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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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史，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令我不寒而栗。晏婴，这位被司马迁誉为"齐之栋梁"的伟岸形象在我心目中浑然坍塌，读到的是人性的复杂，看到的是一个权谋者的冷酷与血腥。
晏子是舌为剑戟的时代舞者，出使楚国，楚人故意开小门侮辱其身材矮小，晏子以“使狗国者从狗门入”的类比反击，楚人伎俩未能得逞。楚王又讥讽齐国无人，竟派晏子这样矮小的人出使，晏子以“齐国派遣使臣，贤者出使贤国，不肖者出使不肖国，我最不肖，所以出使楚国”予以回击，楚王自讨没趣，无言以对。面对楚王制造的“齐人善盗”困局，晏子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妙喻，让傲慢偏见的楚王自取其辱。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言："春秋之际，外交辞令乃国之利器，晏子之辩，实乃以文弱胜刚强。"
晏子以爱国忧民、节俭朴素而闻名。他辅佐齐国三代君王，为高官几十年，到晚年仍两袖清风。朝堂上，他展现出卓越的治国才能，力劝齐景公，树立“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推行"节俭养民"政策，减轻赋税徭役，裁撤冗余官吏，使齐国府库充盈。这些举措犹如精心设计的棋局，在动荡的时局中稳定了齐国根基。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这位以智慧和贤达著称的宰相，导演了"二桃杀三士"的悲剧。田开疆曾率师征服徐国，有拓疆开边之功；古冶子有斩鼋救主之功，公孙捷诛虎救主之功。三位勇士挟功恃勇，功高震主。晏子的智慧威望，没有用在调和三位功臣和齐景公暗中滋生的矛盾上，没有警醒三位功臣收敛锋芒，继续为国效力，以消除君王的猜忌，也没有力劝齐景公要爱护人才，珍惜功臣，以宽广胸怀纳天下英才用之，而是按照齐景公的旨意，策划了“二桃杀三士”的谋杀。他先是假意赞誉三人"功盖齐邦"，继而献上两个桃子，利用"无功受禄"的儒家伦理，诱使三位将军自相残杀。
晏子为巩固相位，竟将国之干城化作棋盘上的棋子。他深谙"君臣博弈"之道，设计诱杀功臣，全然不顾君圣臣贤、庙堂清明的的政治追求，将个人权术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将权谋之术演变为同僚之间的血腥杀戮。
评价晏子，需要将其置于春秋时代的特殊语境中审视。那个年代，"礼崩乐坏"与"百家争鸣"交织，生存智慧与道德准则往往处于微妙的对峙状态。晏子能在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说明其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晏子春秋》中"节俭力行重于齐"的政治理念，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但不可否认，封建权谋的冷酷与血腥始终萦绕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精通"因势利导"的治国之道，却屡次滥用"以术驭下"的权术手段。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著有《梁甫吟》，对晏子这个权谋者的残忍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和无情的揭露：“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齐相晏婴子。”
站在新时代的门槛回望，晏子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晏子使楚"的智慧典故，还有一面照见人性复杂性的明镜。当我们赞叹其外交辞令的精妙时，也要鄙视其权谋术数对道德底线的肆意践踏；当我们抨击其诛杀功臣的残暴时，亦需考量封建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这种多维度的思考，或许才是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姿态——既不神化也不矮化，而是在斑驳的历史镜像中，寻找照亮当下的智慧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