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棒的故事

双抢季节，老黄牛被合养的德叔牵去犁田，父亲到田里转悠一圈，水田里热浪蒸腾，暑气逼人，人家人仰马翻，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又没事做，想想，缸里的米没剩多少了，猪吃的米糠没剩多少了，回来便带少年去大院子碾米。东干脚人碾米和买油盐，都要去两里地外的大院子。

在父亲心里，少年就是一颗刚出土的苗，需要扶正，需要整理，需要锻炼。他没有字典，但在他心里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娇惯这两个字。他挑一百二十斤，他本人的毛头大约九十斤。少年已经十三岁了，长得比父亲还高，但肩膀还嫩，挑五、六十斤绝无问题。少年正想跟着大人去碾米厂看看热闹，自己挑谷子碾米是迟早的事。有大人带带，接米，往斗子里倒谷子，接糠，分装，就不会手忙脚乱。碾米机是机器，不等人，也不能空转，后面还有人等着碾米，对于少年，如何熟悉碾米过程，是必须面对的。村里比他大两岁三岁的人，已经能单独到大院子碾米了，一次挑个八九十斤稻谷，碾了米回来能吃上十天半个月。跟着父亲去碾米，看着父亲怎么往抖动的碾米机里喂谷子，怎么用箩筐接米，怎么接糠，先什么，后什么，速度怎样掌控，米糠份量搭配，看起来简单，但要人面前做起来不慌不忙，得要跟着大人锻炼好几回。在大人的维护和帮助下，自己做几回，才能独立出来碾米。当然，这也是世面，人生有见不完的世面。

大院子之大，大过宁远所有其它的院子。六七千人口聚在接屋连檐的瓦屋下，手可以穿过巷子和隔壁的人握手言谈。少年不担心石板路弯弯曲曲，而是怕遇到人。为什么怕遇到人？他也说不清，或者百十斤的担子，不仅压在肩上，还压着年轻人单薄的自尊。父亲瘦小，挑着百多斤的担子却很自如，前头高，后头低，一只手搂着前面箩筐绳子，一只手鸭子一样划着，一步一步，一路晃晃悠悠，脸上布满汗水，却不喘，呼吸均匀自然，好像只是担着一根扁担。少年走出门前弯弯曲曲的田埂路，几十斤的谷子像石头一样，在稚嫩的肩膀上越发沉重，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像抓小鸡的老鹰，张开手，一手抓前面箩筐的绳子，一手抓后面箩筐的绳子，埋着头，噔噔噔地往前冲，跑出二十米远，放下担子，一边喘息，一边回头看父亲，心里狂跳，仿佛容纳了黄河长江。父亲走拢了，教他：担子在肩上，不要老是磨来磨去，老是换肩膀，肩膀疼，受不了，就走不了远路。挑担子，摆手的节奏，要对得上扁担的起伏，这样走路，担子就轻很多。少年挑上担子，按照父亲说的，坚持了一会，又一手抓前箩筐的绳子，一手抓后箩筐的绳子，埋着头，伸直脖颈，像一只叨人的大鹅，踉踉跄跄，一副不往前冲，就要收不住扑倒的样子。

碾米厂在院子中心戏台前面空地北边的祠堂里。

父亲说向公厅，清朝手上建的，纪念向荣的。其实不是，是纪念上授。杨（欧阳）上授是大院子的恩人，把欧阳逃难时候改的杨姓改回了欧阳姓。后代子孙感恩他，建了这个祠堂。跟向荣八竿子打不着。

碾米机是非常老式的水冷柴油机，黑乎乎的一坨。天井里砌了大水池，比肩膀还高，水池外墙被柴油机烟囱喷得乌黑，池子上面的青砖长了绿宝石一样的苔藓。池子里的水黑黢黢，反着光，好像落入了一方深邃的蓝天。乌漆嘛黑的老式柴油机散发着浓浓的柴油味，启动之后，烧得发紫的烟囱，喷出一股淡蓝色的烟子。烟囱对着的那一面用篮彩描着的上授先生巨大画像的白色墙壁，已经乌黑一片，挂满灰尘，凹凸处还吊着房梁上掉下来的蛛丝。少年到来的时候，前头已经有十来个人在排队。柴油机嗵嗵嗵响，密不透风，讲话靠吼。父亲把担子放在门口，门是两扇很大的木门，门上的黑漆已经掉落，上方只剩一抹残迹，一尺多高的石门槛，两侧各有一方青石墩，都光溜溜的，装着穿过天井的炙热的阳光。

