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表于《兴平文艺》2023年第3期
文/秦亚娣
(一)
夕阳西下,余晖映衬着这座清秀的小山村。村头土壕边,一位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的老人驻目远眺。
残阳沿着那布满皱纹的面庞,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这是一位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她全神贯注、目光呆滞,等待母亲从那条路上走来……
1942年的冬天,大雪覆盖了这片北方大地。远处小路上,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在积雪中艰难地行走,寒风凛冽,她打了一个趔趄,摔倒在路边铺满白雪的麦地里,一只手从破烂不堪、只剩下半截的衣袖里哆哆嗦嗦地伸了出来,一把抓起身边的积雪,胡乱地塞进嘴里。
漫天的积雪并不能使她消除饥饿,冻得发抖的嘴唇更加青紫。
这一幕,被刚从县城回来的四泰叔看得真真切切,他急步上前,本能地扶起她。这是一个只有七八岁模样、面目清秀的小姑娘,凌乱的发丝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雪花,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渴求地盯着四泰叔。
“大叔,行行好,给口吃的吧!”小女孩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乞求道。四泰叔取下肩上的褡裢,快速地拿出一块黑乎乎、硬梆梆的玉米窝头递给她;女孩抓起窝头,用力地咬下去,窝头上留下了斑斑点点、鲜红的牙齿血印,她费劲地咀嚼着,随手又抓起一把积雪塞进嘴里……
四泰叔静静地看着她吃完了整个窝头,有些心酸,又有些无奈。
县城离家有四十里地,这是他带到路上吃的干粮。女孩似乎回过了神,舔了舔手,有些害羞地望着四泰叔说:“大叔,我是逃难出来的,没有家了,您行行好,能收留我吗?”
“娃呀,我家还有四个娃呢,沒办法养活你呀!如今这饥荒年,难啊,你快走吧!”四泰叔摆摆手,无可奈何地解释着。
“大叔,我啥活都会干,只要您给口吃的就行,您就可怜可怜我吧!”女孩“扑腾”一下跪在地上,再次央求道。
这可难为了四泰叔,家里的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就够他发愁的了,再添一张嘴,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瞅瞅跪在眼前这个可怜巴巴的小女孩,突然灵机一动,如今村里都流行养童养媳,要是能给儿子“占”个媳妇,也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法子。
“女子,如果你能给我儿子当媳妇,我还能考虑留你,要是不行,你就赶紧走吧,叔也无能为力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四泰叔试探性地询问。
“愿意,愿意,只要有口饭吃,我愿意。”小女孩使劲点头,急促地回答,生怕别人抢了先似的。
四泰叔没想到女孩能这么痛快地答应,一下子给楞住了。
“大叔,您是个大好人,我遇上善人了。”女孩说话间,四泰叔才渐渐缓过神来,急忙扶起跪在身旁的小姑娘,领着她一前一后地在积雪中艰难地朝村子走去。
她,就是阿兰—那个等待母亲的女人。
(二)
阿兰出生在河南省偃师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父亲精神帅气,母亲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美女”,郎才女貌,感情甚好,阿兰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一家三口幸福极了。
六岁那年,母亲身体不适,经常咳血。
“不行咱到镇上医疗站去看看吧。”父亲极力劝说。
“不碍事,咱这么年轻能有啥大毛病。”为了能节省点钱,母亲装作不在乎的样子。
人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母亲还是病倒了。为了治病,父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变卖了仅剩的房子,一家三口住进了村里的饲养室。
可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母亲年轻的生命。
那个腊月初十的冬季,年仅二十六岁、花一样年纪的母亲,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唯一的女儿阿兰。
母亲的离开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从此一蹶不振,东家借西家欠,还整日借酒浇愁,对阿兰更是不闻不问。可怜的阿兰饥一顿饱一顿,几个月功夫就饿得骨瘦如柴。姨妈来看望她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孩子会饿死的!”
姨妈毅然决定:带走阿兰!
