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即墨与“黄培诗案”

引起我好奇的是，这两篇文章中均提到了顾炎武与即墨的关系。石文说顾炎武是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到的即墨；韩文说顾炎武是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到的即墨。虽然只差一年，但感觉很别扭，到底是哪年？很难确定吗？为什么会有偏差呢？

时髦地问一下DeepSeek，顾炎武哪年到的即墨？第一次回答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隔了半天又问，DeepSeek不自信了，说是没有确切文献记载，可能是到过即墨。看来这新科技也不算多有脑子。那就到知网看看学者们有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吧。可惜，文献资料不仅很少，并且也都语焉不详、模糊不定。有学者根据文献资料断定顾炎武1658年春在即墨崂山，但什么时候到的即墨不能确定。

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我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探究真相。但是，难道说即墨崂山之行对顾炎武无关紧要，所以才省略掉吗？不不不！自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开始的“黄培诗案”在案件后期直接把顾炎武牵扯了进去，并且让他在济南入狱七个月之久，这样的影响绝不可能忘记或忽略。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忽略是故意的。

先看看“黄培诗案”的大致经过吧。

明朝万历年间，即墨城有“周、黄、蓝、杨”四大家族。黄培的爷爷黄嘉善曾做过明万历朝兵部尚书。黄家在即墨为世宦大族。黄嘉善年轻时收留过一个来自莱阳的姜姓仆人，取名姜宽。后又为其娶妻成家。姜宽为感谢主人恩德，请求改姓黄，即名为黄宽。“黄培诗案”的原告姜元衡为黄宽的孙子，黄培与姜元衡名义上是主仆关系。

清兵入关后，一路向南，黄培的叔父组织民众奋勇抵抗，黄家共牺牲了十几位亲人。明亡后，黄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禁止本族子弟参加科考。姜元衡（此时还是黄元衡）不听劝诫，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参加科考并中举，三年后又中进士，遂请求改回姜姓，获准。

姜元衡仕途顺利，不免开始趾高气扬，但黄家对他却是不屑一顾。怨恨由此产生，并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姜元衡孤注一掷，罗列黄培罪证，欲置黄家于死地。黄家也积极应对，对姜元衡进行反击。为使打击更加彻底，并开脱自己的罪过，姜元衡除之前罗列的黄培十大罪状外，又加上黄培“南北通逆”，勾结顾炎武反清。

事情已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案件惊动了康熙。为避免伤及无辜，顾炎武于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二月抵达德州，开始清理一些档案文字，并于三月初赴济南投案。即墨崂山相关资料的缺失应与此时有关。其实，顾炎武不仅到过即墨，且就住在黄家建于崂山的别墅。“黄培诗案”前后历时四年，至康熙八年三月结案，共涉及217人入案，是清初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家为此案共筹措了28万两白银用于打点关系，这也说明，清初的官场本质上与明末没太大区别。最终黄培被处死，时年66岁。其子将其灵柩运回即墨，葬于水清沟。

在黄家看来，姜元衡属于背主忘恩；在姜元衡看来，他属于咸鱼翻身。每当朝代更替时，总会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会让另一部分人飞黄腾达，浮沉过程中总会有混浊产生。“黄培诗案”最初的导火索不在诗，而在私人恩怨，由私人恩怨一步步扩大、上升为政治事件。当然，这里面所反映的又不仅仅是私人恩怨，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也在其中。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