父亲看了看碾米的队伍，皱了皱眉，要去看另一处碾米的地方营业没有。

少年跟着，走下上公厅门口滚烫的石阶，到了戏台前面的晒谷坪——看戏站人，闲时晒谷子。对面仍然是一个祠堂，灰色的青砖墙像一张新的算术纸。晒谷坪的边缘有一个推着单车驮着白色泡沫箱卖冰棒的人，戴着草帽，白衬衣汗津津，敞开着胸襟，脸像一块青砖望着少年的父亲，脸上面有一些浅浅的斑块，有点龅牙，眼珠子发黄，见了父亲，和父亲打招呼，然后说吃冰棒，去去暑，你要，一毛钱三根。从不买零食的父亲，居然点头应允，从湿透了的短裤腰带上解下薄膜烟袋子，又抖抖瑟瑟地从烟袋里叠着的毛票里剥出一张毛票——真是毛了边的毛票，递给卖冰棒的中年男人，男人接过钱麻利地塞进压在绑箱子皮带下面的薄膜袋里——里面装了一把零乱的毛票，然后打开箱子的小盖子，在棉絮里鼓捣了一会，掏出三根要融化了冰棒，面上的包装纸都瘪瘪塌塌了。父亲没说什么，或者以为一毛钱两根的冰棒一毛钱三根卖给他理应是这个样子。父亲要了一根，这是父亲第一次买冰棒吃冰棒。少年一手捏一支，感受到了冰棒的凉意，胃里窜出了火苗，迫不及待地一口就咬掉了半根。父亲却像捏着一个石块，一边走，一边吸吸溜溜，还咂巴嘴巴。

另一个祠堂里的碾米厂没有开门。父亲有些恍然大悟。穿过猛烈地阳光，青石板灼热滚烫，大院子的鸡躲在屋檐下的阴沟里刨食，或者趴在阴沟潮湿的黑泥上打眼皮。狗跑到门边叫两声，又折进去，站在阴凉的堂屋里一筹莫展。他们走回上公厅，在门口，父亲搂着肚子，说肚子里阴疼阴疼，难受，一屁股坐在石墩上，一脸苦相。少年把箩筐移进去，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父亲看着门口青石板上白花花的阳光，额头上的皱纹都往眉心挤。在碾米机师傅的帮助下，少年把两担谷子脱了壳，把米拖到一边，又做了搭配，碎米、米糠配成一担，这本来是自己挑的，稻米一担，八九十斤，本来是父亲挑的。看到父亲肚子不舒服，那就调换一下，父亲挑一担轻的，自己挑一担重的。父亲先回家休息，自己慢慢回家，一路走一路歇。

父亲病了，急性肠胃炎，脱水，在赤脚医生那里拿了止泻药根本不顶事，得到区医院诊治。母亲陪着去，去了就住下了，说脱水严重。

少年蒙了，不就是一根烂冰棒？

脱水严重，大伯父试过，手掌上的皮都脱壳了一样，像打过气，把皮和肉分开了。

德叔犁了田，轮到少年家，母亲无奈，回娘家请外公过来帮忙犁田。

外公六十多，腰不弯腿不哆嗦，魁梧壮实，身上没有一块多余的肉，像壮劳力一样。嘴上胡子拉碴，白胡子多过黑胡子，硬硬的，像一把洗衣刷。年轻的时候，出过远门，跑过江湖，见过日本鬼子，回来当过生产小队长。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不苟言笑，沉默的表情就像一块蒙尘的泡水砖头，眼神呆滞，或者专注，盯着一个地方看，半天不换地方。不抽烟，好酒，三杯下肚，天下我有，站起来，用拳脚把江湖的那一套把戏演绎一遍，目光如电呈现年轻时候的活力。坐下，重新喝酒，意犹未尽，两斤酒不在话下，红光满脸，倒头就睡，呼呼声，隔三堵墙壁听起来都像打风钻。年纪越大，酒越喝，喝秃顶了，一点都不在乎。

