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

王鹰的女儿，现在北京成家立业了，住房是自己买的，工作也安稳。王鹰现在老家住，也是自己买的新房，随时随意去公园散步。而他常常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北京租房，开店的生活——

这是北漂族中的人生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小人物一天的生活。从太阳东升，到月亮西斜，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被无限细分。你知道那些瞬间的阴影和光芒吗？——王秀云

我感到浑身酸胀，睁开眼：旧床单做的窗帘，遮在木方格玻璃窗上，透着粉红的亮光。窗帘上的花朵，正在盛开。窗帘旁的木立柱上，圆形石英钟的时针，指向5点20分。

我扭动头，眨眨眼，见裂着大大“X”缝的顶棚，像孕妇的肚子，过一夜又凸突了些。早已拉得纵横交错的铁丝，如捞着大鱼的网，根根丝都绷直了。昨天修房的师傅说，这是北京的百年老屋，托瓦下泥土的芦席烂了，土掉到顶棚上，压得顶棚中间下沉快一尺，裂缝能插进手指，似足月的孕妇临产，随时会砸下来。我给房东打电话，房东说过两天来瞧瞧，我只得又加固了几根粗铁丝。

再看身边铁架床上层的妻子和女儿，下层的大儿、小儿和从老家来的妻侄，都盖着单被，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轻轻按着褥子，慢慢撑起身，从地铺爬起来，折叠被褥，缓缓揭起贴地那面沾满小水珠的尼龙纸，凸凸凹凹的地上，印着青湿的“大”字，仿佛我还在湿淋淋的梦中。

我蹑手蹑脚到小厨房，抿着嘴刷牙，拿毛巾醮水抹脸。随后把装有《鲁迅经典》和活页纸的手提袋，放进电动车篓，抽起插在门扣里的筷子，一点一点拉开歪裂的房门，推车出房。

我正起脚，西厢房北京大爷屋檐下摆的几盆花中，一枝带刺，拉扯着我的褂子，我便与它握手分别，随势鼻子凑近半开的小白花，吸了两口气。

刚走两步，碰到：东边低矮小屋门旁发黑的空木架，像呆立在路边的老弃妇；大爷这砖土剥落的墙边，盖着满是灰尘的破旧尼龙纸，数年保持同一姿势的自行车车把伸向过道，仿佛捡破烂的老头，执着地去搂老妇。我便侧着身子，左右扭动龙头，弯弯曲曲地把电动车，从两位正要亲近的老人之间挪过。

拐弯，绕角，来到院门走廊。走廊西侧，靠满了白塑钢框镶玻璃的门窗。我不得不一手捏车把，一手提车后架，弓着腰，踮起脚，两边摇晃着小半步小半步地移。

抽出门闩，拉开厚重的紫红漆斑驳的木门，再关上，旋转门外的小铁耳，把门内小横木嵌进木槽，我才推车走在胡同里，伸直脖子，长吁一口气。

加快步子，进厕所，见有空位，我心一喜，迅速蹲下，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从本皮里抽出剪短的圆珠笔芯，写道：“住北京胡同，早起，匆匆入厕，有空位，不必憋着久等，不亦快哉！”抬头，见两人捏着手纸站在门口。一个穿着裙子样大裤衩的胖子，探头扫视，咬着嘴唇，脸正发红。我赶紧起身，有高干提前退休让位于人的高尚感。而这胖子竟站着不动，向一位拄着拐棍，颤抖跌撞来的白发老人拱手微笑：“您老先请。”

走过几间屋，路边一个女人系着泛黄的白围腰，望着来往的人叫道：“刚出笼的包子、现炸的油饼、大米粥小米粥，都──有。小菜免费！”我在散布着汤、渣的桌边坐下，吃香脆的甜油饼，喝小粒白米和金黄碎玉米粒的粥，浑身舒畅。交两块五角钱，骑上电动车，觉得人活在世间，根本上并不要太多的钱。清风从全身抚过，飘来女子幽婉的歌声：“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想你想你想得昏天黑地⋯⋯”

到大栅栏西街，路旁一架圆鼓鼓的搅拌机，“嚓嚓”地转动。几个人弯腰推着一车车堆尖的灰泥，他们的黄塑料壳帽、黑衣服和古铜色的脸颈上，都沾满灰沙。还有几个人站在高高的铁架上，一下一下往墙上抹灰泥。破烂的防护网上，拉着红布白字横幅：“便民工程给您添麻烦了，敬请谅解！”我不禁翘起嘴角笑。

