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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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有一个行当在刚刚开埠的上海滩上迅速兴盛起来，俗称“红帮裁缝”。这些人几乎都来自浙江宁波乡下，那里沿海，面水背山，可耕地稀少，人们为寻找生活出路，纷纷外出谋生。他们背着裁缝包，包里有剪刀、软尺、缝衣针、各色丝线等，三三两两进军上海滩，穿行于大街小巷，先是给人做长衫短打，后来就学做“东洋装”（学生装）、中山装，再后来随着洋行增多，买办及一部分富家子弟兴起穿西装，头脑灵活的宁波、奉化帮裁缝转做西装。从1896年奉化人江良通在巨鹿路开设上海第一家“和昌号西服店”起，到1950年的半个多世纪，上海的西服店最多时有710家，其中宁波人开办的占到总数60%。最豪华的“荣昌祥西服号”开设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有三层楼十间门面。由于红帮裁缝重质量，讲信誉，很快就占领了西服市场90%的份额，生意十分火爆。上海话中的“奉”“红”发音相似，又寓意生意红火的意思，所以“红帮裁缝”的美誉就传开了。

宁波“红帮”文化研究学者陈万丰对“红帮裁缝”有另类解读，认为“红帮”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源于西服业的兴起。最初的服装对象主要是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等，他们在中国民众看来都是长者白皮肤、红头发，老百姓都叫他们“红毛”。宁波裁缝主要为“红毛”做西服，所以人们以“红帮裁缝”称呼。

“红帮裁缝”之所以能很快在上海滩上站稳脚跟并迅速在江南一带拓展开来，与浙江商人特别能吃苦有直接关系，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说：“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浙商是最先走出家门去闯天下的，在他们身上凝聚了‘四千’精神——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

1879年2月，农历新年刚过完，有一个叫李来义的宁波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裁缝包辗转来到苏州，在城东望星桥堍租下两间房子，开设李顺昌西服号（后改名李增记西服号），专为东吴大学的教师、外国学者和部分富家弟子承制西服，此为苏州第一家“红帮裁缝”铺。

李来义只身来苏州闯荡是颇有眼光的，因为苏州市一个消费相对兴旺的城市，虽然距离上海很近，但洋风还没有完全吹过来，做洋装的裁缝铺几乎空白。西服号选址在望星桥堍也是经过事前打探的：一是这里有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博习医院”（今苏大附一院），洋医生出出进进很多；二是邻近东吴大学，当时国内著名高等学府，洋教授、留学生、富家子弟很多；三是望星桥不像观前商圈，房租相对低廉，出脚也很方便。

苏州城里的裁缝铺并不少见，多为“苏帮制衣”，它盛于明清两代，服式有长短之分，“长”指长衫，一般为知识分子、商贾等非体力劳动者穿着；妇女或穿旗袍或穿短长衣和裙子，体力劳动者为便于劳作，穿短打即上短衫、下裤、裙。短衫为对襟或大襟，对襟多为男装，大襟多为女装，斜襟至腋下，领下横行布扣，颜色以月白、浅蓝、蓝色、玫红为主。西风东渐后，洋服迅速为富家子弟、知识分子、洋行白领所追捧、传统的“苏帮制衣”受到“红帮裁缝”的时尚挑战。

李来义生于1851年5月，家境贫困，无钱读书，自小就跟着做裁缝的父亲“走做”。所谓“走做”，就是背着裁缝包到东家住下来，为东家老老小小做上半个月衣衫，吃没好吃，睡没好睡，常常还要受点东家的窝囊气。一次，离过年不到半个月了，父亲带着他坐船到余姚一户乡绅人家“走做”，住在东家的柴房里。腊月二十四祭灶神，桌子上供着红枣柿饼甜糕，小来义禁不住嘴馋，偷偷去拿了一块柿饼吃，管家看见后，不分青红皂白，操起鸡毛掸子劈头盖脸就打，打得小来义浑身是伤。令小来义最不能忍受的是管家的诅咒：“穷鬼，我看你是晒在海滩上的鱼，这辈子翻不过身来！”小来义咬紧牙关，心里暗暗发誓：“我是一条晒不死的鱼，我一定要翻身入海！”

李来义20岁时由父母作主，娶邻村女子陈氏为妻，男裁女缝，早出夜归，一根藤上结的两个苦瓜，夫妻俩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外出“走做”，有幸结识了回乡省亲的茅山镇孙张漕村的张尚义，与之交谈，情投义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憾。张尚义为人厚道，手艺精湛，在当地裁缝中小有名气。据《浙商》一书中说，19世纪初，浙江宁波发生海难，数只渔船被风浪掀翻在海里。张尚义因为靠裁缝无法养活家人，就到渔船上帮渔民做饭，渔船翻落海里时，他正在船上，幸亏熟悉水性，又抱住了一块木板，随波漂浮，居然漂到了日本横滨。上岸后，张尚义靠自己的裁缝手艺，帮人缝补衣物勉强糊口。横滨是当时日本的第一大港，停泊着不少来自欧洲的商船。客商们衣服破了，也会拿给张尚义来缝补。那些欧洲商人穿的西装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心想随着口岸开放，洋人会大批涌入，美观实用的西装一定会流行起来。于是，他趁着帮洋人缝补的机会，悄悄把西装拆开，将各个部位画在纸上，做成裁剪西装的样板，靠着这些简陋的样板，他反复琢磨、试做，终于做成第一套西装，在当地引起轰动。张尚义的西服店先在横滨开办，因其用料讲究、做工精细，很快就把生意做大了。经过数十年打拼，先后开办“同义昌”和“公兴昌”两家西服店，员工达数百人，成为“红帮裁缝”在东南亚西服市场的开路先锋。

