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成灌公路上的第一快车

30年代：成灌公路上的第一快车

张　建

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踏上马路和公路的人力车交通工具便是黄包车的“路车”了。所谓“路车”，即长途黄包车。这之前，黄包车仅在成都城内走动，称之“街车”。

其实在成都有了“街车”时，城外驿路上也偶有黄包车跑长途，因车量少，尚未被称其为“路车”。但随四川实行防区制之时，各军阀纷纷在防区内修筑马路，长途黄包车便踏上马路拉客了，这时便有了“路车”的雏形。而成灌马路上的黄包车呢，便是四川“路车”的先驱。

1935年，川内马路统改公路之称，成灌公路的“路车”却在抗战时作出了贡献，便称之成灌公路上的“第一快车”。

都江电厂的“路车”

1931年前后，成都相继建成周边市县马路，黄包车行驶范围逐渐扩至而去，便从城区黄包车中又分离出一股专跑长途的黄包车，当时称之为“路车”。最快的“路车”，一天从成都可达绵阳。

成都有了“街车”与“路车”之分，两支队伍为客源便有了运营范围的纷争。时至1937年，当时成都警方与四川公路局联手强管，原则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许跨界。就此划定了黄包车两支队伍的各自经营区域，乘客交换处在四个城门车站，各自不得越界行驶。

继后，“路车”便在成都东、南、西、北各口成立了人力车长途车商会，维护长途黄包车夫利益。城区“街车”也成立了公会组织，参加了工会的车夫须每月购买“识别证”，并能获得其保护。其实从事物发展规律看，是行业分工细化的必然。

抗战时，四川马路早已改称公路了，而“路车”更是持续增加，便形成了长途黄包车的成灌线、成康线、成渝线、川陕线、川滇线等线路。

据1937年四川公路局的验车登记，全省已有6303辆“路车”在经营长途客货运输。这其中，成都就拥有2546辆日夜奔跑在成灌线、川康线、川陕线、川滇线、川鄂线以及成渝线等地，当时还被成都市民赐给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飞车队”。

这期间，成都周边的郫县、新都、新津等县常见“飞车队”的身影，他们收费公道合理并赢得了市场。如遇到米市买卖活跃，有的商贩便想到了“飞车队”，甚至出平时的三倍价格，雇其拉大米于城乡之间，并附加了到货时间，如逾期不达，则要扣除加价，这就也显示出川西“飞车队”的超强奔跑能力。当时，在重庆、内江、三台、广汉等十余市县也有“路车”近四千辆。抗战时期的汽车大都受军事管制而承运军需物资，而城市之间的民用客货运输，“路车”却也承运了不少的部分。

所谓都江电厂的“路车”，是因都江电厂筹建时成了成灌线“路车”的大客户。都江电厂于1944年开始筹建，1948年投产火力发电。该厂选址优良，于灌县蒲阳镇东北区，西距灌县9公里，火力发电的燃料供给，就近便有向峨煤矿。

都江电厂筹建初期的投资人是资源委员会。从1932年到1949年，该委员会是在国民政府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既承担了战时大后方重工业体系建设，为抗战正面战场及后方军工生产提供了原材料物资保障，企业自身的规模得到了迅速的扩张。特别经过抗战8年的发展，该会迅速扩张成了中国最大的重工业企业集团，也是国家工业资本最重要的投资部门。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大后方，它拥有职工近10万人，大中型企业128家，成功地实施了战时重工业建设计划。在资源委员会中的骨干企业的经营活动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管理经验和工业基础，并在后来成为新中国工业体系中的骨干企业和国营工业的基础。

“路车”成了都江电厂大客户也事出有因。都江电厂落址灌县蒲阳回龙乡，厂址总部被内部称为“岷厂”，还有蒲村发电所。该厂筹建期间，另有多个机构驻地在外，分布于成都、灌县、彭县、蒲阳等，甚至还有远在重庆的。在成都有斌升街办事处和武侯祠变电站，以及中新街材料第一分库、九眼桥材料第二分库以及购运所。在彭县有材料第三分库，还有驻灌县的筹建工程处等。1948年，都江电厂发电后，“岷厂”总部迁入成都状元街，还成立了成都配电所，即称“蓉所”。

无论都江电厂的筹建期还是发电后的运营期，该厂管理员的交通出行和小宗物质运输大都搭乘“路车”，常往返于成都、灌县、彭县、蒲阳之间。而在成都“蓉所”运营后，“街车”也成了都江电厂的“民国公交车”了。

资源委员会在筹建都江电厂时，省建设厅和灌县地方当局又把灌龙公路纳入了政府管辖范围，指派第四科驻灌县督办灌龙公路修建。次月，灌县政府成立了有45人组成的“灌龙公路建修委员会”，县长亲任主任委员，对灌龙公路全线路面和45座桥涵进行全面整修。整修资金由省建设厅拨给法币1800万元，其余由灌县政府、都江电厂、成都燃料公司共同承担法币2250万元。四川省政府注资都江电厂下大了功夫，成都燃料公司对灌龙公路修建始终是出资方，也成功创办了向峨煤矿，成为都江电厂的煤炭供应商。灌龙公路的修建，在后来也成功促成了资源委员会与四川省政府的合作。