横穿新扩建的宽直煤市街，见大栅栏街口的楼房墙上，贴着人一样大的字：“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大栅栏内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是“同仁堂”、“瑞蚨祥”、“步灜斋”等名响中外的百年老店。

转入向北的小巷，巷口横空的大麻石条上，刻着涂金色的“珠宝市”。到一幢青砖木架二层楼，踩人力车的师傅指着这楼旁的小胡同，对坐靠在后椅上的游客说：“这叫钱市胡同，是北京最窄的胡同。过去这里是钱庄，怕强盗抢劫，特建这么窄，只容一人走过。胡同两头出口，都站彪形大汉把守。”

我掏出小摇控一按，这胡同口南的一扇转闸门缓缓转起。我把塞满大大小小塑料拖鞋的窄长铁架，拖到门边，把挂着花花绿绿老北京布鞋的铁丝网挂到门头旁，抓起昨夜弄乱了的胶鞋、布鞋，丢到板子上，抱着板子放到店门旁，随即用湿抹布擦净手，拿出《鲁迅经典》，坐在门边看起来。

我边看书，边卖了两双鞋，记在账本上。突然，我的脑海闪现十多年前，初到北京时的情景，连忙从手提袋里拿出纸笔，写起来。

“听出我的脚步声了吗？”我放下笔，把账本给妻子，柔着腔：“贤妻，请看‘毛选’。”她点头笑道：“不错！早餐搞回了。”我又拿起笔。

妻子把门旁板子上堆着的鞋，先选大人的，挑色搭配，鞋尖向外，并排摆齐，随正方形板子边沿，摆成一圈，再压着这圈鞋的后半截，往上叠着摆儿童鞋，一圈圈往里缩，往上叠，眨眼间，板子上乱七八糟的鞋，成了一朵肥硕的鲜花，灿烂地绽开在斜射的霞光里。

妻子抡起鸡毛帚，挥舞着拍打鞋上的灰，拿抹布擦店里柜台玻璃，边拍边擦边摆鞋。“啪嘁”声中，一经过她的手，就──玻璃明净了，一双双女鞋闪着柔美的光彩，一双双男鞋亮出了雄姿。她边连连地动着手，边对我说：“批货去，快去快回。”我还在写。

妻子粗起嗓子：“你干什么吃的？凭什么活在世上？我把你那祸害东西撕烂！”她抓起一只鞋挥动着要砸过来。我立即心惊肉跳，只得笑着说：“走，走，马上就走！”赶紧收拾纸笔，带上书出店。我脑中蹦跳着明晰的字句，便到路旁，坐在车座上继续写。

写完这个片段，我的心一下轻松了。骑着电动车，沿北京中轴线前门大街往南，到天桥。一幢幢钢筋水泥大楼正在耸立，路边围起几百米长的塑料布，印着放大的各国美女翩翩的舞姿，还有几平米大的字：“北京的天桥 世界的舞台”。

到永定门公园，两层楼高的树的繁枝青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摆，我顺着一棵棵树伸向路的枝叶望去，向树丛中偏着头，想象这是莽莽的原始大森林。草坪上修长的青草叶，剑样斜刺向空中，挑着一颗圆溜透亮的露珠，我低头凑近去，伸出舌头，一股清甜像触电，从舌尖飞传到头顶脚跟，浑身每个细胞都清爽透了。我双腿一软，跪在草坪边，鼻子钻进草丛，张大嘴吸着泥土和花草的清香。

到树脚清凉的麻石凳上坐下，公园周围的人影车影，从树空处向我眼角冲来撞去，我便仰着躺下，立即满眼树枝树叶。透过变动的绿色枝叶缝隙，见细碎的三角形、圆形天空，格外高远湛蓝，我双手举着书，似乎身子一轻，飞到天堂。

手机响了，传来妻子的声音：“你在哪儿？”“我在批货。”“骗你自己吧！批货市场这么静？你这不要脸的！又钻小树林了。”

