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杰出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出现这种光辉的文化现象,大多数是文学家和诗人们的本身经历所造就的千古芳名,也是岁月的磨砺和锤炼,才引起他们对各方面的深度研究与思考。这也很奇怪,在这众多的古代文化名人里,他们总是或多或少的经历了人生不如意的坎坷,如:陶渊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有些愤慨怀才不遇,有些抱怨壮志难酬,有些忧伤孤苦伶仃等等。
就文学家柳宗元而论,他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映入在我们的脑海中。也正是这种典型的人生经历,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政治主张、人生哲理、古文运动、以及儒释道的见解,都为后来人开辟了一道奇丽的文化景象,并被众多的研究人员和读者视为经典。因此,有这样的历史文化瑰宝,有这样的厚重文化积淀,有这样的拜读和审视其中奥秘的机会,不妨静下心来感受一下这千年孤独的柳宗元。
柳宗元的一生可分为两半部分来写,一半是三十岁以前,一半是三十岁以后。三十岁以前,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三十岁以后,可谓是步履蹒跚孤独多,这些我们可以从柳宗元的一生经历和作品中观察得到。
柳宗元的祖上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无论是父亲还是祖父,还是上几代的先祖,皆是朝廷官员,最大的官爵上升至宰相,可见一斑。所以,柳宗元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与修养。在他成长的岁月里,柳宗元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的藩镇势力叛乱给老百姓带来的疾苦。因此,到了青年时代,柳宗元就怀有远大的抱负与对社会不良的风气憎恶。这段时光,他通过科举考试平步青云,如鱼得水,先后担任了各个要职,并结交了当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以及刘禹锡。他们文学卓著、政见相投,特别是与诗人刘禹锡的结交,堪称文坛史上的至交佳话。
不过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面,一朝天子一朝臣。唐顺宗的信臣王叔文为了笼络人心与幕僚,决定革除朝纲不良之风,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重振“开元盛世”的繁华景象,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起发起了“永贞革新”。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朝政改革,由于触犯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与藩镇割据的势力,注定孑然失败。尔后的处罚与被贬,让柳宗元在意气风发的年华里,开始了后半生的孤独与漂泊的生活。
柳宗元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开始了第一次被贬的遭遇。当时被贬的地方是潇湘河畔上的永州,且任司马一职,司马在唐朝的时候是没有实权的,可见“永贞革新”触动的贵族利益之大。当柳宗元千里迢迢来到永州的时候,给他第一眼印象的便是,人烟稀少,千里萧条。这里既没有京城繁华的都市景象,也缺少了政见相投的知己交流。那种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孤独之感,顿觉人生反差太大。但从中国文化长河里而论:文人的不幸却是文化界的大幸,更是永州之大幸。今天的永州,文化之所以能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柳宗元文化的影响,并且柳宗元文化还是永州的地标文化,难能可贵,甚是至宝。而对于柳宗元来说,被贬永州才是他后半生刚刚开始。
初到永州,自然是孤苦伶仃,而且与她一起而来的母亲和女儿相继因病去世,更是举目无亲。于是,柳宗元便开始仰望星空,俯察自然万物,思索自己人生错在哪里?或许他学会了驱散寂寞的方法,让自己超然地脱俗;或许他找到了自我安慰的妙药,使自己能暂时忘记了意气风发的往事;又或许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只一味地、默默地遥望潇湘滚滚之水,希望千里迢迢的长安能有好消息的到来。然而,一日复一日,等待终究白了他中年头发。在这样的一种满怀期望又无结果的情况下,柳宗元开始静下心来感悟自然万物的生存奥秘,开始领悟人生存在的价值,开始禅悟自然与人生之间如何和谐共处。
譬如:他开始写《捕蛇者说》,就说明了大自然中存在着各种现象,人类要想与之共存,就要了解这些自然万物的生活习性与生存法则。也间接阐述了,作为统治者需要了解老百姓的心声,需要了解被贬官员的孤独与诉求,国家才能长久兴盛。再如,柳宗元写的《溪居》一诗中说:自己被贬在永州,初到南蛮偏僻之野,连蜗居的寒舍都没有,幸好在龙兴寺借居数月后,他才决定在小溪边搭建草棚。这也反映了当时唐宪宗听信奸臣官僚和藩镇的偏面之词,确实较为严重的现象。以致柳宗元在永州任司马一闲职的无奈与自我消遣,暗含了内心深处的无比幽愤。柳宗元所写的《渔翁》《小石潭记》也反映了他超凡的心境下满含忧伤凄苦之情。基于这种种的一切反映,都归于统治者们的无知、无能与无情的镇压,才导致了唐朝从“开元盛世”的繁华后再也没有重振唐朝辉煌的局面了。
然而,柳宗元在永州谪居的十年里,所创作的作品与表达的思想情怀是最多的,并在整个中华文化里闪砾出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光芒。他懂得倾听百姓心声,懂得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懂得将自己寂寞、孤独的处境用文字语言表达出不满,这是他处世的真知灼见。还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精华为己所用,为己所悟,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文道合一,不平则鸣”。这种朴素的,最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把无神论的思想主张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鲁迅曾评价柳宗元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有良知的,敢作敢为的脊梁性文学家。他不仅在政治上有自己独特的良心政见,而且在中国古今文坛上作用也不少。他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摒弃了魏晋六朝时写文章华而不实的作风,主张写文章要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这是文学家的使命。因此,推动了唐朝以后写诗文的发展要求与方向,贡献之大,不言而喻,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其中的典范。
这样的一位文坛泰斗的人物,这样的一位有理想抱负的治世之人,在他人生璀璨的年代,却如此的遭到反对势力的无情打击,堪称文人历史的一大悲哀。但他寻寻觅觅,来来回回,苦苦挣扎地将自己的一生才华贡献给了后来人。这种情怀是难得的,这种思想是至诚的,这种在孤独中所迸发出的宝贵精神财富,理应要被世人虔诚地学习、研究、致用。但后世者又有几人能体会到柳宗元当时的处境呢?
最后,我只能引述柳宗元的《江雪》来表达他孤独时的感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