1945年，在成渝两地严重缺电时，资源委员会便与四川省政府协议在灌县合办都江电厂及蒲蓉33千伏高压输电路线等项目。资源委员会出资60%，供购置机器设备，四川省政府也出资40%，由成都金城银行筹措为机器设备运输及工程施工费用。四川省政府出资后，在都江电厂的黄包车单据上，便有了“资源委员会四川省政府都江电厂”抬头。都江电厂投入发电10年，占据了成都地区供电量的45%，曾有“都江一停电，成都黑一半”之说。可见当时四川省政府投资都江电厂及周边公路建设和改造的迫切愿望。

民国36年，都江电厂彭县材料第三分库雇员高大樟于2月3日和2月5日两次搭乘“路车”，由白水往返彭县的里程达到170华里，“路车”费用在其报告单上分别为法币4500元和10500元。其中也可窥见，白水至彭县的往返里程一样，而费用翻倍，那便是法币贬值迅猛。

都江电厂于筹建初期，其公务人员搭乘“路车”往返于灌县与蒲阳更是常态。民国37年8月14日，王学成由灌县工程处前往“岷厂”材料库，其“路车”费用为法币30万元。民国37年8月27日，鲜光明由蒲阳赴灌县工程处，搭乘“路车”费用为法币35万元。出行里程一样，但费用相差5万元，这便是金圆券出台的前夜。

都江电厂向成都供电后，电力收费员更是业务繁忙，几乎是天天搭乘“街车”去收取电力费。但在该厂业务繁忙之时，金圆券的“繁忙”却是在疯狂贬值之中。民国38年6月3日的一份都江电厂领款单显示：成都“蓉所”管理员孙国曾5天内3次搭乘“街车”前往染靛街米厂收取电力费，支付“街车”的费用在领款单的“舟车轿费”栏目，分别为5月30日和31日各用金圆券300万元，6月3日的“街车”力资为金圆券400万元，合计额为金圆券1000万元。都江电厂的“街车”力资不到一年时间，由金圆券几角钱已涨到了几百万元。但“街车”载着都江电厂的公务出行，却始终未变。

1940：“路车”上的“川博馆”

“川博馆”是四川博物馆的简称，于1940年起筹建，1941年正式建成开馆。该馆的成功建成，极大彰显了川人抗战的坚强意志。

四川博物馆落址的犀浦东岳庙，犀浦有较多古建筑，如国宁观、文昌宫、湖广馆、南华宫、梓潼宫等古建筑群，所以川博馆人员称之为“犀馆”。“犀馆”于1945年又迁至成都皇城明远楼，又被馆内人员称之“蓉馆”。

在四川博物馆有了“蓉馆”之时，但未放弃“犀馆”，所以馆员们常坐“路车”，奔忙于两馆之间。无论“犀馆”还是“蓉馆”，首任馆长都是冯汉骥先生。他是四川博物馆创始人，履职首任馆长达37年，也是前蜀王建墓科学发掘与研究第一人。

1940年秋，天成铁路局在成都老西门附近一处被称作“抚琴台”的地方修筑防空洞时，挖到一堵砖墙，工作人员立刻向当时的四川古物保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又立刻联系了四川博物馆，馆长冯汉骥便带人初步考察后认为，应即前蜀皇帝王建永陵，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遂应四川省教育厅郭有守之请留在四川博物馆进行发掘研究。

1940年9月20日，冯汉骥馆长主持试掘工作，确认了是前蜀皇帝王建的墓葬。试掘期正值抗战时期，出土文物均被送至四川博物馆内保管，墓室进行了封闭回填。1942年至1943年，王建墓的正式发掘仍由冯汉骥馆长与吴金鼎先生共同主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墓，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及“开启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寝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先河”。

后来，吴金鼎先生离开成都并于1948年去世，发掘报告的整理和材料的研究由冯汉骥馆长一手完成。在20年精心研究的过程中，先后发表了《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驾头考》《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前蜀王建墓出土的金银平脱漆器及银错胎漆器》等一系列极富创见的论著，从乐舞史、礼制史、风俗史、雕刻艺术史等不同角度，对出土遗物、遗迹分别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复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最后撰成的《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在1964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中国田野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十五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冯汉骥馆长的学术态度和治馆方略被公认，为人正直，豁达大度，宽人严己，虽不善言谈，但对朋友、对后学则肝胆相照，他还常告诫后学，“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所以馆员们在成都有了“蓉馆”之时，更是乘“路车”奔忙于田野考察的路上，称为“黄包车上川博馆”。

尤在四川博物馆拥有了“蓉馆”之后，馆员搭乘“路车”公务出行更是频繁，从皇城西出，穿过茶店子便踏上成灌公路而至“犀馆”。

以民国35年8月2日至28日的四川博物馆“黄包车证明单”显示：“蓉馆”管理员戢立中有7次搭乘黄包车的“路车”和“街车”的公务出行记录，其中搭乘“路车”4次，分别前往省政府、省教育厅古委会洽谈故宫博物院书画展等事宜，期间搭乘“街车”3次，均由“蓉馆”赴“犀馆”检查工作，其间于8月21日还两次搭乘“路车”往返“蓉馆”和“犀馆”，向车夫支付了的力资为法币4150元。

当月，搭乘“路车”由“蓉馆”前往“犀馆”的分别有刘泽、李光明、李丹群、任廷清，而由“犀馆”赴“蓉馆”公务出行的有陈光明和曹增荣等人。

四川博物馆在“犀馆”和“蓉馆”时代，成都“路车”也可谓是两馆的“民国公交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