到沙子口，我一进鞋城，浓浊的劣质塑料气味、胶味、霉味、臭味⋯⋯如乱箭射入鼻孔。沿灰黑的水泥台阶，一步步往下走，到地下批发市场，那些气味更浓浊，铁棍一样凿进喉管。地下厕所门口，排着扭曲的蛇似的队。各条走廊里，挤来撞去的人，拎着大提的鞋，披开褂子，额头冒汗，张圆嘴巴吐气。我陷在人丛中，就像掉入了大粪池，踮脚，伸颈，扭头。闭嘴屏住呼吸，随即头昏眼花，只得张开嘴。这气一过喉管，就简直钝刀在绞我的五脏六腑。遍布在头顶的喇叭，嘣响地播着：“市场管理委员会通告”，本月几号前交管理费多少，货物摆放不整齐罚款多少。一遍又一遍不歇气地重复嘣响，吵得人头发裂。整个地下室，塞满了各种鞋，顶棚压在头顶上，人踢起的灰尘，散发的汗气，呼出的热气，使本来微弱的灯光更灰暗。我觉得全身心陷入了地狱。

我捏着批货条子，脚步连连地走过一家又一家，叫老板们把我要的货拿好。赶快跑上地面，连吐几口痰，猛吸几口清新的空气。想这地下鞋城挤破头的人群，批发的老板们年复一年在这里⋯⋯心里慢慢平静些。

再进地下室，李老板把条子给我，对他妻子说：“收二百二十三块。”我盯着鞋点数，一手接条子，一手掏出三张一百的票子给他妻子。她望着他：“找多少？”“找七十七。”她数出七十七元，正准备给我，李老板凑近我手上的条子一看，大叫：“蠢货！找错了！”她手一抖，飞快缩回，睁大眼望着他：“找多少？”他瞪眼喷沫：“七十二！”我看条子，“总计228元”，便笑：“你自己弄错了，还怪老板娘。”“他就是这鬼脾气。”他掀起白褂子下摆，擦额头的汗，裤腰翻卷着花内裤。

这时一个顾客来拿货，李老板说：“等会儿。我去拿！”他推了一下站在摊位门口的妻子，气呼呼的：“自己不看条子！”小跑着离开。他妻子向旁边一跌，眼里涌出泪：“他老嫌我没上学。”“你没上过学？”“我家困难。那时老家女孩，一般不上学。”“老家哪里？”“安徽。”“你老家是不是很多人有老思想？”“是的。”“那你别生气，我看李老板其实蛮关心你的。”她马上咬着嘴唇微笑。

她抹一下脸，拿起一只鞋：“这是刚到的新品种，四种颜色都好看。卖疯了！”我笑：“我不要疯。怕卖不掉。”“卖不掉我都吃下去！”望一眼她瘦小的个子，我还是笑：“你吃得下去？”她眼睛发亮地盯着我：“来两套？” “别把不好卖的往我家塞。”“昨天别人要还没货。”我们讲好价，她离开摊位：“你帮我看摊，我去仓库拿。”

一会儿，她歪着身子拎两套鞋来，张嘴喘气，一绺头发掉在眼角。她掏出纸条看一眼，嘴角一扬：“一百六十五。”我一看，分明是“156”，便笑：“你真会糊弄人。”她斜眼一扫：“啊，看错了。”我还是笑：“你怎么不看成一百零六呢？上次你把二百一十五，说成二百五十一。原来你是以没上学来糊弄人。”“哪里？大哥你多精明，谁糊弄得了？”

我到张老板摊位，他说：“七百四。”“怎么这么多？”“鞋一大堆，钱这么点儿。”我一看条子：“你又想把我上次带来换的鞋抹掉？”“啊，忘了。你带来的，我都得亏本处理。”他在条子上划几下：“减掉啦。”我接过条子。我刚进的货中，明明七双鞋，每双三十元，他却写：30×7＝270。我把条子丢给他：“你怎么老多写？”原来他写30×5＝250，我当时没注意，后来发觉了，把条子装到裤兜里，被洗衣机洗模糊了。我拿去，怎么说，他都笑眯眯不认账。

这次他又眯着满是紫色皱纹的眼笑：“错了？不要紧，改了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有错就改，改了还是好同志。”“你是好同志？”“我们都是好同志！”他捡起条子，睁大突出的眼珠，涂画几下咧嘴笑道：“现在不错了，只五百五十四块。”我也笑着大声说：“零头四块钱抹啦！这么大的老板，丁点零头还值得说？”“不行！就只挣个零头！抹掉我就亏了！本来就是最低价给你的！”

