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脚下的一声“二侯”

几年前初夏的一天，我准备从新疆返回南京。好友小王建议我先去天山天池游览一番，再直接去机场。于是我们驱车到了天池景区，坐上景区的观光车很快就到达核心景点。巍峨险峻的博格达峰被翠绿的群山环抱，蓝天白云倒映在清澈秀美的高山平湖之中。我陶醉其间，尽管初夏的山谷依然春寒料峭，但身着单衣的我好像全然不觉。好在有小王提醒我下午的航班时间，我们拍照留念后便匆匆下山。

下山后，当我急匆匆地走出游客服务中心的卫生间门口时，突然有人呼喊了一声“二侯”。这是我的小名，南通方言中，儿子被称为“侯”‌，我排行第二。我循声看去，只见我家世交、余西镇老家对门的承祖叔叔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愣住了，随即激动万分。叔叔说，刚才我进门的时候他就看见我了，两次喊了我的大名，我都没有反应。他看着我长大，确定自己不会认错人，于是特意站在门口等我出来，又喊了我的小名。

这时我也回过神来，觉得刚才依稀听到有人用余西话喊我的大名。但我早已习惯了普通话念出的大名，更何况在遥远的新疆，在偏僻的天山脚下，怎么可能遇到余西人呢？因此我毫无反应。可是后来那一声余西话喊出的“二侯”，却开启了我脑海深处的语音识别密码，让我条件反射似的有了回应。

叔叔说他和婶婶是从南通坐旅游专列一路游玩到新疆，出门已经十多天了。叔叔把我领到了婶婶跟前，婶婶一见到我，也是既吃惊又欣喜。我觉得此景此情已经超越了“他乡遇故知”的喜悦。

飞机起飞后，白雪皑皑的博格达峰在身下渐渐远去。我仿佛看见了天山的积雪在阳光下慢慢消融，蜿蜒成河，一直流淌到故乡的古运盐河。

30多年前我上初一。春节前夕，天蒙蒙亮，我随妈妈去加工馒头的老杜家玩。一开始妈妈和他家的帮工们呼唤我干一些小活时，都喊我“二侯”。过了一阵子，承祖叔叔扛着一大袋面粉跨过门槛，一见到我就亲切地喊了一声：“祖怡，快帮我把那个空盆拿过来。”我当时先是一怔，霎时意识到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称呼就是我的名字，随即便一蹦一跳地去拿来墙角的空盆，接着帮着叔叔一起倒面粉。

承祖叔叔和我妈妈同龄，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文革”爆发，但他一直坚持学习，自学成才，拿到了大学文凭，是镇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因此大家都很尊敬他。听到承祖叔叔喊我的大名，几个年轻一点的帮工也许觉得有点不习惯，或许听上去有点好玩，他们一边干活，一边笑咯咯地学着连喊几声我的大名，弄得我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起来。此后，屋子里再也没人喊我的小名了。

屋子里的人们分工明确。力气大的四四趴在一口大缸上费力地揉压，摔打着一大缸面团，不时喊着“嗨呀呵”的号子；手脚快的毛桃和五榔头站在案板前麻利地揉面，切面，擀皮；主家老杜在大灶前热火朝天地拉着风箱，添着煤炭；个子高的六毛专门负责上笼，落笼；女人们一边包着各式兜心（南通方言：馅），一边欢快地聊着天；而刚刚成为“大人”的我当然就接过了妈妈手中的筷子、印红和刻着五角星的萝卜印章，沉稳而有条不紊地给不同兜心的馒头做上记号。

我家的馒头先蒸好，我和妈妈一人拎走两大篮子面香四溢的馒头。回头望去，水汽缭绕的屋檐下，透过雾气朦胧，挂满水痕的玻璃窗，我模糊看到承祖叔叔向我挥手告别，顿时觉到今年这次我不是去老杜家玩的，而是代表家里去蒸馒头的。

这是我第一次被长辈喊大名，回家后我依然心绪难平，就告诉了奶奶刚才的事。奶奶对大家说，以后在家里也要少喊我的小名，要习惯喊我的大名。其实小学5年，老师和同学们喊我的全名，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这就是学名。少数关系亲密的玩伴喊我“祖怡”，也是顺理成章的。此后奶奶在家里率先喊起了我的大名，尤其是家中来了同学或者客人的时候。只是偶尔不经意时，她还会喊我“二侯”。

后来，我到了外地上大学，工作，成家，我已经习惯被人喊大名，而那个熟悉而亲切的小名却慢慢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去了。5个多小时的航程，我想起了许多儿时玩伴的小名：小二子、小三、小五、卫星、二狗，也想起了承祖叔叔的小名，以及和他们相处的往事……

望向远方的朵朵白云，有的好似一个个热气腾腾、白白嫩嫩的馒头，有的又似那胖嘟嘟的“方笼糕”和又长又大的“黄猫儿”。我好想再咬上一口这甜津津、香糯糯的兜心馒头。这时，耳边又回响起承祖叔叔已在千里之外的那声“二侯”，提醒着我是一个有小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