阿兰拽着姨妈的衣角,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可离开时,也没见到父亲的身影,估计又去几里外的商店赊酒去了。
姨妈家和阿兰家相隔三十里地,三个表姐妹对她的到来感到气愤,私下里经常时不时地给她点苦头吃,这种夹板式的生活,阿兰经历了一年多。
1941年,河南发生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到处战火纷飞,整个社会动荡不堪,而河南更是不幸,旱灾和蝗灾齐齐席卷将近一百多个县,整个河南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双重打击之下,河南人民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只能选择逃荒。
虽然从地图上看,河南与山东、安徽、湖北、山西、陕西这五个省都是相邻的,但事实上,很多的河南灾民却没有选择其他的省,大多数都逃去了陕西。因为陕西当时是我党重要的根据地,再加上陕西民风彪悍,所以当时那里就成了日军的硬骨头,因此,相对于其他几个省而言,陕西算是最安全的。
从饥荒开始,河南的难民一批又一批地逃向陕西,其中包括七八岁孤苦伶仃的孩子。
阿兰是在村里小伙伴的怂恿下离开姨妈家的。出去就能吃饱穿暖,说不定还能给姨妈和表姐们带回可以充饥的食物……想到这里,她头也不回,和小伙伴一起撒丫子跑向村外,跟随逃荒大军奔赴陕西。
然而,她的愿望破灭了!
沿途中,一声声失去亲人的哭喊声撕心裂肺,一具具发臭的尸体横七竖八。吃玉米芯、挖野草、啃树皮……只要能填进肚子的,所过之处都不曾放过。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人间疾苦。但阿兰也更加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她告诉自己:活着,只有活着,一切才有希望!
和大多数河南老乡一样,1942年,阿兰一路西逃来到了陕西,来到了这个她从此未曾离开过的家。
(三)
阿兰跟着四泰叔回到村子,看到了一间只有四五平米的茅草屋。这就是四泰叔的家,一个虽小却能遮风挡雨的、很干净的家。
四泰婶见老头子领进来一个陌生人,立刻冲出来堵住那个狭窄、挂着草帘的屋门,指着四泰叔的鼻子吼道:“你没事干了,咱家人都快饿死了还往家领人,你是菩萨转世呀?”
四泰叔见状,急步上前一把拽住老婆,凑近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
四泰婶的脸立刻多云转晴,笑成了一朵花,她径直走向躲在四泰叔身后的阿兰,一把拉过阿兰的手,笑盈盈地说:“哎,可怜的娃,手这么冰的,快快快,赶紧进屋。”说完,大步流星般地拽着阿兰进了屋。不大的屋子里,四个小脑袋正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阿兰心头一紧,好似又回到了姨妈家。
“一个老牛没脖项,七个八个都驮上。”人们常用这句话来形容陕西的土炕。四泰叔家的土炕占据了大半个房间,只留下脱鞋、上炕、转身的空隙,阿兰被安顿在了土炕的最里头。
北方的寒夜,风呼呼地刮着,草帘子在风中摇摆发出“沙沙”地声响,透过茅草屋的缝隙,积雪折射出的白光,在黑暗中愈加清晰透亮。是月亮升起来了吗?阿兰有些好奇,却又不便起身,怕影响别人。躺在温暖的被窝,身旁的鼾声此起彼伏,伴着月光,阿兰香甜地进入了梦乡。
很久了,都没有这样盖着被子,舒展地睡过一次安稳觉了。
清晨,鸡叫过头遍,四泰婶已经拉起了风箱,“吧嗒,吧嗒”的声响打破了阿兰的美梦,她揉着惺忪的眼睛,头发凌乱地坐起来。
“你叫啥名字?”炕的那头传来大利的问声,“你打哪来的,咋没见你家大人呢?”大利不经意间的几个问题,勾起了阿兰的伤心往事。姨妈家的那种日子她不愿再想起,面前这个大哥哥,会像表姐们那样欺负她吗?想到这里,阿兰再也忍不住,眼泪簌簌地滴在了撂有补丁的枕头上。
大利吓得慌了神,不知自己哪句话说错了,急忙从被窝里钻出来,脸憋得通红,连连摆手:“你……你别哭呀,我爸听见以为我……欺负你了,要……打我呢。”说罢,才意识到自己还光溜着上身,立刻害羞地双手抱在胸前,这个举动惹得阿兰破涕为笑。
大利摸摸头,“哧溜”一下又缩回了被窝,半天再没敢动弹,他现在还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将是和他共度一生的妻子。
(四)
大利是四泰叔唯一的儿子,今年十二岁,是个虎头虎脑的毛头小子,黝黑的脸庞上,一对小酒窝甚是好看。作为这个家的长子,大利对妹妹们呵护有加,他也是这个家的小顶梁柱,对家里的一日三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天天不亮,他就跟随父亲起身,去五里外的田家庄,在地主田七家当长工磨面,别看他个头不大,可干起活来可绝不含糊。