我故意掏出五张一百的票子，叠在一起给忚：“别这么抠。我多进几双鞋，你早赚过头了。找我五十！抽一张整张的，一下了事，免得多费力！”我伸出手，装着要抢他包里的五十票子的样子。他边喷唾沫：“四十六。六六顺，路路顺多好！”边颤抖着手指，连忙翻看一下我给的这沓一百的，随即塞入钱包，从包里一张张地抠出四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一元的票子。走出张老板摊位，我又翘起嘴角笑。

我到美须爷老人头摊位，拎起早选中的一提鞋，掏出钱来给那年轻女老板。她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启动着薄薄的嘴唇，清朗地说：“你已给了钱。”我张大嘴：“我忘了。你真是好人！”“我只得本分的。”“今后在你家进货就放心了。我这人忘性重。”薄嘴唇又启动着：“那你今后定个规矩：一律拿货时给钱。”“对，你这办法很好！真要谢谢你！”

我把鞋都拎到地面，发觉手提袋不见了──天呐，我的稿子！我感到后脑勺被掏空了！赶紧跑进地下批发市场，一家一家地问：“老板，你看到一个旧黑手提袋么？”

我到张老板摊位，刚开口，他就凸着蛤蟆眼：“值得这么撞？有啥值钱的？”翻起的乌嘴唇向墙角一翘：“刚才捡破烂的翻半天，气呼呼地丢到垃圾堆里。”我拔腿奔过去，在苍蝇飞舞，馊饭盒、破鞋盒、烂猪肠似的乱包装带堆里，翻半天，看到黑袋子上流着乌水，我“哗！”地打开袋口，掏出弄得乱七八遭的稿子和包装完好的《鲁迅经典》。

来到地面，一阵风吹来，我才发觉自己满身是汗，褂子贴在身上。我把一捆捆的鞋，往电动车上码，绑，鞋高过头。骑车带着堆成小山的鞋，在人车丛中，扭来扭去，按着喇叭，不时刹得车尖叫，自己和车子、货齐齐地一栽。

路过革新里小巷，见包子铺的蒸笼白气腾腾，我便立在铺子前，几口吃完四个香喷喷的肉包子，一气喝干一杯豆浆，一抹嘴，两三分钟就解决了午餐。给妻子带两个包子、一杯豆浆，掏八块钱，继续骑车。

进前门大街西侧的粮食店街，我连忙减速。一间饭店门旁，站着头发灰白的老人，对来往的人鼓着眼，粗壮的大姆指直立向店里摇着挥舞，哑着喉咙喊：“这是百──年老店！正宗老──北京炸酱面！”对门饭店矮胖的年轻人，挺腰站到路中，脸颈泛着棕色的油光，瞪老人一眼，随即转头，对路人张开厚实的手掌，向店里扇，和赶鸭子一样，尖着喉咙：“这──才是老店！六必居！”老人盯着年轻人的后脑勺，暴起喉管的筋：“改革开放──三十年！”行人多停住脚，向老人张望。老人掉着的一脸厚肉和石壁一样，更直立着大姆指，快速地摇着向店里挥动：“改革开放新成果！”几个顾客笑咧着嘴向店里走，老人大叫：“三位！里边请！”年轻人从玻璃门旁拿起喇叭，学老人的腔调：“改革开放──”老人瞪眼喘粗气。

我在人流中，背贴紧车上的货，捉住车龙头，连声叫：“劳驾！劳驾！”弯七拐八往自己的店慢推。前面拉黄包车的光头小伙子，停在路中望着老人微笑，很像骆驼祥子。我说：“兄弟，让一点。”他连忙对我点头，露出满嘴整齐的白牙：“好咧，大哥！”

还没到店，我就喊：“老婆！喜事！”妻子来到门口，我凑近她耳边：“我把张老板混俺的一百块钱，混回啦！”妻子边解绑货的绳子边笑：“应该的！明天还去混他。”“那怎行？今后注意就是。你赶紧上厕所。”妻子一手拎起三捆鞋，往店里晃：“等货弄好再说。”我推开她：“憋成病了。”“知道我憋成病了，为何不早回？”

妻子拆开李老板娘推销给我的那两套鞋，眼一下瞪圆了：“早说过这鞋不好卖，又进两套！就知道坐小树林！你这傻子，不好卖的都塞给你。”妻子蹲在地上，头抵着叠码的鞋，咬着嘴唇，颤抖着喘粗气：“巴掌大的店，这些鞋放哪里？你自已放！”

