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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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后，我终于乘上了飞往合肥的航班。飞机落地，我迫不及待地在接机的人群中寻找着——恍惚是寻找三十多年前，在火车站出口举着大牌子等我的人。
那是1993年的夏天，我接到通知，我的诗歌在全国当代诗人征文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颁奖地点在安徽合肥。我兴高采烈地跑到距家八里地外的小镇邮局，给时任安徽《审计导报》主编的向崇安伯伯发去一封电报，告诉他，我要去合肥领奖。
颁奖那天，向伯伯早上五点就起来去火车站接我，宋妈妈做了一桌子菜在家等我。但是，我失约了，父母不许我出门，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车票，那天，向伯伯举着“接唐山水孩儿”的大牌子，一直等我到夜间十一点多。一周后，我收到向伯伯的来信，他在信里急切地询问我：为什么没来？是不是走丢了……
失联三十多年后，我终于来赴约。而此时的向伯伯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
向伯伯和宋妈妈住在合肥工业大学对面的地矿小区，房子是八十年代初建成的，向伯伯将我接到家里，笑着告诉我，自住进这套房子后，他们再没有搬过家，单位也曾给他分过大房子，但被他拒绝了。他指着一间稍小的卧室，对我说：“今晚你就住这里，虽然小，但是很温馨。”宋妈妈招呼我在餐桌前坐下，将饭菜摆满了桌，然后拿出一个厚厚的大红包递给我，说：“孩子，这顿饭我们等了三十年……”
我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飞机起落间，已是三十年。
认识向伯伯是1990年，那年我上初二，因为两个哥哥要结婚盖房，父母实在供不起我，我面临着辍学。有一天中午，学校操场上来了一个骑三轮车摆地摊的叔叔，他将一面大床单铺在操场上，将三轮车里的旧书一本本摆在床单上。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书，小时候，除了爷爷柜子上摆放的四大名著，我再没见过除了课本之外的课外书。那天阳光很烈，我在操场上站了一个中午，我的兜里只有三毛钱，那是妈妈给我的午饭钱。
摆地摊的叔叔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喊出我的名字，告诉我，他和我是一个村子的：“燕子，你喜欢哪本书，可以先拿去看，看完再还给我。”我从地摊上拾起一本席慕容的诗集《七里香》，便急匆匆地离开了。没想到，从此，这本诗集点燃了我的文学梦。
我投出的第一篇文章在广西《芳草地》发表后，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安徽的文友在信中告诉我，安徽有个《审计导报》，主编叫做向崇安。向主编刚刚出版了一本诗集，他教我：“你可以花两块五毛钱买上一本向主编的诗集，然后借此机会给《审计导报》投稿。”
那晚，母亲坐在炕上给哥哥们纳鞋底，父亲则在一旁和母亲商量着去谁家借钱给哥哥们盖房子的事情，面对愁眉苦脸的父母，我最终也没敢开口，只是默默地用母亲剪下来的碎布头缝制了一个丑陋的布娃娃，第二天，连同一篇小小说寄到了安徽《审计导报》报社。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半个月后，我不但收到了向主编寄来的诗集和回信，随信寄来的还有二十五元钱的稿费。在后来的两年间，向伯伯帮我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帮我把文章推荐到《审计导报》《工人文化报》《中学生导报》《中华讯报》……初中辍学后，1992年，18岁的我作为当时最小的诗人受邀去北京参加全国当代诗人创作笔会，作品入选了《中国中青年当代诗人作品大辞典》，并加入了唐山市作家协会。
“后来呢？”向伯伯问我，“那次你发电报说要来合肥领奖，我和你宋妈妈兴奋得一夜未睡。你宋妈妈五点钟就起来给你准备了一桌子的饭菜，我则举着大牌子去车站接你，因为电报里你没有说是几点的车，我不知道是从唐山发车还是从北京发车，那天，我在车站等了你整整一天，一直到半夜十一点，没有车了,我很着急，担心你走丢了……”
后来，1994年，我结婚了。丈夫是我母亲的表弟。我是后来才知道我们是近亲结婚。
那些年，即使我拿稿费为哥哥盖了房子，但在母亲看来，我没有考上大学，依然是个没有出息的孩子。1993年，我和关仁山、杨立元等著名作家去北戴河参加笔会，曾获得去唐山师范学院上学的机会，可是面对母亲的眼泪，我只能选择放弃。
在农村蛰伏的六年，我庆幸没有放下手中的笔。2001年，我创作的剧本《家长里短》被某影视公司买断了拍摄版权，我将20万元稿费留给了丈夫，一个人来到了内蒙古。
我离故乡越来越远，离梦想越来越近。2008年，我的长篇小说《那段梦里花开的日子》出版后，于2015年，2016年，2019年连续再版，著名作家冯骥才得知我的故事后，为我的多部文集题写书名，我也于2019年顺利考入内蒙古大学高级作家班，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脱产学习。2020年，我的非虚构《二月或雨水》入选了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扶持项目，2021年，加入了中国作协，2022年，长篇纪实文学《黄河好人》在入选202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重点文艺工程扶持项目后，并同时入选了2022年度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我终于用一支笔走出了冀东，走向了旷野，那是我16岁时梦想能达到的地方。
一路走来，我举办过上百场公益讲座。每次去新华书店、图书馆、学校或者社区，我都会和读者讲起向伯伯的故事，如果当年没有向伯伯，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是过着怎样的生活？或许我依然是那个笨拙的家庭主妇，在农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无数个黑夜里对着星光偷偷地哭泣。
去年，我到毛泽东文学院进修，和同学们又一次讲起向伯伯的故事，几乎是同时，安徽新华书店的经理和毛院同学开始通过公安局和审计局帮我打听向伯伯的下落。当我得到向伯伯电话的那一刻，恍惚又回到了三十年前。
这是我第一次和向伯伯通话，在电话里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唐山的水孩儿？因为他当年的善举，成就了一个作家——当年我给他寄去的第一篇小说根本没有发表，后来编辑告诉我，是向伯伯用自己的钱付了那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的稿费。
向伯伯在电话那端笑了，说记得。他常从网上看到关于我的消息，当年我寄给他的布娃娃和照片他还珍藏着。他说当年他不愿伤害一个小女孩的自尊心，所以才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正因此，后来才有了我发表的近百篇作品，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我。
我和向伯伯在电话里聊了很多，聊的都是16岁时的事情，我告诉他，我想去看他，他说：“欢迎你来，住在家里就好，房间依然是当年你要来时给你安排的房间，饭菜依然是当年你要来时宋妈妈给你准备的那桌饭菜……只是，我走路慢，不能去机场接你了……”
在向伯伯家暂住的两天里，不断有人打来电话寻找向伯伯，我知道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当年，时任安徽《审计导报》主编的向伯伯，帮助了很多像我一样热爱文学的年轻人。
临行前的那天早晨，向伯伯又给我做了满桌子的饭菜，并给我倒了两杯酒，他说，一杯敬“劝君更进一杯酒”，一杯敬“天下谁人不识君”。
那天，向伯伯家楼下那株早樱正好开了花，花树下的我恍惚还是16岁时的那个小女孩。我在那株花树下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向伯伯，向伯伯也把我16岁时的那张照片发给我。我们没有说彼此珍重之类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还会再见，我们一定会再见。
202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