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
内刊会员
夏一鸣
元清是我的老朋友，最近他有本《故事集》要出版，嘱我说几句话，于情于理，是我不能推辞的。
和元清相识，是很早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进《故事会》杂志社工作，首要任务是看稿子。那时候，作者投稿都是通过邮局投寄的。《故事会》来稿，又是特别的多。每天由编务拆分后，集中一段时间，再一捆一捆分给编辑去看。元清的《吹牛得大奖》，就是那时看到的。
一段时间以来，《故事会》编辑部实行的是责任编辑制，一期的内容，从编到发，基本上都是这位编辑负责完成的。其时，元清的创作呈“井喷”状态，已经给杂志社投了不少稿子。轮到我责编时，元清已在其他编辑那里开始发稿了。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对此却是浑然不觉。只是因为要开笔会，要求作者带稿子参加，我的作者也不多，自然非元清莫属。在那次笔会上，何承伟主编以《吹牛得大奖》为例，说了不少好话，给了元清很大的鼓舞。
笔会后，元清也就正式站队，成为我的“骨干作者”，稿子也专投给我了。写得快，发得也快。可以说，《故事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我都经手过。现在读来，更有一种分外的亲切感，好似时光倒流，又让我回到过去的时光。也许，这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
直观元清的作品，有很强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大抵这几个方面：其一，喜剧性。一般来说，故事作品的感染力，或体现在情节上，或体现在情感上，或体现在情趣上。而元清的作品，既有情趣又有情节，在情节中焕发情趣。其二，短小精悍。这就是情趣作品的体裁特点。情趣作品让人发笑，是爆发式的，但难以持久。因此这既是它的长处，却也是它的短处。其三，“乡愁”。元清是基层干部，基层即社会。这类作品，大多接地气，与我们有天然的联系。如果写得好，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自然就有一种普遍性和共通性。
关于喜剧作品，有人认为不如悲剧作品深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偏见。悲剧的力量在于同情，而喜剧的力量在于理解。不能理解，喜剧永远只是“独乐乐”，而不能“众乐乐”。喜剧也是很难写的。
《故事集》与世面上的一般作品集不同。一般的作品集，有的仅按照创作时间，做个汇总。好一点的话，就对作品分分类，让人大致看出作品涉猎的范围。而《故事集》则不然，它于每篇作品之后，附上有关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背景、动机、成果及心得。最后还有一篇总体概览。这样，就为其他作者，甚至研究者，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写作资鉴，看得出作品的生产机制。
通读《故事集》，我认为它体现了经验世界、可能世界以及文学世界，也就是“三个世界”的统一。
第一，经验世界。是指作者的创作资源。这个经验世界，可以是他的生活经验、工作经验，甚至于包括他的阅读体验。有的人生活经验丰富，把“生活”活成了“段子”。他们出口成章，往往讲出来，就是很好的作品。然而，他们也就仅止于此。还有一些人，把生活经验当成丰富的素材，并对这个素材进行不断“反思”。这样，经验也就得到了升华。
从元清的“创作谈”中，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记述，那就是大多数作品，其来有自。只不过，他没有轻易放过，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故此，我很赞同这样一句话，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其实互文，表达的是一样意思，人之事即文之作。世事、人情是指经验的对象，而洞明、练达是说经验的程度。不过，也有细微差别。前者是指内在的经验，后者是指外在的经验。有的人既“世事洞明”又“人情练达”，相反的，有的人“世事”既不“洞明”，“人情”也不“练达”。有的人则“世事洞明”，但“人情”不“练达”；而有的“人情练达”，但“世事”不“洞明”。故此，经验世界自然表现为丰富多彩。
第二，可能世界。故事作品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不是把原来的生活模型搬过来，就能成其为故事。当然我们不否认，有的生活经历的事件，它本身就具有这个完满性。然而，大多数情况下，经验世界，还需要我们作家进行“创造性转化”。那么，这个手段就是“可能世界”。
可能世界和经验世界，实际上还是不同的。经验世界是现成的，而可能世界，是生成的；经验世界，是一个完成式，体现了一定的必然性；可能世界，却要增加很多偶然性，让它有一个新的生态。我们说，文学作品，它来源于生活，但又不同于生活，所不同的，就体现在它的可能性上面。
我们很多的作者，往往不懂得这一点。经常对编辑说，某某作品所反映的，是生活中实有其事。但实有其事的内容，搬进作品中，却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就在于他忽视了这个可能世界。忽视了要把这个经验的东西，现实的东西，加以可能性转化。可能世界与经验世界是有距离的，要实现从“熟悉”到“陌生”的跃迁。陌生化与变形，则是可能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第三，文学世界。经验世界，是社会不同主体，共同操作的，然后形成一个“共相”事件。到了可能世界，则是作者主体的意向性活动，是个人事件。而到了文学世界，也就是作者实现个人事件的大众化，那就需要通过大众媒介来完成。这时，编辑这个主体开始介入了。编辑则需要通过“文学尺度”来加以衡量。简言之，就是先看作品新不新。有正的方法，即看有没有写出新东西来；也有负的方法，就是检视其他作品没写过。再看人物立不立。故事是“事学”也是“人学”。要见人见事。不管这个人物是“圆”的还是“扁”的，人物立不起来，故事讲得再好，也只是个“段子”，还谈不上“文学”。三看道理顺不顺。这个理，指的是情理、义理、名理和事理等等。所谓名理，是指逻辑。诸子百家的名家，就是搞逻辑的。如涉法律题材的话，还要看法理上是否成立。
所以，故事它不单是一个集体事件或个体事件，还是一个文学事件。故此，我很同意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文本间性，这个文本间性其实是从主体间性过渡到文本间性的。
元清有篇作品《秘书下跪》，是他早年的代表作。讲的是某县梁部长下乡检查工作，碰巧，乡政府几位领导不在家，于是就安排一位秘书作陪，并叮嘱他尽量满足部长要求。检查工作第一站是乡企根雕厂。梁部长看到一只“雄鹰展翅”根雕，相当满意，秘书马上心领神会，吩咐厂长，把那只“鹰”搬上了梁部长小车。第二站，走进一家果林场。尝过芦柑，也感到不错。秘书忙给梁部长又送了两大箱芦柑。晚上，陪梁部长来到歌舞厅，由一位漂亮小姐陪舞。一曲舞罢，梁部长坐定，轻轻叩着桌子，点着头说：“好，不错！”秘书吓得扑咚一声跪倒在地，说：“梁部长，你饶了我吧，那是乡长老婆！”
“乡长老婆”是这个故事的点晴之笔。元清认为，按照前面的逻辑，凡是部长看中的，就要满足他。但因为是乡长老婆，所以，秘书却没办法安排送给部长。但编辑认为，“乡长老婆”的人物设计，却是值得商榷的。理由是，不管是“谁”的老婆，秘书都没办法送给部长。而且乡长夫人陪舞，也不太合理。乡长也没招谁惹谁，作讽刺对象，不妥。如果换成了秘书自己的老婆，秘书这一跪，就跪出了名堂，其讽刺意味，入木三分。所以说，在文学世界里，作者与编辑是“共谋”关系。只不过作者是显性的，而编辑是隐性的。
这些年来，元清一直在故事园地辛勤耕耘，从一名社会基层干部，成为全国著名的故事作家。这些作品如今结集成册，既是他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他审美历程的“有意味的形式”。记得有个伟人说过，世上大多数的书，只配用来垫脚，而只有少数的才是用来做枕头的。我相信，元清的这部精品力作是后者，是可以用来做枕头的。而我希望它更进一步，成为千万个读者的枕边书。
是以为序。
责任编辑：江子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