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说书人

童年记忆中的乡村，文化活动匮乏苍白。电影极少看到,电视机录音机更没见过。为了打发寂寞且不安分的日子，我和许多农家少年一样,特别喜欢听人说书。也就是说书人演唱的《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杨门女将》等传统书目,后来都在不自觉中成为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那时候，说书的地点大多选在村子中间的槐树下或村子旁边的晒场上，到了冬天则挪到生产队的牛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天刚擦黑，村里的老少爷们就有人搬着椅凳到说书场里占地方，孩子们则一趟趟跑到当晚管饭的农户家门口，去打探说书先生是否已经吃完喝好。大家来回跑动着，尖叫着传递信息。终于，在一群孩子簇拥下，说书先生正式登场了。其中，会有一个孩子昂首挺胸走在前面，嘴里高喊着:“让开，让开，先生来了!”俨然一副“御前侍卫”的派头。这时，早已等待多时的老少爷们，都会投来一双双暖心的“注目礼”。

说书先生坐定后，有人帮着支好牛皮鼓，有人给他敬一支烟,递一杯茶。说书先生稳稳地坐着喝茶抽烟，和身边的大人低声说笑,孩子们则嘁嘁喳喳涌到前边,想摸一摸那红彤彤的牛皮大鼓，又不敢伸手,大家推搡着，嚷嚷着，相互嘻笑着，刚才还平静如水的说书场，再无一刻安静。

过了一会儿，说书先生放下茶碗,掏出衣袋里两块乌黑油亮的简板,左手持板,右手拿鼓槌,互相配合着极有节奏地敲打起来，却不唱。大家知道这是在等生产队里的“头面人物”哩。于是，大家便纷纷扭头四处搜寻，看队长会计来了没有，看管饭者家里人来齐没有。若是这些人都到了，说书先生就会照例胡诌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歪诗，算作当晚正式说书前的开场白，比如: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

东西大路南北走，抬头碰见人咬狗。

拿住狗，打砖头，砖头咬住狗的手。

就这样，在热烈的气氛中,说书先生便拖腔吊板唱起来。一般来说，说书先生是一人一个调儿。高亢的，声若洪钟；细脆的,燕语莺声；声音低沉的，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声音细腻的,说不尽的温柔娇媚。当然，像经常到我们村子里说书的刘瞎子，尽管声音沙哑，依然很受全村人欢迎。曾记得，随着惊堂木的一声脆响，所有听众都停止闲聊，人人托着下巴等待刘瞎子开口。这时的刘瞎子，一手抡着鼓槌，一手打着快板，双眼微微眯着，一串串说辞如春雨般尽情地滋润着听众的心田。在他生动的说唱中，有刀光剑影，侠肝义胆仗剑走天涯；有书生漂泊，踏破铁鞋仍找不到归宿；有黄粱一梦，梦醒了只剩孤身一人；也有诸国纷争，八方围城终不破。那一幕幕生动的情景让人终生难忘。

       刘瞎子说书,声音虽然不美气,但常常让人听得入迷。他不大爱细述打斗时双方各自的法宝招数,特别喜欢描述人在苦难中的悲惨之状。他摹拟悲伤者哭泣时,声音悲悲切切如泣如诉。有时，我会认真地盯着他那核桃壳一样的老脸,以为他会泪如雨下,但月光下，只见那凹陷的眼窝,像干裂了沟的泥坑，半点泪水也没有。听四下里一片唏嘘,扭头发现听书的乡亲们脸上早挂上了泪花，都在悄悄擦拭呢。这位刘瞎子,硬是用不美气的嗓子唱得大人们都为那些古人泪流不止。

后来上面派人来,不让刘瞎子说古书了，说那是“封建余孽”，并没收了刘瞎子和其他说书先生的鼓板,然后，再从中挑一些说书先生组成新时期“文艺宣传队”，通过他们的吹拉弹唱，纵情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我清楚的记得，在生产队光滑如镜的大晒场上，两个大夜壶灌上煤油做成的灯,照得周围一片通明。此时，昔日的几位说书先生,在众人层层围观下，有的操胡琴，有的打小鼓，有的敲铜锣，每人嘴里都呜哩哇啦地唱出一些时髦且新鲜的歌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说书之艺在古老的乡村犹如落日余晖，渐渐失去原有的光华。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我再也听不到小时候的说书声，我们的孩子更是听不到了，电脑、手机已经完全占领了他们的视觉空间。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在喧嚣退尽的夜晚，仍会常常想念诞生在那个特殊时代的说书人。正是这些寒贫的说书先生们，给过去那段灰暗的生活增添了独特的欢乐，在少年们心上种上了英雄的种子，使它在以后的岁月慢慢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