浙商有个最大特点是重情，尤其是乡情。同乡之间往往能相互提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信奉“你赚我赚，钞票大家赚”的商道。张尚义毫无保留地把日本带回来的一些西服样板送给李来义，指点他一条赚钱的门道：去苏州发展，那儿已经开埠，离上海又近，至今还没有一家西服店。张尚义有个日本朋友在苏州青旸地开出了日本商行，可以去找他帮忙在苏州物色店面。李来义信心大增，先到苏州打探行情，回宁波后就去筹集资金，第二年就带着家眷、徒工等10多人来到苏州打拼，那是1879年的事。

李顺昌西服号的招牌一挂出来，立即在苏州城东引起不小轰动，加上报刊推波助澜，很快就有十几笔生意找上门来。当时在苏州发行量较大的《民生报》预言：西人的洋服将成为古城最摩登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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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士是东吴大学聘来的外教，个子偏矮，腰圆体胖，没有一身合身的西服，出门在外很不爽。他听学生说，校门外有一个中国人做西装“呱呱叫”，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做西装是西洋人的拿手活，这个中国人能做出合身的西装吗？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来到李顺昌西服号，指名要用日本产的“大和牌”西服呢做一身西装，说如果穿着合身的话，价钱由店主开；穿着不合身的话，分文不给。李来义不敢怠慢，忙着给主顾量尺寸，精心剪裁，打样后送到大学里来让约翰试穿，再根据其腰围和肩宽、上身与下身不成比例的身材特征进行衣服的收放处理，然后一针一针用手工缝制，花了近一个多月时间才把这套西装做出来。约翰来到店里试穿后非常合身，甚至比自己衣柜里任何一套西装都合乎他的身材。他非常高兴，执意要在李来义开出的工价上加付一倍给他，还和他成了好朋友，说以后做衣服就来找他。

约翰是李顺昌西服的“活广告”，大学里的许多洋人、富家子弟，博习医院的洋医生都到李顺昌来做西服。那时，苏州城里没有商标意识，但只要说是李顺昌做出来的，就像上海人穿上“培罗蒙”“红都”西装一样神采飞扬。

店里的生意火了，忙不过来，李来义一看人手不够，就从老家招来一批裁缝师傅和徒工，店面也扩大了两倍，前店后坊，纯手工缝制，一时生意兴隆。苏州城南青旸地曾是日本租界，那里的日商、英商、美商云集，吃洋行饭的中国人不少。这是西服的消费群体。李来义自然不会放过。他通过日本商行的朋友在该商行开出一个窗口，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处，便利顾客就近选购布料，丈量西服尺寸，然后集中送回来剪裁缝制，衣服放样也在“窗口”办理。这样，李来义等于在城南开出一家分店。

位于觅渡桥附近的英国亚细亚火油（石油）公司有一个姓纪的中国人，准备娶房漂亮的二姨太，特地坐快船到望星桥堍的李顺昌来定做2套西装，料作时他带来的英国产藏青色隐条全毛薄呢。约期半年。经过试样后，纪先生极为满意。2套西装完全用手工缝制，精细得看不出针头线脚。熨烫时出了一点小纰漏，熨烫师傅对新购的日本铁制熨斗火候掌握不好，结果在上衣下摆处熨出一道手指长的“焦火印”（缝纫行话，即衣物表面留下有被熨烫过的亮痕），马虎一点也就过去了。但李来义通不过，板起脸骂了熨烫师傅一通，坚持返工，重新细匀地喷上水，再细细地熨过一遍。

李来义对西服制作时一丝不苟的，店里有谁“拆烂污”（宁波话，意思是做事马虎，不负责任），那他是毫不留情的，就是自己的亲眷，也要被他骂个狗血喷头。他的一个表姐在李顺昌做缝制工，一次就因为钮扣缝上去后，被李来义轻轻一拉就掉下来了，不仅重做，还扣掉了半月工钿。他检查钮扣钉得牢不牢，就用最原始手段“一拉，一拽”。他对每件西装的质量一点也不肯马虎，常常对员工说：“李顺昌的牌子就在顾客的嘴里，它比我李来义的性命还要紧。哪个要是砸我的牌子，我就砸他的饭碗。”他对量、裁、剪、缝、试、熨、叠，每一个环节都抓得很严，员工都怕他。有一次，有个员工缝制西装垫肩时的针脚稍微差了一点点，正巧被李来义看见了，立马叫他拆线重做，重做不给工钿。正因为有这样严厉的老板，所以后来李顺昌关门后，许多师傅跳槽都顺利进入上海的“培罗蒙”“红都”西服公司，凭一手缝制绝技做到高级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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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的冬至夜，苏州城里照例是张灯结彩，各式卤味早早就出摊叫卖了。苏州人的说法是“冬至大如年，有钱吃一夜，没钱冻一夜。”李来义入乡随俗，给员工放假一天，热热闹闹过个冬至夜，有的去城中元大昌买冬酿酒，去陆稿荐买酱鸭，或者去山塘街看花灯。李来义携家人在玄妙观玩得尽兴，正在看猢狲出把戏的表演，忽然看见店里的小伙计匆匆忙忙跑来找他，小伙计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见老板就哭出声来了：“不好啦，店里遭贼偷了！”

