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胜昔
网站用户
文／孟胜昔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毛姆在《作家笔记》中写道：“我也不认为我在七十或更大的年纪能写出更有价值的东西。动力不足了，精力不够了，创造力也不行了。”虽然年龄可能会影响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创作能力，但优秀的作家完全可以克服年龄带来的障碍，继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2018年12月，年逾古稀的韩石山先生创作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边将》，随即上了“文学好书榜”，并入围“2018中国好书”。这部近50万字的鸿篇巨制，具有“厚重”的品相与质地，是韩石山先生潜心多年打磨的精心之作，是他晚年最下力气的一部作品，他说“此生有此作，足矣。”
韩石山先生强盛的“文气”、强烈的激情贯穿《边将》始终，全书十五章气势雄浑，气韵饱满；他以激越而沉静的文字让那些沉淀着历史烟云、凝结着生命智慧的人物活起来，故事精彩纷呈、动人心魄，人物形象魅力十足、光彩照人，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这部作品所追求的新的境界和新的可能性。
《边将》以明嘉靖、隆庆、万历朝为历史背景，以明代北疆某军事重镇为人物活动舞台，从右卫保卫战、墙子岭大战、隆庆和议等历史事件切入，生动塑造了以杜如桢为代表的戍边将领的鲜活形象，抒写了他们忠诚与担当的家国情怀，展示了他们纯粹和深挚的感情世界。这部作品看似是纯战争题材的历史小说，实则是纯虚构的爱情小说，战争只是推动故事发生和生长的“叙事装置”，而着力描写的却是男主人公杜如桢与女主人公王慕青的隐秘恋情。这部作品运用复线型结构，设置两条线索，主、副线相互交织，一般读者可能会将边关战事与政事视为主线，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视为副线；而作者将杜如桢与寡嫂王慕青的爱情发展当作主线，笔力主要集中在这两位主人公身上，舒缓而有节制，精粹而又紧密，有细微的关联、有纤细文思的衔接，有暗道、有映带，有机锋在焉，如“不经意”的一个伏笔、一个照应，描摹了一幅感人至深的爱情画卷，奏响了一曲丰盈饱满的人性赞歌。由此也可看出，韩石山先生构思精妙、叙事独特，可谓匠心独运。这样，《边将》就不流泛于征讨杀伐的战争纪事，而写出人性的丰富、复杂与深刻，写出所谓“时代精神”。
《边将》一书，从十三岁的杜如桢陪同年方十七岁、刚过门的二嫂王慕青回娘家拜寿写起，一直写到七十七岁的王慕青病逝、七十九岁的杜如桢终老于故乡，相互牵念、彼此守望的男、女主人公囿于道德观念、伦理禁忌，一生未得爱情圆满；最终，“在右卫西二道街当间，侧面正对着杜府的大门立起了一座镌有‘忠节永康’四个大字的忠节牌坊”，成为朝廷对屡建奇勋的杜如桢、坚守贞节的王慕青的旌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与现象很容易被写入文学作品中，文学创作实践也证明，人类道德史是在文学进程中充分揭示出来的，但很多作家写历史小说，都会展现他自身所处年代的道德准则。韩石山先生的历史小说写作就没有这个弊病，他的《边将》是建立在扎实的学问基础上的，因而是合乎逻辑的，是可靠的有力量的。作者描写了少年的懵懂、成长的磨难、精神的困境、生活的痛感，具有历史的维度、生命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他们的美好情愫和磊落襟怀，让整部作品闪现着人性的道德的光芒——文学使现实进入历史，让历史映照现实。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年轻将领杜如桢秉承祖辈的意志和精神，在主事大人单凭主观臆想就仓促组织的一场军事演练中，慧眼识透主帅所列“单厢战车”阵法的短板与破绽，率领本队骑兵“不晓事”地冲杀过去，踏破主事大人观念的虚妄，其孟浪之举非但没受到申斥、排遣，反而因此崭露头角，得到上峰赏识。他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身先士卒，精勇猛进，战绩卓著；不是什么不次升迁，而是一步一步地往上走，从守备到参将、再到主帅，建功立业，光耀门庭，应验了王慕青的看好与高看。杜如桢对部属的体恤，对战机的把握，对谋略的运筹，还有他的沉稳与勇毅、隐忍与宽宏，都在精密的文本中清晰地呈现出来。
