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娘来贵州

十年来，娘一直念叨要来贵州，因为是租房住，我一直不敢接她话题，直到年前买了房，有了固定居所，才下决心趁她身体还硬朗接她过来。

娘快八十岁了，嗲（方言，即爹）去世后一直和弟弟过。弟弟他们经常外出，娘就帮他们带孩子，从出生带到读初中，既当婆又当娘还当嗲。现在，随着孙儿长大，学飞了，娘没人陪了，孤单了，三百六十五天，三分之二以上时间是煮个人的饭、炒个人的菜。煮一个人的饭，饭不够粘锅，炒一盘好菜，要吃好几天，娘就这样一个人吃着，把所有的孤独和寂寞吃进肚里，积淀在心底。

孤寂的娘，白天盼有人进屋来，有人进屋就得人说话，说话了，就搅动口水了，口水动了，嘴巴就润了，不酸了。晚上盼儿孙们回来，和儿孙们围在一起看电视，听他们说外面的事，不言不语，不吵儿孙。儿孙叫她去睡，她不睡，静静地坐着，儿孙笑她也跟着笑，尽情享受只有爷爷奶奶才能享受的那种天伦之乐。

娘此生为儿女付出太多。

1980年，我小学毕业升初中。当时，我们公社的中学撤了，我们要到附近公社去读，要住校。后来，我又考起县民族中学，到城里读去了，费用更高了。那时，国穷家穷，家里常常筹不到钱给我，嗲和娘常常为此发愁。

嗲和娘没有读过书，只知道纸是白的，字是黑的，连撇、捺、点都不知道，更不用说由多笔画构成的、自己的名字了。但他们有想法，知道耕播劳作也要有文化知识，知道读书使人聪明，知道从书里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东西。他们绝不让儿女辍学、失学，没有钱就打山货卖，一时没钱就去借，想尽一切办法筹钱供儿女读书。有一次，一时没借到钱，娘忍痛割爱，将传承了几代的银饰翻出来，拿去信用社卖了，卖得六十几块钱，给我做学杂费。

苗族和银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仅是情感纽带、文化载体，还有图腾寓意，而且，银饰传女不传男，更不能外卖。娘为了供我读书，为了不让我失学，硬是将那么一大包银饰卖了。我无法想象娘经过怎样一个思想斗争、斗争如何激烈、怎样抚摸祖先的余温、怎样向祖先请罪与许愿，我只知道，为了我，她豁出去了。

四子一女中，嗲和娘最喜欢我，原因较多，其中一点是，他们认为我比较懂事、比较顾全大局。

一次，嗲和娘为芝麻蒜皮的事吵了起来，吵得很凶，扬言要分家。嗲和娘虽然没文化，但很民主，不是说分家就分家，而是先逐个征求子女意见，问到我和谁住的时候，我搓搓手，半响才说：“都和！”嗲和娘见我犹豫的样子，很感动，不再提分家的事。

我也有不懂事的时候。那些年，家家户户的大米、苞谷都不够吃，都煮南瓜饭、豇豆饭、红薯饭，即使这样，还是不够吃，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填不饱肚子。早出晚归的娘，有时得和我们一起吃饭，有时不得，无论得还是不得，都会问我：“饱没饱？”我忍不住饿，底气不足回答道：“不饱也得饱！”娘从小就养成将饭碗放在桌上或灶边祭家先的习惯，家先吃后，就赶点给我，我饱了，她就“饱”了。

我非常喜欢吃小米饭和酸鱼，升初中住校后吃不到了，娘就常常煮点小米饭、炒点酸鱼包给我，再没有也要想办法弄点来。酸鱼装在瓶子里，或者包在塑料薄膜里，一打开，那炒熟的酸鱼味和辣椒味夹杂在一起，形成一股小小的气浪，将大自然的空气推开，鼻子只闻到它们的味道，浑身细胞亢奋，身心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长大后，我的口味变了，不太吃小米饭，而酸鱼，依然是我的至爱，每次炒，不管多重的盐，不管夹起多大的块，哪怕有桐子那么大，也是嚼吞入肚。从小到大，家里就我吃酸鱼吃得凶，没人和我抢，我得意地炫耀：“我是我们家的大长官，酸鱼吃最多！”我家下面的阿公见了，给我取个外号：巴照。巴照译成汉语就是长官。这个外号，乡亲们叫到今天。我来贵州后，酸鱼是吃不到了，娘就给我留着，我一回湖南她就问我：“要带点酸鱼回去没？”每次都如此。

