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当售货员

在女儿未上小学前，我们日常玩得最多的游戏是卖东西。我和女儿轮流扮演售货员和顾客的角色。不变的游戏，重复的角色，我们都不觉得乏味，一直兴致盎然。我也借机教女儿算术，不厌其烦。

其实，我还真当过售货员，只不过在父亲经营的杂货店里。

父亲只有小学文化，原本在家务农,但他是个不安于现状、有智慧有胆识的人,让家里过上好生活，送子女上学接受教育是他的理想。父亲曾做过木匠，做过砌工，甚至还成为了乡里建筑队的一名工程预算员和技术员。改革开放后，父亲敢为人先，1981年在家乡——荣华乡东江村开起了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杂货店。从此，我们五兄妹和母亲都成为了店里的售货员。

刚开始，杂货店规模很小，父亲把他的卧室隔出一半就成了店铺。自然，父亲是董事长，是总经理，也是首任售货员。当时我已在乡里就读初中，寒暑假期和节假日，我也成为了一名售货员。

后来，父亲在老宅门前起了新平房作为店铺，有库房，有货柜，主要销售日常用品、糖果、小五金、化肥和药品等，价格从几分到几块钱不等。营业范围的扩大，需要更多候补的售货员，于是，父亲在妹妹们六、七岁的时候，就培养她们担当售货员了。

当售货员需要一些技能，父亲深谙此道。我们上岗前都要通过两个训练，一个是口算，一个是珠算。这两个训练过关了，才能独立工作。按照现在时髦的术语，就是岗前培训。

而对于售货员的其他素质，父亲没有任何理论指导，更多是以行动引导我们。

就餐期间听到有人买东西的呼唤声，即使是节日聚餐，也要立即放下饭碗热情开门，不论销售的商品是几分还是几毛钱。我就曾经亲历几次。有次就为一个小孩一毛钱买个鞭炮而开门。但我们全家都没有怨言，一直觉得这是正常之事，能卖掉商品就是我们的幸福。

我妹有次少找了某位顾客的钱，父亲复核发现后，追上一公里也要把多收的钱返还给顾客。

我妹小时嘴馋，趁着售货偷了几颗糖，在上学路上与同学分享，后来被父亲发现，妹妹被痛打一顿。现在我妹妹有时还当作一个谈资当面问父亲：“老爸，您当时下手也太狠了吧？那个痛啊，我一辈子都记得！”

每天晚上歇业后，父亲都要对货物进行盘点，计算当天的营业情况，并做好记录。月底则进行大盘点，计算盈亏情况。在昏黄的灯下，父亲戴着眼镜用算盘反复核算账目的样子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静静的深夜，父亲拨弄算珠噼里啪啦的声音更显清脆响亮。

不像现在网络发达，村民网购下单就能送到村里。在那个年代，在我们这样偏僻村庄开个杂货店是不容易的，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我们老家地处德保、田东和天等三县交界，交通不便。父亲开店两年后，我们家到乡里才修通了近20公里的公路，而且还只是土路，到其他县乡还得走羊肠小道。当年最近的商品批发市场在天等县向都镇。因此我们刚开始的进货地主要是向都镇。商品用马驮和人工挑运到家，要花三个多钟头。中间翻越一座大山，几座小山，山路崎岖，很是艰辛。不知多少个夜晚和雨天，我和妹妹们在离家三里地之外的山脚迎接父亲的归来。卸货，喂马，分拣商品，登记入库，忙到半夜是常事。

为了增加营业额，每逢重要节日或圩日，父亲还到乡里赶圩摆摊。为赶个早市，凌晨五点天还没亮，我和两个妹妹睡眼朦胧地跟随父亲赶着马车向乡里进发。在热闹圩日摆摊卖货，是真正考验售货员的能力。货品都没有标记单价，全凭记忆；顾客众多，人声嘈杂，我们既要看好货品防小偷，又要回应顾客的咨询问价，还要口算顾客要支付的货款。我第一次随父亲摆摊卖货时，刚开始手忙脚乱，也不主动与顾客交流，后来看着父亲大声叫卖，面带笑容主动与顾客攀谈，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样子，我学了半天，才逐渐进入一个街头售货员的状态。

到我小妹离开家就读初中，最后一位候补售货员——母亲上岗了，此时的母亲已五十几岁。母亲没上过学堂，不识字也不会算数，除了家乡土话，其他语系都不会。做农活，母亲是好手，种田插秧，耙田犁地，样样能干。然而当售货员，对于母亲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办法，父亲一个人有时需要替换。但母亲自有她的办法：由顾客自己计算，售货员充分听从顾客的。若是碰到不会算数的顾客，她就请另外会算数的顾客帮忙算！母亲是聪慧的，一个月就会看价格牌，简单的算术也会了一些，我们都对母亲敬佩不已。

在我们四兄妹都出来工作、小妹也就读大学的时候，父亲便关闭杂货店，于2001年元月，和母亲一起双双“退休”，来南宁随我们居住养老，体验城市的生活。从此，我们家售货员的“职业生涯”也结束了。但这段经历永生难忘，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

2024年12月20日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