上午，外公就把坡上的七分弯弓田犁了，大家都说犁得好，翻出的泥像一条线一样顺滑，没有一个缺口和门槛。中午，我和妹妹随便煮了一点菜，煎了两个鸭蛋，给外公打了一罐子红薯酒。我们夹了菜走开，一点礼数也不懂。外公一个人坐在桌子边自斟自饮，一点都不见外，喝一口，砸吧一下嘴，还要哈口气，吃菜，喝酒，循环到一罐子酒都下了肚子，脸红起来，眼睛有光了，也不吃饭，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想打盹，又像在低着头观察大门外面的阳光估摸时辰。我们都不打扰他，外公不是一个容易亲近和平易近人的老人，而像一块屹立的石头，冰冷坚硬，时时都在彰显自己冷淡的个性。到了大家要出门插秧了，外公起身，去树下牵牛。牛在阴凉的树下啃青稻草，满口白沫，两眼都是无辜的泪光和疑问。外公解下牛索子，挽了铁犁，就往田野里走去。他的裤脚一直就没放下，干干涩涩的小腿，像一段木头。他吆喝着牛，就像批斗犯人一样严肃，并且充满力量。

犁完坡下的葫芦田，敷了田埂，外公累得腰都弯了，就像弯的田埂一样。

他回来，在村口，把牛交给德叔，径直走到大门口的石墩边坐下，裤管还扎着，泥星点点，脸色一筹莫展，或者是用力过猛，老骨头要散架了。

少年正和大妹二妹弟弟几个吵闹，捉迷藏，演战争片。他们追少年，少年躲门角落里，他们找到门角落，少年就抓着门框往上爬，门框上有三尺空当，留给空气和光线。少年手抓着门框，门框上一块二指大的碎瓦渣被我撞了下去，刚好落在外公光滑得像半个篮球的秃顶上。碎瓦渣的尖角在外公光滑的头皮上刺出了一个口子。外公吃痛，抬头，两眼怒火。少年溜下来，闯祸了，不知道如何是好。血从外公的秃顶上流出一道血线，在额前滴下来。外公不做任何处理，只是低了头，任殷红的血从头上流下，滴到石板上，不一会，石板上便像开出了一朵蔷薇。妹妹见了，按照惯例，去火炉里抓了一把灰，要把血迹掩上，外公冷漠地说：掩什么掩，等你妈妈回来看看。

外公没有骂少年一句，双手抱头呆坐，等头上不流血了，站起来，紧了紧腰间扎着的白色汗帕，没再进去，径直走过石板路，迈下台阶，走过晒谷坪，一个人沿着河道，在夜色里，孤零零地回家了。

傍晚，少年母亲回来，德叔、妹妹把黄昏时候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甚至说少年是故意打的，说少年不喜欢外公老是喝自家的酒。

少年没吱声，外公受伤了，这是事实。这时候所有的解释，都是狡辩。但外公没有骂一句自己，也没有打自己。这让母亲不可思议。外公见过大悲大苦的风浪，一直特立独行，按照外公的脾气，谁欺负到他头上，就是亲生儿子，他都要赏两巴掌。何况是上蹿下跳的外孙，更要给两爪子暴击。但这次外公破例没有，一句骂人的话都没有。他忍住了。少年知道自己冒犯了外公的怒火和威严，不可饶恕。以后怎么有脸见外公？如果父亲不吃那根冰棒？少年怨自己，自己把三根冰棒都吃了该多好！父亲不会生病，外公不会流血，自己不会遇到这从来没有过的错误和尴尬。少年一脸愁容，母亲没有再责备少年。

外公没有说话，少年觉得外公并没有原谅自己。

外公流下的那滩血，在少年的心里，像留下了一片汪洋大海。

202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