我是十三岁离家读书的，初中毕业后读不起高中回到乡下。

这时的我，进入人生中最自由散漫的阶段，常和村兄寨弟们出去闹寨、游方，烧篝火、对山歌、交朋友，走遍整个吕洞山，很少回家，就是回，那也是饭碗还没放稳，人已飞出屋外，根本没陪嗲娘坐过、聊过。

后来，政府聘请我到政府做事，更少回家。1994年，我决定从政府出来，到广东去打工。在东莞，我与妻子相识。1999年，香港回归祖国两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贵州结婚。为了不让妻子与娘家人分离，为了把家里那点田土和原本不宽的房子让给兄弟，我决定住贵州。

我住贵州后，回家是回贵州，不是湖南了，嗲和娘连我面都见不到了，连我味都闻不到了。现如今嗲走了，侄子侄女们也都大了，出去读书去了，娘“单身”了，有时间了。

娘有时间了，我也买房子了，娘更想来贵州了。娘在贵州有亲戚，却互不认识，有“女儿”嫁在贵州，却不知道门的朝向，有孙子住在贵州，因为离得太远，不得和他玩“卜卜卜卜咀”，别说娘念叨，贵州这边的亲戚也不肯了。

我清楚地知道，娘念叨着要来贵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看我住的地方好不好、看我过得好不好，普天下的娘都如此。当我宣布接娘来的时候，娘非常高兴，逢谁告诉谁，像小孩一样说到：“老三要接我去贵州了！”

消息瞬间传开，全寨的人几乎都知道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为娘高兴，娘的几个老伙伴也为娘高兴，纷纷跑来祝贺。

接娘来贵州这件皆大欢喜的事，到后来发生了变化，差点没成。

我热爱文学，热爱民族文化，近几年在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我的一个近二十年没见过面的同学知道后，找到了我，邀请我回湘西去帮她打理文化研发公司，态度非常诚恳，我答应了。

为给我回湘西开展文化活动提升人气、广添人脉，我的一个良师益友叫我先回村里组织春节文化活动，他安排电视台记者和报社记者来采访报道，后来，新闻在州、省及央视报道。为策划这个活动，我一度打消当即接娘来贵州的念头，暑假再接，但仔细一想，这是一种承诺，是一种孝顺，是小草对春晖的回报，讲了就得实现，不能让娘白高兴。我在印刷厂打工，决定当即接娘来后，及时调整计划，和老板请两天假回湘西，一方面策划活动，给相关人员打气，一方面接娘过来，一举两得。

要回湖南接娘来贵州的时候，我一再追问家里兄弟，娘坐不坐得车，家里兄弟一再叫我放心，说娘身体好得很，还能打鼓。我将信将疑，因为娘一直服药，连下寨都不敢去，怕没力气回上寨来，这次是出远门，又是大冬天，又要转几趟车，一路颠簸，万一颠簸出病来，后果不敢去想。

我的担心多余了。说来也怪，自一直给娘采药配药的叔公去世后，娘的病竟一直没发作，腰直脸润，坐车不晕车，地冻不怕冷，有说有笑到达贵州岑巩。这大概是，娘有寄托，想见到和将见到儿媳、孙子，儿子、儿媳和孙子是药方，服了身体就好了。

娘从湖南一路颠簸来到贵州，贵州的亲戚们见娘快八十了仍挺直腰板走路，眼不瞎，耳不聋，精神抖擞，纷纷竖大拇指称赞。其实，娘还有更值得贵州亲戚称赞的事：

娘是接生员，虽然老了，但老当益壮，每每有产妇难产，叫娘来处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热天还是冷天，只要叫，娘都二话不说及时赶去，冷静地、正确地、娴熟地处理问题，接生生命，而且都是个人去、个人回，从不要人家接送。

娘来贵州后，我们带她走亲访友，带她四处看看，语言不通，彼此把微笑当最美好语言表达。看着贵州的公路宽、平、密，看着贵州的房子新、高、亮，看着贵州的超市一家连着一家，商品多、品种全、花样新，看着贵州人热情、友善、互助，娘说：

“三，这回我放心了！”

这句话，我等了十年。

  2010年3月9日于黔岑巩新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