我搓着手：“明天换。”“天天换！没事吊颈去！”妻子把鞋砸向我，我赶快往门口跑。“哪次换鞋他们不加价？不要你多进货？你每次像贼一样，先把货选好、价讲定，再拿货去换，他们也是划得来才换。”她边说边把鞋往外踢。四散的鞋，在门口街道拥挤的行人脚下，这只被踩瘪，那只被踢远。我低头弯腰在人们的脚下抓抢，大叫：“鞋！鞋！鞋！小心！小心！”

这时，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进店，妻子立即堆着笑：“要什么鞋？都便宜卖！”那女人拿起一双平跟鞋：“这鞋现在流行。”妻子笑着说：“对，全国人民都穿这老北京布鞋。”“多少钱？”“四十元。”“这鞋在我老家只二十元，你却要四十。”“质量不一样。”“一模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这里是首都北京，有毛主席，有天安门，你老家有么？你老家住房花钱吗？吃饭花钱吗？这鞋在内联升还要八十呢。”

我匆匆收拾好鞋，从胸前褂内掏出包子，塞到妻子手上：“赶紧吃，快冷了。”那女人拿着鞋看：“有没有毛病？”妻子边吃包子，边对那女人说： “没别的毛病，只便宜的毛病。”女人的脚伸进鞋：“不舒服。”妻子说：“新鞋新感觉。”“这搞不好是一锤子买卖，还没登上长城，鞋就坏了。”“如果这样，我店早就关门了。”

“城管的来了！”门旁卖小玩意的姑娘突然大叫。妻子立即丢下包子，一个箭步冲到门口，把鞋往店里飞快地手拉脚拨，我抢着往店里扔鞋。眨眼间，门口就秋风扫落叶一样干净，而店里就像地震了，乱七八糟。等城管的小皮卡开走了，妻子又一双一双往门口摆鞋。

那女人说：“你这碗饭也难吃。”妻子说：“是啊，特别是房租太贵了。”“这鞋二十五卖给我算了。”“亏本不能卖。”“薄利多销。卖的是钱，摆的是货。”

一个牛高马大的老外低头弯腰进门，妻子快步离开那女人，赶紧对老外笑着说：“哈啰！芦克芦克树士。”老外指着自己的眼：“哎，芦克芦克。”妻子看一眼老外的脚，抓起我店最大的48码旅游鞋：“有踹。”老外穿上鞋，身子摇晃着，脚尖一点一点地走几步：“土斯模。”

妻子拍着凳子：“洗当，洗当。”随即拿一双旅游鞋，塞到老外手上：“么慢么慢。”飞快地拎起老外脱下的这双48码新鞋，三步并作两步跨到店后角落，背对老外，手向外一闪抽出鞋垫，向内一闪贴上早预备的49码鞋号，拿竹鞋扒往鞋里使劲捅几下，两手捉住鞋跟和鞋尖，反掰成弓形，连掰几下，转身给老外：“比格儿，比格儿，有踹。”

老外看到“49”，点一下头，穿上这鞋，在店里来回走动，踩一踩，闪一闪，随后挥手扭腰跳起舞来。我们不禁哈哈大笑。妻子伸出大姆指：“标得孚！”老外点头微笑：“OK！好麻奇？”妻子拿出计算器，按380元。老外低头一看，随即摇头：“挪，马义！”妻子按300，老外还摇头：“挪，马义。”妻子把计算器给老外，老外按50。妻子立即：“挪！挪！挪！”她指着老外脚上这新旅游鞋，拉起自己手背上的皮：“乃得儿，乃得儿！”在计算器上按120：“OK！”老外按100：“OK！”掏出一张大票子。妻子点头，接过票子。

妻子对老外挥手：“古得拜！”老外微笑着往外走：“再见！”门旁的姑娘边整理小玩意边笑：“你英语说得好。”妻子说：“只会这几句。现今老外也学精了，还价比我们中国人还狠。”

