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初春,我家从客居地迁回盛产红苕的家乡。一九七六年底父亲单位内招我当了工人。我虽只在家乡生活了七年,可我对那段岁月有关红苕的记忆一直没有忘却。
我的家乡地处幕阜山脉,山峦连绵,群山环抱,村落屋宇挂在山腰上,梯田梯地嵌在山坡中。那时,村里人均不到五分水田,百分之八十的耕种土地是山地。水田不少是冷浸田,产量低。村里只有唯独的一口水面约五亩的水塘。塘以上的梯田无法灌溉,只能种一季“靠天收”的早稻。社员一年人均只分得两百来斤谷子。红苕是我们的主要口粮。我们山下湖区的人们戏谑我们村“一日三餐苕,一餐苕三碗。”这是我们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即是劳力多家景好的家庭早餐一般也是吃苕的,只不过中餐和晚餐在苕中加些米煮苕饭或苕粥罢了。这句顺口溜反映我们村的日子清苦。邻近十里八乡的姑娘因而不愿嫁到我们村,村里男青年找对象困难。
红苕是扦插作物,须待下雨地湿透后才能插。小麦收割后,及时将地犁、耙、打垱,下雨时抢插。好雨知时节。雨应时而下时,男男女女戴斗笠,披蓑衣,脸朝黄土背朝天抢插苕藤,演绎着“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队里挖苕时,队长将地块分划给社员挖,按斤记工分。下午四五点钟,会计和记工员扛着大秤到挖苕的地方把社员挖的苕过秤归拢,收完后,过秤分给各家各户。社员分得红苕后,妇女就地将成色差的或挖破了的苕刨成片晒在山坡上;男子汉将成色好的挑回家放进苕窑里。天空袅袅飘起晚饭炊烟时,人们才收工接龙似的回家,呈现一幅“遍地英雄下夕烟”壮丽画卷。
家乡的红苕有奥子苕、哈巴苕和南瓜苕三个品种。奥子苕皮厚、肉硬、粉多,虽口感差,但打苕粉出粉率高,所以是主打品种。哈巴苕和南瓜苕肉质脆嫩、甜蜜、软糯,人们喜欢吃,但粉少,不宜打苕粉,所以种的少。南瓜苕是因为它肉的颜色和南瓜瓤一样黄,而得其名。
我们村一年要吃七八个月的苕,从当年十月挖苕开始,一直吃到次年五六月份。有的家庭甚至要吃到陈苕接新苕,在挖新苕的时候,还在吃上年的干苕片。
生产队的粮食,百分之四十作基本口粮分,百分之六十作工分粮分。而红苕在基本口粮中占百分之八十,稻谷的百分之八十作为工分粮。凭心而论,这种政策是合理的,不然谁愿在生产队出力劳动呢?可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分得的粮食基本是红苕了,一年大多数日子就得一日三餐吃红苕。
父亲在外做工,我兄弟姊妹四个都在上学,家里唯独母亲在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且因是女劳力一个劳动日只记六分,因此我家分得的谷子极少,红苕在口粮中的比例比其他纯农民家庭大得多。我上高一时和哥哥同在公社高中住读,每周六天一日三餐都是带粮到学校食堂蒸饭吃。母亲考虑我们正长身体,不好让我们全带红苕到学校蒸着吃,每周日下午给我和哥哥每人秤七斤米装在军用黄挂包里到学校,另外再带些红苕(出苕季节是新鲜苕,其它季节是干苕片)作为补充。这样家里所剩大米就不多了,母亲和弟弟妹妹在家里主要靠红苕度日。弟弟妹妹那时还小,只能噘噘小嘴,是不敢反抗的。
一九七五年哥哥高中毕业回乡在生产队劳动了三个月(当年底当了工人)。那时正值“三秋”时节,下地挖苕,上山斫柴,从几里远的山岭把柴和苕挑回家,都是繁重体力活。这需要强体能支撑,多营养食物补充能量。可我家有段时间没有大米了,每天只能吃三餐苕。现在红苕被人们奉为佳品,说是养胃,在市场的销售价几乎与普通大米等值。那是因为红苕剐油,现在的人们生活好了,体内脂肪多,适当吃点红苕可减少肠胃的脂肪。可那个年代,人们肠胃里哪有油水哟,一日三餐吃红苕,人觉得飘,软绵绵的,支持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何况哥哥那年才十九岁,还在长身体。