淘麦、晾麦、筛麦,这几道工序做完后,磨面就正式开始了:将粮食倒在石磨的磨眼上,“呼呼隆隆”地推起来,昏暗的灯光下,大利转了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直到把粮食磨碎。磨碎后的粮食经过筛选,出来的颗粒再倒上石磨继续推,如此反复多遍,最后剩下的就是麸子。
地主家向来吃的都是白馍,麸皮就留的多一些,大利娴熟的把面粉和麸子分别装进两个大小不一的布袋里,等待地主来过称检查。
一般,多少斤麦子、磨多少面、留多少麸子是有下数的,田七不会留给他们父子钻空“偷粮”的机会。一番检查过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这是他们父子一天中最开心、最期盼的时刻,只见四泰叔拿起条帚,把石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角角落落,一处不落地清扫了一遍,终于,扫出了一掬面粉和麸皮的残渣,大利瞅瞅门外,快速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发黄的白手帕,四泰叔小心翼翼地捧起那一掬粮食包在手帕里。
一天的劳作结束了,明天的早饭有着落了。
这些,阿兰都看在眼里,她的到来,无疑给这个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四泰叔和大利会更加辛苦,她不能吃闲饭呀,在大利妹妹们的带领下,她们一起在村外山坡上捡柴禾、挖野菜。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草堆里捡上一两只野鸡蛋,或者地主家遗落在地里的烂红薯。
这时候,四泰婶麻利地添水烧火,水开后下入剁碎的野菜,再倒进麦麸调好的面糊,大火熬上几分钟,中间揭开锅盖搅动几次。热气涌上房顶,在整个茅草屋间飘散,一股淡淡的麦子与野菜的清香扑鼻而入,四泰婶娴熟地捏起一撮盐巴撒进锅中,香气四溢的野菜粥就正式出锅了。
每到晚上,辛劳了一天的家人们可以围坐一起,端起粗布碗,满足地吸溜这来之不易的“美味佳肴”。阿兰感觉幸福极了,这是她离开家后吃得最香的饭了。在那个艰苦的岁月,一捧“残渣”养活了他们。
时光如梭,几年过去了,在四泰叔一家的精心照料下,“小阿兰”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晃十五了。
(五)
1949年的春天,阿兰迎来了她人生中的转折点——她和大利结婚了。那间崭新的芧草屋是她俩的婚房,这是四泰叔一家花了三个月时间自己盖起来的。
没有红色的嫁衣,没有喧嚣的迎亲队伍,也没有离开爹娘时的哭泣……阿兰穿着平日里最喜欢的那件花布大襟,虽然花色有些泛白但却洗得很干净。
她默默地走进这间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大利憨笑地挠挠脑袋,低头瞟了阿兰一眼,不自然地挨着阿兰坐在了一起。
这是那个年代特殊的一种结婚方式,既没有旧社会有钱人家对童养媳的欺凌辱骂,也没有新社会平常人家迎娶新娘的墨守成规。他们彼此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只是很平淡地结合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解放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河南省也逐渐恢复了生产,逃荒在外的人们陆续回到了家乡。
也是从那时开始,阿兰被四泰叔一家“监管”了起来,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丈夫。他们担心好不容易娶到手的儿媳妇逃之夭夭,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她被要求绝不能出大门半步,几个妹妹轮流跟随,四泰婶也变得变本加厉、尖酸刻薄起来。
早春的清晨,空气中夹杂着丝丝凉意,一家人还沉浸在梦乡之时,阿兰已经下厨做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她从后院抱来一堆柴禾,摄起一小撮,擦上一根洋火,凑近锅底,试图点燃引火,浸了潮气的湿柴禾哪儿那么容易点着,呕出的黑烟呛得她眼泪直流,止不住地咳嗽,足足用了六七根火柴,才好不容易引燃了小小火苗。
水开后,洒入玉米面,阿兰虽然个头不高,可办法却不少,她搬来一个小板凳踩在上面,左手一把玉米面,右手一根擀面杖,边散边搅,板凳在她娇弱的身体摇晃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一顿饭做完,胳膊酸了,脸也花了。
她在努力做一个儿媳妇应尽的本分,繁杂的家务活压得她喘不过气儿,洗衣、做饭、给牛轧草……她俨然从孩子变成了“家庭主妇”,完全被禁锢在了这个家里。
(六)