来了一群浑身沾着灰土的人，挤在门口，一个弯腰缩头，向店里瞅半天，才呑呑吐吐地说：“老板，有结实的、难看的、处理的鞋么？”我说：“有黄球鞋，十五元一双。”“找一双44码的看看。”我在一堆鞋中翻一晌，才找出来。另几个人说我穿43的，我穿42的。他们就近的，有的低头翻找。凑不到近前的，在人丛外昂着头叫：“给我找一双41的！”两个姑娘站在门口向里张望，我妻子喊：“你们不要堵着门，让别的顾客进来。”他们有的弯腰试穿，有的伸头观望。两个姑娘转身走了。

他们拿着鞋左看右瞄，里瞅外瞧，正扭反拧，弄成麻花。一个人说：“能贱点么？”我说：“最少十二元。”他丢下鞋，昂着头，倒剪着手：“走，换一家看看！货比三家！”那群人也 “啪！啪！”地丢下鞋，随着离开。有的说：“八块钱就来一双。”随手把鞋丢在门外的路边。我妻子说：“看看你们，把鞋弄得乱七八遭。”那昂头的人说：“买鞋还不准人看？买根针也要看个鼻。”

妻子沉着脸收拾鞋：“一大群呼啦啦的，弄半天，搞一大摊，搞个空的，反而弄得能挣到钱的生意没作成。叫你别进民工鞋，怎么样？店租金还没搞一半。会做生意的，不做穷人的生意。黄球鞋八元进的，他们只出八元，最多十元，除运费，还是杨白劳。”妻子捡起门外的一双鞋：“如果偷一双去，就亏了。”

妻子掏出手机：“快五点了，你趁空回房弄饭。”我匆匆骑上车，寻变动的人缝钻挤。

店北的廊房二条，躜动的人头之上，挂满红红绿绿变幻的电子招牌：“老北京小吃”、“东北家常菜”、“江南大包子”⋯⋯丈把宽的巷子，还塞着自行车、垃圾桶。我接连按喇叭。

前面一个男人嘴角叼着粗长的棕色烟，晃荡金镯子的手牵着卷毛狗，披长发的头左摇右摆，与他身旁的板寸发式的女人和十多岁的少年嘻嘻哈哈。他们四个并排着走，老不让，我便慢骑车，从少年与狗之间挤过，少年向旁边歪了一下。那男人竟追上来卡我的颈，咬牙切齿：“老子要你死！”

我扭过头，向他吼：“并没撞孩子！”他挥着鸡爪手，破着鸭公嗓子：“死远些！”我瞪他一眼，立即转身，骑车按着喇叭走开。

看自己脚上的大头拖：一个顾客说他的大头拖不合脚，在我店买了一双，把他的丢下。我妻子看到是新的，拿回房洗一下，我洗澡时穿，感到合脚，就老穿着，底磨薄了还不丢。妻子摆头：“别人以为你是捡破烂的。”我摇头苦笑。

这时，《首都文学》编辑老师打来电话，说我的《人间记忆》写的是真情实感，叫我明天去修改。我的眼前马上闪耀，编辑部大楼顶上，蓝天白云中的“首都文学”四个红色大字，俨然天空出了四个太阳。

我望着胡同西口粉红的太阳，想起在故乡姐姐家住的老母，掏出北京一卡通，就路旁的电话亭，给老母打电话。

我笑着说：“我又有文章会发表。”老母拖长语气：“写文章，要能挣百把万，能买房，有好工作就好！”从没说过半句假话的我，突然嘴角一翘：“等我写好了，国家奖大幢的楼房，不带钱就能走遍天下。全世界每年给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奖一千多万块钱。全世界人买他的书，钱多得数不清。我今后如得了，就买架直升飞机，接你到北京来享福！”老母立即大笑：“那好，我把电话给你姐，你叫她跟我去北京享福！”我一下僵住了！张着嘴哈气，一晌才动嘴一溜：“今后再说。”

我低头拖着步子，推车走到樱桃斜街，见几个男人蹲在树下的石板上走棋，大圈老的小的伸颈围看。几个高鼻子老外，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拍四合院发亮的铜狮子门环和快模糊的花鸟图案石门墩。戴着“治安”红袖章的胖老太太，从花坛边的躺椅上起身，走到老外跟前，用英语说，名妓赛金花原住这里。

我住房院门旁的小屋门口，堆满了白塑钢。门口干净时，那矮小的江西女人坐在低凳上，撑着下巴，长时间盯着面前的地不动。门口堆满白塑钢时，她男人拿着飞转的电锯，一天到晚“刺──刺──”，刺得耳朵发痛。院内北京大爷一见那男人拎起电锯，就进房，关严门，对大妈说：“又闹腾起来了！”