这样的生活我哥哥过了个来月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中午,一向乖顺的他端着苕碗就向母亲抱怨:“这样天天一日吃三餐苕,怎么干活呀。”母亲无奈地说:“么办呢,儿子。不是家里有米我不给你吃,家里实在是没米了。”哥哥是长子,素来乖顺,母亲是一向疼爱他的。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无法改变一日三餐红苕的生活,只好转身悄悄抹泪。住在我家的公社驻队干部看到这一幕,关切的对我母亲说:“这大的小伙子在队里出工,每天一日三餐苕,确实吃不消。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母亲说:“确实没米了。队里的谷子基本上是按工分分的。你看见了,我家里只我一个人出工,分的谷子少得很。有个把月没米了。”驻队干部同情地说:“这样吧,我给你们队长说说,让队里给你称一百斤谷子。过段时间就要出晚谷了。”当天下午我母亲到队里仓库称回来了一担谷子。第二个月,我父亲关饷回家就向队里支付了谷子款。即使这样,如果不是驻队干部说情,就是给钱队里也是不会在分配限额之外称谷子的。因为这占了劳力的工分粮,且是国家平价粮,劳力多的家庭会对此有意见。
红苕主要是新鲜的焖着或煮着吃。一大早家庭主妇把红苕装在铁线篮里提到塘边放到水里浸泡一两分钟后用力抖几抖摆几摆,苕表皮的泥土就差不多洗掉了,提回家中放在锅里加“盖冒水”用柴火焖。闻到苕的香甜味就差不多熟了,歇火让灶膛里的余温再焖一会就可以吃了。贴锅的苕皮焦香,锅底的糖稀甜蜜,小孩抢着吃。如果家庭主妇时间从容,就将苕削皮切块放在锅里或鼎罐里煮着吃。苕煮后,糖汁基本在苕汤里,苕的味道有点寡。其次是将苕晒成干片煮着吃。苕的最好吃法是打成粉。打苕粉要经过打渣、过滤、沉淀、晒干四道工序。大队没安电之前,打苕渣浆是人工用苕粉钵摩。苕粉钵是内壁布满齿的陶瓷釉钵,口径50厘米左右。手握红苕在钵内旋转摩擦成渣浆,既要劲,又危险,稍不小心手指就擦到了钵齿上,皮破血流;效率也低,一个劳力一天大约只能摩四五担苕。一九七四年,大队安电了,买了轧苕机,从此就机械轧苕。挖苕的季节,各村轮流将轧苕机抬到村里,各家各户排队轧苕,一般一家要轧上十担八担。过滤苕浆是一个累活。用三根木头扎成一个支撑,用一根麻纤吊一个“工”字形的木架,把一块见方一米多的粗棉布的四角固定在“工”字架的四角的孔中,棉布就成了一个大布兜,将苕渣浆倒入,手持“工”字架横向的两端,反复左右前后上下高低摇晃,其间加三五次清水并用手操翻。看到布兜流出清水,过滤就完成了。这个过程我们家乡叫“袋”苕粉。“袋”苕粉时“工”字架摇的吱呀吱呀响,犹如困境生活中农民的唉叹。布兜底下接苕汁浆的是直径约一米五高一来米的大木盆。木盆中的苕汁浆沉淀两天,苕粉就沉淀了;再抽掉木盆中的木塞,放掉清水。晒苕粉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家家户户把竹簟或旧床单铺在山坡上,用刀子把沉淀在木盆中的苕粉划成块拿到山坡上,再切成小块,用手掌搓成片,放到竹簟或床单上晒,整遍山坡白花花的如一片雪地。晒苕粉的女人们花花绿绿的衣着点缀着白色世界,一派绚丽景象。
苕粉也有多种吃法。人们喜欢吃并颇有名气的算是苕粉肉了。把苕粉用凉水调成糊,在锅里用肥肉炼油,再把苕粉糊倒进锅里摊成约厘米厚的饼,待到表皮金黄肉质深灰色时,苕粉饼就熟了,再切成块加佐料,苕粉肉就成了。苕粉肉吃起来香糯爽滑,是家乡的美食,只有四时八节或来客才能吃到。苕粉条也是不错的,但做起来麻烦。先将苕粉用凉水化成稀糊,再舀进一个布满孔的木瓢,人站在高凳上往开水锅里筛。粉糊从孔中成线状流入开水中稍煮一会儿就熟了成了粉条,用长竹筷子挑起来放到木架上晒;晒到七八成干时,将粉条截成段晒干,就制成了粉条。肉炒粉条爽滑香糯可口,红白喜事或过年席上是必有的一道佳肴。粉条炖肉是过年招待拜年客过早的上乘美食。