杜如桢长期远离故土家园，他是一员边将，然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有武士的血气和风骨，也有普通人渴灼的欲望和需求，这主要表现为战事结束后的自我放纵与放浪——在滥性中寻找战场苟活的存在感，并显示胜利者的荣耀。但杜如桢对婉娩、绾妤的王慕青，感情始终纯洁单一——“当年那样白皙的纤细的小手，如今瘦骨棱棱，黄亮黄亮的，能瞅见蓝蓝的血管，奇怪的是，抚弄着，仍有当年的感觉，细腻、柔润，还有点凉凉的意思。”记得一位哲学家说，真爱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至少要具备四条：一是玄心，指的是人不可有太多的得失；二是洞见，指的是在爱情中不需要那些特别明晰的逻辑推理，爱需要一种直觉和睿智；三是妙赏，指的是爱情那种绝妙之处不可言说，所谓妙不可言；四是深情，深情最难得，古人说情深不寿。杜如桢与王慕青同时具备这四种品质，他俩有足够的情感能量去爱，也配享有真爱。
在第十、十二章中，作者着意叙写了孙胡子经意安排的杜如桢两次“通通血脉”：一次是到多福巷窑子寻快活，一次是到广宁王府密会王妃娘娘。这两次“寻欢”都写得自然而然，度把握得好，文字活泛而不低俗，给人沦肌浃髓的感受，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特别是杜如桢夜会王妃娘娘（前半夜出场的是王慕青），就像演出一幕戏剧，想象大胆，曲径通幽，这让我想起王尔德的《莎乐美》和莫罗画中的莎乐美，王慕青就像那个“七层面䔋”的美艳绝仑的莎乐美，朦胧曼妙，诗情画意，但她是善、爱和美的化身。两次寻欢的情节结构十分精巧，情节的衔接度极高且极自然，让读者不会感到有疑惑的地方，这与其说是书中人物孙胡子的良苦用心、巧妙设局，不如说是韩石山先生的捷才、捷智使然。其中有一个细节，述写了杜如桢的履急剑及：“脱裤子时，可不是站定了一条腿提出来，再提另一条腿，而是疾行间，这条腿后蹬时裤子就褪下一截，身子往前一倾，另一条腿朝后蹬去，这条腿前落时，便从裤腿里抽了出来。到得床前，已是半根布条也不挂的一条壮汉。”——笔调幽默风趣，饶有戏剧感，令人忍俊不禁。另一个细节是“耳郭里的肉坠”，令人印象深刻：杜如桢“不住地捻着娘娘的耳垂儿。娘娘咯咯地笑了。见捻耳垂儿娘娘喜欢，就顺着耳郭捻了上去，先是沿儿，后是凹里，捻着捻着，手指触着两个小小的肉坠儿。惊异间，手上不觉就重了些......”这让他瞬间想到多福巷里晾脚的那个风尘女子，还有他在善化寺禅房檐下看见的那位贵妇人，她们右耳郭里皆有“一大一小两个肉嘟嘟的小肉坠儿”——这三个女人竟然是同一个人，显现出一个小说家的虚构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正如卡尔维诺所言“让写作属于应该写出的东西，让叙述成为无人叙述的行为”。
长篇小说的重点是写人、表现人，主题应具有较广泛的人性，人物要具有鲜明的个性，人物的行为应该源于人物的性格，这样对读者才有感染力。在《边将》中，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杜如桢的“义父”杨博，他是明朝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官至兵部尚书、宰相。韩石山先生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创造及对人性的关注、认识，将杨博刻画得血肉丰满。杜如桢初次见到杨博，是在自家院子里。杨博一边踱步，一边谈讲。杜如桢与爷爷、爹爹、二哥等人正听得入神，西厢房传来他那不足半岁的孩子的“跟火烧连营拟的”哭声，弄得众人很尴尬。