我进小厨房，捏铁锅铲刮电饭煲里的饭。大妈在她家说：“什么声儿？”我立即换塑料饭瓢，轻轻地慢慢地刮。

我给小儿炒了碗蛋饭，再把冰箱里几个小半碗剩饭菜，倒在一个大碗里，放进微波炉热了，带到店里，与妻子共吃。

店里一时挤满了人，有的试鞋，脚臭得人作呕。顾客们都走了，店里气味还难闻。妻子拿着账本，嘟着嘴：“快十点了，店租金还差二十元。从清早忙到现在，劳十四五个小时，自己的碗里还没一粒米，住房钱还没捞一分。”

我感到憋闷，站到门外。门外还是黑了头的人，我只得向天上望，长长地吁气，突然脑中跃出：

青色锯条样的天上

破洞似的月亮

像我流过汗正被荒草掩没的田地

月中的嫦娥

如我滴过泪已与人生子的姑娘

月亮上闪现

萍浮的亲戚朋友

沙散的兄弟姐妹

歪裂的教室里含泪北望的儿女

塌陷的坟内一把灰的爹

依在别人门旁缺牙的娘

⋯⋯

我随即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和笔记下来。

“发什么呆？呆得出钱么？”我扭头一望，店里没顾客，妻子在看《索尔仁尼琴选集》。我拿着小本子，笑咧着嘴，走到她身旁坐下。她盯着《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说：“舒霍夫没关禁闭，还多弄了碗粥喝，没生病，挺过来了，觉得幸福。他确实比我们幸福，起码，他不用时刻愁急交不起租金。”我把翻开的小本子放到《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上。她扫一眼：“题目就起《我在北方窄长的瓦巷》。”

我大呼：“好！感谢上帝赐我贤妻良师！”她手一挥：“洗拖把去。”

我拖完地十一点：“关门。”妻子说：“别人关门，是赚了钱。你赚了钱么？”这时，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人，拉着苗条少女进店，肥大的屁股往凳子上一歪，嘶哑着嗓门：“来一双真皮的！”他那几绺湿湿的头发，从四周往上梳着，也没盖住光光的头顶。我妻子指点着柜台上的鞋：“这鞋一百元，那鞋一百二。”他瞟一眼，架起二郎腿，翘着的脚一摇一晃：“我这鞋，你猜多少？”他眼向上望：“猜不着吧？一万六千八，一路发！在美国华盛顿买的！”

我连忙推开妻子：“啊，原来是闯荡世界的大老总！俺这里没这么好的鞋。”我从盒里翻出进价六十元的闪亮的尖头白皮鞋：“这双适当好点儿，只一千二百块钱，大老总凑合着穿。”他穿上白皮鞋：“拿镜子照照。”我妻子指着少女：“她就是你的镜子。”他眯眼望少女：“怎么样？”少女眨着小排刷样睫毛的眼：“还行。”他胖而短的手一劈：“干脆：八百八，连连发！”我一拍手：“还是见过大世面的大老总爽快！”他又眯眼望少女：“我还得请示领导，领导不批，买不成。”少女启开红得发亮的薄唇笑：“你看中了就买呗！”“好，成交！”他短胖的手揽着少女细长的腰，出店。妻子笑着记账：“破天荒地搞了个圆满的结局。”

我们往住房走，妻子的脸上汗津津的。大栅栏街边成排的黑色铁柱上，挂着圆白灯，散着轻柔的光。行人稀稀落落，街道显得宽阔。同仁堂医馆门前，有人拿纸板垫在地上，坐着排队挂专家号。一家酒吧的走廊上，两个黄发男女，互牵双手，扭着腰，伴着“嘣嘣嚓”，拉来扯去。

我们刚到大栅栏西街，就听到男的女的齐声叫嚷：“快！快！快！” “让一下！让一下！”只见一阵人前倾身子，挤撞着推车往各胡同里乱钻。有的三轮车上的铁锅中，“噼叭”着烤香肠、炸臭豆腐，飞溅冒烟的油星，有的平板车上堆着的硕大桃子，颠下一些，在地上乱滚，被随后驰来的城管车碾得稀烂。