李来义一听顿时傻眼了，立马跳上黄包车赶回店里去。他不担心裁缝店里有啥值钱的东西被窃，暗暗担心刚收账回来的100多个银洋就塞在衣柜的右下角里。伙计们陆续回来了，听说店里遭贼偷，也都上了心。店铺的排门关得紧紧的，贼是从“老虎天窗”（开在屋顶上的天窗，用于光照）里跳进库房里来的。众人数点挂在衣架上的成衣，一件不缺，奇怪的是每件成衣的下摆都被尖刀划开一道口子，两只新熨斗扔在墙角里，李来义伸手在衣柜里摸了一下，那包银元还在——看上去这并不像是图财，而是。。。。。。李来义立刻想到上月商会开会时，一些苏州裁缝铺老板当面指责李顺昌西服号抢了他们生意，造谣说阊门有一家旅社要做一批工装，本来是苏帮裁缝的生意，被李顺昌压价夺走了。李来义欲争辩，却被商会阻止了，商会明明在袒护苏帮裁缝。就在前天，伙计开门营业时，发现门板上贴了一张1尺长的纸条，上书一行大字：“绝吾等生路者，定无路可走。”李来义脊背一阵阵发凉，莫非是同一条街上那几个苏帮裁缝暗中使坏？

苏州裁缝业历史悠久，三国东吴时就有人将先进的缝纫技术传至日本，成为和服之祖。延至南宋时，缝纫业已相对发达，形成许多专业作坊。清康乾盛世，苏帮成衣更是蜚声海内，店铺遍布大街小巷。19世纪后期，西风东渐，尤其是李顺昌异军突起，苏帮裁缝明显今不如昔。分布在天赐庄的几家苏帮成衣铺更是迁怒于近在咫尺的李顺昌西服号，认定就是这个姓李的新苏州人抢走了老苏州人的生意。

伙计们囔嚷着要去官府报案，指控那几家裁缝铺，被李来义阻止了。他既不告官，也不以牙还牙，而是在南昌桥的新昌福饭店包下2桌，约请周边所有苏帮裁缝店的老板、管家聚餐，并通过关系把衙门里几个捕头也请了过来。席间，李来义举杯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加关照，借着酒兴，软一句硬一句地说起那天店里遭窃一事，含而不露地敲打，说得众人默然无语。

事后，李来义说，我这样做其实就是想花钱买个太平，强龙难压地头蛇，我今天若去报复他们，明天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会来给你捣蛋，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是做生意赚钞票的，哪有工夫与这帮小人去计较。李来义“以德报怨”的做法果然有效，场面上的人都称赞她肚量大能容人。那几个还想使坏的苏帮裁缝吃瘪了，还真被他镇住了，再没有惹事生非。

李顺昌西服号顺风顺水，过了几年太平日子，生意越做越大，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苏州的富家子弟，尤其是追崇时尚的年轻人都晓得望星桥堍有家“李顺昌”，做洋装别人都比不过。

当时在苏州知识界中流行阅读上海《申报》，每天下午就能把报纸送到苏州，在上面登一条广告，尽管需要50大洋，但效果绝佳。李来义放手一搏，请人设计了一条追踪性广告，连登三天，花了200大洋。第一天，有个洋博士慕名而来，寻找“李顺昌西服号”；第二天，黄包车夫带着他走遍半个苏州城，终于在望星桥堍找到这家西服号；第三天，洋博士量尺寸定做西装。连续性广告大放光彩，半个苏城的市民都在说“李顺昌”。生意滚滚而来，最忙时做一身西装约期要半年多。

1911年深秋，李来义积劳成疾，病在床头独自悲。临终前，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近在身边的二个儿子，书读不进去，又无心经营，却学会了吃喝玩乐。李来义非常生气，曾数次责罚过两个儿子，历数自己艰苦创业经历，不希望家门不幸，富不过三代。两个儿子看到父亲日渐消瘦的神色，想到父亲百年后自己根本无法“躺平”，遂有浪子回头之心。李来义死后，两个儿子把李顺昌西服号转让给苏帮裁缝，转做中山装和学生装。墙内开花墙外香，自己则去南京和扬州开设了李顺昌分号，时至今日已成为江苏省百年名店。苏州城里的“李顺昌西服号”的牌子摘下来后，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红帮裁缝在城中宫巷里开出了一家“李增记西服店”（不知是否有李来义家人的参与），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才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