他三四十坚持不辍为文的勤奋严谨，他一路行走遇见种种人事的博大宽容，他在获得鲁奖茅奖盛名之后依然常青的写作态势，他在面对故乡时始终难以释怀的深深情结。尤其是他面对毁誉的从容淡定，足以将他的人格魅力与作品影响力进一步延展和深化。
“凤凰琴”作为他人生路上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学符号，被百余位文坛大咖条分缕析，圈圈点点，绝非偶然。这部作品直面中国现实、中国问题，虽呈现出现实生活的残酷，但依然在日常生活中蕴含了真切的温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凤凰琴象征着乡村教师的命运，象征着乡村教师为改变个人命运所作的努力。小说的真实性建立在时代性的基础之上，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民心和人民的生活，并充满了悲剧力量。对一个如今已消失的“民办教师”群体写传、树碑、立命，深刻体现了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如何为生民立命，注重当下性，重返现场，重返文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身为写作者，应该多凝视自我，凝视身边的事物，凝视生活的真美善，凝视那些司空见惯却有着深度意蕴的人群或场景，寻找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表达。
在对文学力量的再认识基础上，还应该重构文学出圈的力量。当年小说发表之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然后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均纷纷获奖，同时，还对当时200万民办教师的命运改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小说发表30年，影响了几代人，影响了中国教育的进程。小说让人感动，电影让人落泪，凡是经典都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十年来我一直身在文化界，文艺圈，也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呼吁政府部门重视文艺，但真正有情怀的基层领导是可遇不可求的。作为醒龙主席的老家团风县张家寨村，在2021年与螺丝港合村后，被命名为“凤凰琴村”，新华社记者还写了一篇专访文章《凤凰琴：一篇小说，一群人，一个村》，此事也有文艺界产生不小的震动，这分明是文学“出圈”的一个绝佳范例。有专家认为，“凤凰琴村”的出世，具有积极的意义，《凤凰琴》有影响力，有题材，有民俗和文化的载体，当地乡村振兴，可以正好借势发展。比如在发展旅游时，可以重现代课教师、乡村教师的生活场景，重现小说中关于场景的描述、故事的描述、饮食的描述，请游客来体验，把当地的非遗、农产品、民宿一起激活，带动村民致富。2022年夏天，英山县为父子岭小学揭牌“凤凰琴天行者原型地”，无疑也是一种文化力量的延续与传承，英山县已把父子岭小学作为山区阻断代际贫困的教育样板，将把它打造成为县师德教育、教师培训及中小学生夏令营文化基地，使其成为一处特色鲜明的文化地标。因此，如何借助文化名人的知名度，宣传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显然是一篇极大的文章，还可以进行多方位的构思与设计，进行充分的润色和铺排。
30年来，乡村民办教师切身问题的解决、团风县“凤凰琴村”的诞生、英山县父子岭小学的发展变化，无不印证着小说《凤凰琴》一直在以文学的方式助力着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振兴。可以看到，小说正在缓慢释放能量，以其坚硬而丰富的内核，影响着更多的人们。在回答当今时代如何实现文学对乡村振兴的助力这一问题时，刘醒龙说：“文学对乡村的助力，是能让乡亲们爱上文学，通过文学精神的细水长流，使得乡村的精神风貌得以显出生存、生活与生命的真正诗意。”
文学对生活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凤凰琴》给了我们如此诗意而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