深秋的一天傍晚,她像往常一样抬起铡刀铡草,突然肚子一阵坠疼,小妹“呀”了一声,用手指着阿兰的肚子,大声叫道:“嫂子,你……”只见,一股殷红的鲜血顺着阿兰的裤腿流了下来。她流产了,十五岁的孩子,在这个愚昧无知的家庭里,身心遭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结婚前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她失去了四泰叔家的第一个孙子,婆婆辱骂,丈夫嫌弃。阿兰不由得就想起小时候,坐在爹腿上听娘给她唱歌,过岁(生日)时,娘为她变的“魔术”鸡蛋。
阿兰想家了,她要回家!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阿兰趁着四泰叔他们熟睡,撬开紧锁的大门偷偷溜了出去。一年多没出来,可来时的那条路依旧记得清清楚楚,她一路狂奔……
但身后不远处却传来了四泰叔的声音:“跑不远,从前面小道抄过去!”身体虚弱的她,跌跌撞撞一口气跑到了通往县城的主路口,可等来的却是族人们怒吼的声音和棍棒的伺候。
几个小伙子手持木棍轮番打在阿兰瘦弱的身上,一道道血印模糊了打满补丁的衣裳,她昏死了过去。当再次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中午,她心如死水,暗下决心,发誓:“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第二年冬天,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四泰叔两口子高兴地合不拢嘴,他们终于后继有人了。
在他们的认知里,娶媳妇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绵延子嗣,他们希望阿兰再多生几个男孩。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一直萦绕在脑海中,老两口子商量,打算去陕北贩卖一趟红枣,多赚些钱给孙子用。
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四泰叔两口子艰难地行走在白雪皑皑的黄土高原,他们来到了陕北。
经熟人介绍,购买了几十斤物美价廉的大红枣,“这要拿回去一准能卖个好价钱。”四泰叔喜滋滋地对老婆说:“卖得好咱再来一次。”他在心里盘算着。
陕北的山,一座连着一座,连绵起伏,沟壑林立,在大雪覆盖下汇成白茫茫一片,每走一步,都得用棍子试探前面路况,稍不留神就一个趔趄。这一路,他们不知都摔了多少次。
刚走了几米远,老婆又摔倒了,四泰叔踉跄着跑过去想扶她起来,结果脚下一打溜,向着陡峭的山谷滑去,四泰婶见状,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脚,可为时已晚,坍塌的积雪连带着四泰婶一起,随着四泰叔向着谷底滑去。
无情的大山吞噬了他们,夫妻俩一起消失在了茫茫大山之中,只留下一颗颗镶嵌在积雪上,零零散散的,血一样的红枣……
(七)
四泰叔两口子走了,留给阿兰和大利的,是三个妹妹和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他们必须顽强地撑起这个家。当初迫切要离开的这个家,如今已被嗷嗷待哺的儿子所牵绊,这是她的孩子呀,怎能忍心抛下?
失去爹妈的大利一时没了主心骨,阿兰和孩子就是他的精神支柱,因此对阿兰的态度也渐渐好了很多,对她不再禁锢,也不再监管。他知道,阿兰离不开孩子,更离不开这个家。
阿兰心地善良,婚后家人虽百般刁难,但仍不计前嫌,接替过四泰婶的角色,正式以女主人的身份,任劳任怨地为这个家操劳。
五十年代的农村,虽然已经解放,但粮食依旧很紧缺。农民们都是靠天吃饭,这一年如果气候不好,遇上连阴雨或者大旱,都会导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一九五二年六月,又是北方麦收的季节。太阳炙烤着大地,干瘪的麦穗随时都要曝裂,为了抢收粮食,赶在晌午之前必须把两亩麦子全部割完,大利一家人天麻麻亮就来到了地头。
一岁半的儿子则用绳子拴住腰,绑在地头的树干上。大利在前面割,阿兰和妹妹们用架子车往回拉,来回两里地,跑了十几趟,才把所有的麦垛拉回麦场。她们用瘦弱的肩膀撑起这个家,尽管浑身起满麦尖扎的大片红疹,和磨得一道道血红的绳印……
麦收后的一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收工回家了,阿兰背着儿子想捡拾地里遗落的麦穗。颗粒饱满的半截麦穗可真多,凌乱地藏在麦荏下面,阿兰认真地检查每一行,生怕错过每一粒粮食。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她感觉身后不远处似乎有一道寒光咄咄逼人,下意识地低头往后瞟了一眼,天呐,一匹狼!
