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丕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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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韩晓鹏——介休市龙凤镇河东村村民。他正在筹办家庭红色纪念馆。他家红色资源丰富：建国前一家七人参加革命，两位革命烈士。爷爷韩忠汤牺牲在日寇的屠刀下；大伯韩曙光是新中国建立后湖南茶陵县首任县委书记；二伯韩启明是新中国建立后四川蒲江县首任县委书记，抗美援朝时牺牲在朝鲜战场……这种家族荣光确实不多见。
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告知老韩要上他家去看看。在村口会面后，经过一个古门洞，拐入一条三四十米长的巷子里到了他家旧院子。院里还在动工修缮，展室已修葺一新，墙上已挂上了20多块版面，我用手机一一拍照。边聊，我俩边顺着台阶上了窑背，这里可俯瞰全村。这是个不大的村庄：村子很规整，布局好；村子东靠山，西临河，南面不远处即著名的绵山；出村向东有条路也是沟，是通向邻村鏊子岭和大山深处的。这一带是介休东南部的丘陵山区与平川的交汇口，抗战时期是太岳革命根据地通往晋中平川的重要通道，也是介休抗日武装的重要活动区域，发生过很多次战斗。老韩说：“这窑背是当年我奶奶她们经常放哨的地方，在他家介休县抗日政府的领导、游击队经常开会。他家还有一个隐秘的地窖，很安全。”
我很好奇。老韩领我下到地窖，这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密室，长方形布局，砖砌发券，大概长有4米多长，2米多宽，近2米高，可容纳十几个人。旧时的桌椅还在，墙上挂着马灯。老韩说：“不少重要会议就在这儿开，开会时，他奶奶在窑背上放哨，爷爷在巷子口望风；一旦有情况，及时通知下面人员可以从后院打谷场快速撤到村外山上，从未发生过意外。
老韩领我到村里不远处的另一处院子，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的窑洞。一位精神矍铄而又慈祥的老者迎出来，他是老韩父亲韩永礼老人，已85岁高龄。老人显然知道我的来意，进屋简单介绍后我们便直奔主题，老人边介绍他们家庭情况边拿出他整理好的资料：《革命之家》《革命烈士韩忠汤英雄事迹》《革命烈士韩启民英雄事迹》。老人拿出厚厚的一本《介休市志》，麻利地翻到“壮志篇”勾画过的一段，该段列出了十位英烈的名字及评语，其中他父亲的是“文武兼济的抗日游击队基干连指导员韩忠汤”。老人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平静地向我娓娓道来峥嵘岁月中的家族荣光与苦难。
他老家原是本市宋古乡西段屯村，明末清初迁到河东村。伯父韩铭玑幼年上过几年私塾，是个开明绅士；在湖北沙市做过买卖，赚了些银两，家境还算殷实，后回村当过村长，做过公益善事。抗战前，全家11口人，由伯父持家，供应三个儿子即韩永孝、韩永仁、韩永义和弟韩铭新上学，并给弟弟成了家。大哥韩永孝（参加革命后改名韩曙光）、三哥韩永义（参加革命后改名郝裕民）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建国后他们在不同岗位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哥韩永仁参加革命后改名韩启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0军180师539团政委，1951年3月22日，韩启明所在部队志愿军60军180师539团奉命入朝参战，在掩护部队突围中牺牲在韩国鹰峰山上。
1938年2月15日，日军侵占介休县城，不久介休全县沦陷，介休抗日民主政府撤到绵山一带。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开明的伯父毅然决然支持鼓励弟弟韩忠汤和三个儿子参加抗日队伍。不久，伯父把家里建为地下红色交通站，用地下窑洞做为干部、游击队开会和转运伤员的秘密地点。在残酷的环境中，为保安全，经常是母亲做饭，伯母在房顶上放哨，伯父在门口望风。一家人多年过着充满危险、高度紧张的艰苦生活。有一次，介休抗日政府县长赵定远和抗日武装政委戴彦正在地下窑洞开会，伯母在房顶放哨，发现敌人从龙头村袭击村子，赶快报告，掩护领导们从院子后门安全撤退。
父亲韩铭新参加革命后改名韩忠汤，1920年生，1938年参加介休县委、抗日政府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后任二区区公所助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介休抗日武装保安营四连指导员。他与连长孙守银合作，带领队员深入敌占区打击日寇，打了不少胜战。韩铭新是孙连长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好搭档。