苕渣难吃。打苕粉剩下的苕渣,没了淀粉没了糖汁,味如嚼蜡,略带苦味,一般家庭将其一部分当口粮,一部分喂猪;和我家一样严重缺粮的家庭当然是全部当粮吃。苕渣是晒干吃。把新鲜苕渣闷霉后揑成球晒干,然后用碓臼舂成粉,做成苕渣粑,煮饭或煮粥时贴在锅沿汽熟,和饭或粥兼着吃。我家有时还得将苕渣粑整顿当饭吃。实在吃腻难咽了,母亲就将熟苕渣粑切成片,在锅里抹点油加少许盐炒着吃,调调口味。
苕粿每家是必做的。它是孩子们的零食。把苕煮熟,或切成薄片,或削皮后捣烂拍成薄饼,晒到将干未干时,再剪成条或小方块晒干,炒年货时用砂炒熟,金灿灿,香喷喷,嘣嘣脆,甜滋滋。过年时,孩子们口袋里装着苕粿,玩鞭炮,踢房子,捉迷藏,边玩边吃。为了节约粮食,冬季雨雪天,妈妈经常是不做晚饭的。天黑后,妈妈从装过酱菜的米来高的罈子里给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每人抓一把苕粿当晚餐。我们坐在火炉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后,嬉闹一阵过后就上床睡着了。妈妈空着肚子在火炉旁纺线。儿少不知母饥饿,以为母亲不饿才不做晚饭的,哪知是因为家里粮食不够吃呀。有的家庭穷的实在买不起拜年糕点,就将苕粿用草纸裹两十片苕粿,再用红纸封好,系上红线,作为拜年的礼物。人到礼到。亲戚对拜年礼物的轻重是不在意的。那年头谁家没有尝过穷的滋味呢?
那时,每家只有少量种菜的自留地。但人们为了少饿肚子,便将部分自留地种了粮食,吃菜就紧张了。在翻苕藤的时节,人们就把落在地上的枯苕藤叶拿回家中用清水泡洗,再用油闷熟当菜,黑黢黢,苦涩涩,不好下咽。
家乡人虽然红苕吃腻了,不太待见它,但为了不饿肚子,还是战天斗地学大寨,想方设法扩大它的产量,在山边地角垦荒栽种。我在高中是农基班,学了一点农业基础知识,毕业回乡那年,年少志高,为了提高红苕产量,就和同伴开垦了一块地搞起高产红苕种植试验。还真的搞出了一点小名堂,种的苕有的有三四斤一个。
红苕那时虽然被家乡人腻厌,受周边人鄙薄,但它也为我们村争过颜面,使我们荣耀过。我们村的粮食不能自足,不但从未向政府交过余粮,而且每年到开春青黄不接的季节,很多家庭濒临断粮,政府还要以“补火粮”“救济粮”的名目给我们供应返销粮。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公社驻队干部也许是为了出政绩或许是给村里挣面子,便与队长商量,叫我们队用干苕片向公社交余粮,体现农业学大寨的成绩。这样我们队敲锣打鼓、队长佩带红花向公社交了一千斤余粮。这是我们队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交余粮。村里人因此扬眉吐气了一回。我记得有两年我们山下湖区遭水灾,马路上都能捉到鱼,可粮食颗粒无收。湖区灾民纷纷挑着活蹦乱跳的鱼带着大队开的证明到我们村换干苕片。一来我们村的粮食并不宽余,二来要杀杀湖区人平常对“山里苕”的偏见,在我们“山里人”面前的傲气,村里人与换鱼的讨价还价,使得两斤鱼换一斤干苕片。那时一斤干苕片也只角把一斤,新鲜鱼得要四五角一斤。没办法,湖区人拗不过我们“山里人”,鱼不能当饭呀,填饱肚子要紧。我们村里人满意的换得鲜鱼,背着湖区人议论:“他们平常瞧不起我们‘山里苕’,关键时候还是我们‘山里苕’救了他们。”
如今的农村政策解放了农民,富裕了农民。村里人都外出经商或打工去了,家家户户在镇里买了商品房,只有两十个老人住在村里,村子成了空壳村;田地全部撂荒了,多年已不见红苕的踪影。
家乡虽然不种红苕了,但每当我回家乡时,眼前仿佛浮现漫山遍野的绿茵茵苕藤。
五十年来,我脑海里一直镌刻着对家乡红苕的记忆,并不是因为红苕多么滋养可口,也不是因我为多么喜欢吃它,而是因为它减轻了我那时的肌饿,滋养了我年少青春,让我懂得了生活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