进樱桃斜街，见低矮的青砖灰瓦屋脊上，立着兽头，悬着明净的月亮。狭窄曲折的胡同内，树叶花朵在“沙沙”摆动，散发阵阵清凉的幽香。我长长地吸一口气，似乎回到了梦中的故乡，仿佛前世和小伙伴在这里捉迷藏。

回到房里，我打开电脑，见邮件：“只有到今天，看了你的《望星空》，我才知道一个心高气傲的男人的内心。自从认识你的那天起，我就认定你是我心中永远的风景⋯⋯”

前天，我正写：“今生／我俩不能相见／只求我速死／你到坟前看我⋯⋯”妻子见了，脸色发白，一把抓起稿子，“啪！”地摔到地上，尖着腔：“死去吧！我弄些药放在菜里，我和儿女们都吃，只留你活在世上！”我浑身一抖，打了个寒颤。

想到我改写的一首诗：“过了爱的季节／不谈爱／不谈思念／只道永别”，我立即删去与鲁晨星互发的邮件等，消除一切联系方式。

这时，院内东边小房的人在说话。这小房只放一张床就占了大半，来了客人，主人便靠在门框边，客人站在门口。已深夜十二点多了，东北乡下腔特别响，把我女儿吵醒了。我不得不出去，走到他们跟前：“你们说话小点声，吵醒孩子了。”靠在门框旁粗壮的东北大汉，布满红网的眼斜我一下。大汉背后的床边，坐着一个女人，双手捂着脸，咬着牙，低头抖肩抽泣。

两个男人叽咕了一会儿，又敞开喉咙。北京大爷喊：“你们注意点，院里住了学生，明天得上学。你们要不进房，关上门，要不到院外去说。”站在门口的人干硬地笑着腔：“大爷，我老乡喝酒了。”一会儿，他们就关严门出去。

我提着垃圾桶，到院外西南角的大垃圾箱倒。旁边北京最短的小扁担胡同内，每夜十二点左右，总有几个中学生样的年轻女性，靠墙站着，低头弄手机。有时夹杂一两个小伙子。个个显得标致。我瞥了一眼，就回房。

我轻轻铺好地铺，躺了一会儿，听到孩子们呼吸均匀，我身上有些发热，爬起来，向妻子伸手。她小声说：“别把孩子弄醒了。”我便转身。

厨房水池下的洞口，泛出臭烘烘的气味，似乎地狱的气息。我打开房门，站在门口，咳了一下。随即听到大妈低声说：“这是在房门口咳嗽。”我连忙回房，插上门。

我长吁一口气，轻轻走到地铺，仰面躺下，平伸双手，张开两腿，又在地上制造“大”字。胡同路灯昏黄的光，斜射进来，顶棚似乎又凸突了些。我看着顶棚上的“X”，想到妻侄说我这房比老家的厕所都破旧。妻子梦见我们全家住在地下大粪窖里，四面墙壁的粪，纷纷往下掉，房地的粪掩没脚背。下很多级残缺松动的台阶，才到粪窖。

前些时下大雨，这房顶所有地方都漏，简直是四十八个天井。我把澡盆、脸盆、水桶都拿来，摆在柜头、床上、地上，高高低低都“叮咚叮咚”，确像阎王举行庆功会。盆桶不够，一会儿房地上的水就齐小腿深，床底的鞋，船一样浮起，自在航行。这北京的窄小四合院内，围成死圈，水冲来撞去，越来越高⋯⋯

渐渐的，我觉得倒在地上的“大”字直立起来，一点一点向上升，升到“X”，一抖，穿过房顶，看见千百年后，浩瀚的宇宙中，一颗璀璨的星星“嘁”地一炸，白莲盛开一样，迸出一群星星。这些白亮的星星，一眨一耀的，耀成娟秀的字，在蓝晶晶的天幕上闪射：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故

破天穿地不消恨

只图与君伴

我正想一颗星一颗星地品味，突然感到什么东西撞在脸上，飞溅开来，冰冷透湿──上帝流泪了？我抹在手掌上：黑呼呼的。这时，又一大滴在我脸上撞碎。我使劲一盯：孕了百多年的肚子上的“X”，正往外冒污水！我这才听到“啪叭”的雨声，看到直射的雨丝在旁边小屋顶上击出雨雾，我“嘣！”地弹跳起来！

2012年夏  写于北京前门

                                                      本文原载《北京文学》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