北辛武突围反击战干净利落。1939年2月的一天，正在铁北（南同蒲铁路北）敌占区活动的我游击队被日本鬼子包围在北辛武村，敌人还占据了护村堰有利地形，形势很被动。韩忠汤与孙连长指挥大家沉着迎战，与敌人周旋比耐心，待敌人跳下护村堰进了村、冲进院子时，他们才很很地予以还击。同时指挥队员迅速冲出去抢占了护村堰高地，反手痛击日军，日军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一片，队伍整体突围，打了个大胜战，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奇袭石河碉堡神出鬼没。1939年冬，介休保安营四连驻扎在邻村鏊子岭。该村伪村长报告了据村不到10里地石河村碉堡的详细情况：碉堡在一所院子里，四面有围墙，院子里有日本兵的住房，有做饭的伙房，伙夫郭三交是自己人，可靠。听了这些情况，孙连长与韩忠汤商量后决定来个突袭。为确保成功，先由孙连长前去侦察，他穿着长袍马褂，提了一篮鸡蛋，扮成给日军送鸡蛋的伪村长。来到碉堡不远的地方，碰见一个卖纸烟的小孩，仔细一看才认出是曾在县大队当过勤务兵的小董。孙连长问：能不能领我进碉堡？小董不吭声，使了个眼色，转身就走。孙连长跟在后面进去。很快看清楚，里面有8个鬼子，6条步枪，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12月28日，游击队乘敌人午饭后休息时，隐蔽接近了石河碉堡。分成打援、掩护两部分分别进入各自阵地。孙连长带突击队迅速冲入碉堡院，一进门碰上郭三交，三交说：“3个进了城，4个在睡觉，只有1人在放哨。”孙连长立即命排长董其昌带人干掉放哨的鬼子，他飞快冲入鬼子睡觉的房里，一手按住敌人的机枪，一手举枪大喝一声：“不许动！”鬼子从梦中惊醒，一个还想抓枪抵抗，被他一枪打死，其余人夺门而出翻墙逃了。这时，鬼子哨兵也被干掉。战斗中战士降炳昌不幸中弹牺牲。短短10几分钟干净利落地结束战斗，消灭鬼子2人，缴获轻机枪一挺、“三八”步枪6支、掷弹筒一个。其中掷弹筒逐级上交后送到八路军总部，成了后来左权副总参谋长主持研制“五〇”小钢炮的重要参照实物。
1940年8月，韩忠汤和孙连长带领四连参加“百团大战”，配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参加大小战斗数十几次，在一次破铁路，抢夺军火战斗中身负重伤，住进医院。1941年伤愈后，因右臂被子弹打穿致残，再不能扛枪作战，上级把他隐蔽在敌占区，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担任三区区委书记，从事侦察、传递情报等工作。1940年11月，连长孙守银牺牲后，副连长张富生怕死投敌，不久三区干部徐芳也叛变，他俩多次带领日伪军抓捕抗日干部，韩忠汤被迫从三佳学校转到曹麻学校，后又转到龙凤学校，在困难环境中一直坚持为党工作。
敌后工作更危险。1942年春天，韩忠汤化装成商人，带妻子和儿子作为掩护到城里侦察敌情，进城后把他们母子俩安顿在地下交通站南街民新照相馆。下午完成任务出南城门时，看到叛徒张富生和鬼子把守城门，只好折回照相馆，等太阳下山快关城门时，只好硬闯。张富生一惊猛地站起来，韩忠汤假装打招呼，突然用手枪顶住他脊背说：“你要立功，就把我交到宪兵队吧！”吓得张富生强装笑脸，假惺惺地说：“我等你，是要送你出城”。岀城后，韩忠汤觉得张富生肯定会有奸计，便绕石河村回村。果然，回村后有乡亲说：“敌人在龙头村早有埋伏，幸好你们没有中计！”
虽然躲过一劫，但这俩叛徒为在主子面前立功表现，想方设法带敌人抓捕韩忠汤化和抗日人员。1945年4月的一天，叛徒徐芳带领日伪军到龙凤村抓捕抗日人员，韩忠汤正在学校给学生们上课，有学生发现学校被敌人包围，学生们冒着危险把他隐藏起来。鬼子找不到人，把学生们抓到院里，威胁说不交岀韩忠汤，就把他们烧死，学生们默不作声，鬼子抱来柴火要点时，韩忠汤勇敢地站出来说：“不许残害学生，我跟你们走！”
那天正好是大哥韩曙光与县委领导和部分党员约定在他家地窖秘密开会的时间。他们开会，母亲在自家窑背上放哨，伯母在大门外放哨，叛徒张富生带敌人包围他们村来抓人，母亲、伯母发现敌人后赶快通知地窖中人员及时转移。俩个叛徒兵分两路、同时行动，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叛徒徐芳押着父亲韩忠汤从龙凤村来到我们家与叛徒张富生一伙会合，到处搜查，因一无所获，要放火烧我们家房子。伯父韩铭玑出面恳求，拿出不少钱打点后这家伙才作罢。
韩忠汤当日被押到平遥日寇宪兵队监狱。一个多月后平遥内线传回消息说，韩忠汤被鬼子杀害于平遥城南门外枯井中。为运回韩忠汤遗体，在平遥地下党帮助下，韩铭玑带人乘夜偷尸。入井不敢用灯，只好点香去找，井中还有几位革命烈士的遗体，最后通过他右臂受伤后留下的5个子弹眼疤痕才辨认岀，连夜拉运回村里。在清理遗体时，发现韩忠汤遍体鳞伤，脖颈上有砍刀伤、胸部几处刺刀伤。生前韩忠汤受到鬼子残酷的折磨，但宁死不屈，用实际行动严守了党的秘密，保护了其他同志，牺牲时才25岁，儿子韩永礼9岁，女儿才几个月。为怕敌人发现，当晚三区政府简单开了个追悼会，便埋葬入坟。不久，韩永礼母亲将韩忠汤所藏的机密文件和三区地下党员名单，完好地交给党组织。
老人平静地向我诉说着那段历史，我却无法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