杨博说，把孩子抱出来会好些。媳妇将孩子抱出来后，仍是止不住地哭。杨博主动要求抱抱孩子——“杨大人还真会抱孩子，双手接住，双臂兜回护住，颠了一下，孩子的脑袋便枕在这边臂弯里，小腿儿搭在了那边臂肘上。两手张开，一只托住孩子的身子，一只轻轻地拍打。脚撇着，腿弓着，身子摆着，嘴里还喔喔地念叨着，像是赶着一辆木头轮子的大车，行走在疙里疙瘩的土路上。”他下面一招更绝，“拍孩子的手，往上探了探，能挨住孩子的头发了，轻轻地抚弄着，嘴唇瘪起，像个老太太似的嘟囔着，似乎在哼着个什么曲儿，又趁着曲儿，平地画圈儿似的晃悠着。”“孩子先还哭着，声儿一点都没有降下来的意思，过了一会儿，毫无征兆地，突然就降了下来，拉长了，变低了，以为还会哇地再高挑一声，静静的，再也没有了。”众人非常惊奇，而“杨大人几乎是得意地笑了。一面将孩子递给如桢，一面抚平衣袖，感慨地说：‘列位记住，一定要抱哭着的孩子......哭着的孩子，不会老哭着，总有停下来的时候，也许你刚抱上就停了，也许过一会儿就停了，而只要停了，就是你的功德。不哭的孩子，恰恰相反，不哭是人家原本就不哭，哭了呢，定然是你这个人太讨厌，惹孩子不高兴了才哭了，反正你是脱不了干系。’”——一个有气度、有学问，有温度、接地气的蔼然仁者跃然纸上。书中写道：“杨大人的学问，他（杜如桢）最初的领略，不是在筹边大计上，而是在哄孩子上。”自此以后，杜如桢逐步了解了杨博的人品、才干和胆识，惟抱葵藿倾阳之心。
如何讲述一个曲折的故事，同时又给人一种完整的印象，有效的方法就是借一个人物之口向另一个人物讲述一连串的事件；让人物在“我”面前讲述故事，使情节具有了可沟通性。《边将》中，借杜如桢的祖父杜俊德、父亲杜国梁之口讲述荣娘的故事，揭开了王慕青的身世之谜；借杨博之口讲述边务边策，捊清了繁复纠结的边防史实；借王世懋之口讲《三国志演义》《金瓶梅》话本，揭橥明朝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背景；借巴图鲁之口讲述“板指”，明晰了巴图鲁是王慕青那个流落番邦的亲哥哥王效青——暗中之明，明中之暗。这样，整部作品的意境和意味不但不会因隐秘而减弱，反而会增强。当然，这种缜密构思的写作，需要作家拥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生活知识，丰厚的人生积累，他不仅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要注意观察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韩石山先生以精准而细腻的观察力、非比寻常的创造力，将历史、现实与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隐喻与指涉方式，轻盈地化入小说之中，既让故事讲得连贯、令人信服，又丰富了小说的意蕴。
卡尔维诺说，“一个作家能否维持自己的地位，一般来说取决于能否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石山先生以小说成名，后来又写散文、文学评论、人物传记，各擅胜场；他在中、外文学语言的总体演进中追求自己的语言个性，用优美的文体表达任何想要表达的情绪状态，形成了非凡独特的“韩氏风格”，是当之无愧的文体家。现从《边将》中撷录几段最具他个人风格的文字，读者可窥斑见豹。写新媳妇王慕青：“似乎结了婚，脸皮也薄了，里面的血色，洇出来化为红晕，还带上了光彩。”写杜如桢的爷爷带着年少的父亲到了右卫城里的青楼：“再厚道的人，提起女人都会亢奋起来。儿子的话，像个灯镊子，在灯芯子上拨拉拨拉，火苗儿就旺了许多。”写悄悄地哭过的王慕青：“脸上是没有了泪痕，也没有悲伤，可眼珠子，亮亮的，像是从水里刚刚捞了出来。”写墙子岭：“对面山岭，也不能说多么高峻，一层一层，交错着，重叠着，似乎一位长者，迈着萧散的步子，向远处走去，一眨眼又倏地转过身来，向你迎面走来，那威严的气势，能逼得你由不得向后退去，不小心还要打个趔趄。”描写杨博：“这脸，不能说长，也不能说方，说圆吧颧骨撑得宽了些，说扁吧下颏又朝前翘了些。盯住哪儿细看，都有弹嫌的，整个儿看去，却是那样威武，还有几分张扬。