阿兰小时候曾经听村里的老人讲过,遇到狼时要镇定,千万不敢跑,你跑它跑得更快。于是,她背起儿子沿着小路快步行走,这时狼的脚步也快了起来。眼看到村口了,她加紧起步伐。终于,离家门口约莫有十来米了,她用尽全身力气,疯了似地狂跑,只听见紧随其后“嗷呜”的咆哮声。
她没命地跑向家,掀开大门,快速地插上门闩,拼命把儿子扔向旁边的猪圈。门外,狼趴在门上,用爪子抓住门栓,不停地敲打。大利闻声从房间跑了出来,操起铁锨就往外冲,这时候,村里人也听到了狼叫,都拎着棍棒纷纷跑了出来。
狼赶走了,阿兰望着猪圈里啼哭的儿子,一下瘫软在地……
(八)
贫穷的生活,艰难的日子,使二十六岁的阿兰看起来像个小老太婆。一顶灰色围巾,一件深蓝色的大襟上衣,一条黑色的大裆棉裤,就是这个女人的冬天标配。
妹妹们陆续出嫁,阿兰家又添了两个女儿,空闲时,她更加想念家乡,想念远方的爹和娘。三个孩子尚小,大的也不过八九岁,阿兰不想让自己的故事在孩子们身上重演,所以她竭尽所能地拉扯他们长大。
幸福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阿兰就是如此,她把这份思念埋藏于内心深处。
夜深人静时,她常常靠着炕头,偷偷地抹眼泪,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这一切大利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决定帮阿兰找到自己的父亲,但仅凭一丝模糊的记忆,在河南打听几次始终沓无音讯。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大利托人打听到,邻村有位河南老乡,比阿兰年长几岁,说小时候好像在河南老家见过阿兰,更为难得的是,她和河南老家目前还有些联系。得知这一消息,阿兰兴奋地一宿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赶去老乡家,想尽快知道家里面的情况。
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相同的命运,相似的经历,使她们在这里相遇。她们抱头痛哭、互诉衷肠,就像失散了多年的亲姐妹。
当阿兰问及自己的家在河南省哪个地方时,老乡虽面有难色,但还是郑重其事地告诉了她:“听我母亲说过,你走后你爹也离家出走了,曾经有人在讨饭的路上见过,但后来走到哪里就不知道了。”
“那我姨妈家在哪你知道吗?”阿兰急切地拽着老乡的胳膊使劲摇。
“不知道,你爹是个独苗,他走后家就散了,别说你家,整个村子都散了……”说到这儿,老乡有些哽咽。
找了这么多年,竟是这样的结果,阿兰再也控制不住,几近崩溃地失声痛哭。
(九)
半个世纪过去了,阿兰再也没有娘家的半点消息,她一心扑在儿女们身上,盼着他们长大,一个个成家立业。
孩子们也很争气,把自己的小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秋佳节,团圆的日子,一辈子没有享受到过生日的阿兰,在这一天,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阿兰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孩子们就把这一天定为母亲的生日)。
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阿兰也随着历史的车轮一天天老去—牙齿脱落,吃什么都不香,含进嘴里的东西,在裸露的牙床之间上下蠕动,半天也不见咽下去。
阿兰老了,老的那么纯粹、那么简单,她常常会对孩子们说:“我死后,坟头上如果能添上一把故乡的土,娘也就暝目了。”
六月,正午的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街道上空无一人,大家都猫在家里纳凉。
门外的石墩晒得滚烫滚烫,阿兰搬起小木凳,径直走到阳光下,她去晒太阳了。一股热浪袭来,闷得人窒息,她不慌不忙,坐着凳子,靠在石墩上,眯起眼睛,慵懒地打起盹来。
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家人地劝说和拖拽也无济于事。傍晚,一群小孩从身旁跑过,阿兰仰起头,对着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背影们打招呼:“你吃了吗?要吃饱呢,可怜的。”
邻居明亮骑着电动车从面前驶过,她还会说:“要吃饱呢,可怜的。”村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瓜(傻)老婆,根本没人去理会,任由她自说自话。
阿兰彻底傻了,她可以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裤子随地大小便,也可以肆无忌惮地钻进麦草垛,甚至,从六七米高的土坡下往下爬,摔得鼻青脸肿。
夕阳西下,一个佝偻的身影出现在村口土壕上,凝视着远方,浑沌的目光中闪现出一丝光亮。阿兰好似醒了,她始终坚信,总有一天,爹和娘会出现在通往县城的那条小路,接她回家。
爹和娘真的来了,小路的尽头,两个模糊的身影在迷雾中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晣,娘还是那么年轻,爹依旧那么精神。
隔过土壕,娘轻轻地张开双臂,慈爱地唤她入怀。
阿兰扔掉拐杖,踉跄地奔向对面,幸福地投入娘的怀抱。
“爹,娘,我回来了。”
阿兰一声大喊,便消失在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