最扎眼的，还要数眉毛，不是多么黑，也不是多么宽，是那个挺拔的劲儿，像是要从额角弹了出去。颏下的胡须有些乱，不像是刻意留下的，像是忙于军务，顾不得修剪才能挓挲成这个样子。真该剃去，白面无须，清俊爽利，足可称得上相貌堂堂。”......大多用短句，朴素简约、精练清爽，收放自如，耐人寻味；词语和语韵交织在一起，轻松而灵动，非凡而优雅。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莱奥帕尔迪说过，“文笔敏捷和简练能得到读者喜欢，因为这种文笔能给人们的心灵提供许许多几乎同时一闪而过的思想，能使人们的心情在众多思想、形象与感觉之中沉浮，让你既不能全部抓住它们，也不能完全抓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同时又让你不能漠然视之或毫无感受。”书中还有不少哲理警句，思维迅速敏捷，能激发你无限感慨。比如，“这世上两样东西最厉害，一个是理，一个是利。有理，能让七尺汉子红了脸；有利，胆小鬼都敢拼命。”再如，“孙先生说他遵奉的处世之道，是三心二意，与世俯仰。三心为感恩心，责任心，宽恕心，二意为见色动意，见财起意。这宽恕之心，不全是仁慈，也有轻蔑的意思，莫让凡人俗事，坏了自家的好心境。与世俯仰的意思，是进退自如，行藏在我，绝不违拗时势，肆意逞强。”“这三心二意，是连着的，感恩就要图报，图报就有了责任，要达成这责任，就得宽恕他人，无挂无碍。这二意，也是连着的，见色动意，是活泛血脉，见财起意是不失时机，有了好身手，才有好擒拿。因此上，这三心二意，实则一心一意——”又如，“这世上没有人会将就你，能将就你的，只有你自己，怎么能不善待？自己好了，才能报恩，才能尽责，自己不好，啥都扯淡。”......诗言隽旨，前於后喁。《边将》这种叙事语言是独一无二的，是韩石山先生所独有的。书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写得简明扼要，自然流畅，既贴近人物特征，又把情节推向新台阶，整部小说读起来意趣盎然，一点儿也不沉闷。《边将》内涵丰富，境界超拔，灵活通变，既可窥见韩石山先生的精研覃思，又能展示他的学识、经验和观念、思想。
其实，每个作家的作品里特别是重要的作品中，都有自己的影子，只不过有的作家将自己的影子进行了修饰和掩盖；小说家塑造的丰满的人物形象身上必然有他自己的影子，这是毋庸置疑的。《边将》中，一些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都有韩石山先生的影子。在这里，就不必说主人公杜如桢了，单是杜俊德临字写诗，王世懋讲诗文、论书法，都有韩石山先生的影子在那儿立着——韩先生在诗词、书法等方面,都有不凡功底和相当造诣。特别是王世懋对杜如桢、王世青所说的那些学书法的话语，可以说就是韩石山先生的书法理论与实践——“学谁家的字，一定要连毛病一起学下，才是学到了家。”“出于二王，入于襄阳，不衫不履，自成法度......落笔重,收笔稳,中间迅疾带过......这叫裙裾飘逸,丝带紧系。就是朝外的笔画，如同裙裾，要尽可能地飘逸放荡。系裤子的丝带，指的是中宫，什么时候都要扎个牢靠。这样的字，才是良家女子，款步走来，环佩叮当。”“习字无他法，融会贯通，出以己意，乃不二之法门也”......笔墨挥洒韵味，捷才闪烁光泽。把优秀传统文化里的东西放进写作里，就会呈现一种独特的诗意、独特的意境。一个优秀的作家总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问题意识、思想资源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确立自身的辨识度。
《边将》的结尾：尘埋“双璧”。男、女主人公这个结局虽然有着深刻的悲剧意味，但涵意也是深刻的：人生的结局不过如此；死亡不可避免，生命仍在继续。“旄头光芒兮戎马驰，海水沸荡兮鲸鲵飞”。掩卷闭目，我脑海里立时幻出披袍擐甲、跨上战马的杜如桢、王慕青的形象，他俩在丰美的草原上、在残阳的夕照中，并驾齐驱，纵情驰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