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万娥
网站用户
我的启蒙学堂叫杨庙小学。
校门坐北朝南，呈拱形，双扇大木门，中间有两个锃亮的铁门扣。木门和瓦檐间有一块白石灰抹的长方形壁面，上书“杨庙小学”几个遒劲大字。
进门是一个院子。两排小青瓦平房，火砖墙，玻璃窗，大小屋子间杂，大的作教室，小的作办公室和教师寝室。前面是大礼堂。
房子围出一个长方形院坝。院坝前方有一个小花园，里面种着一丛月季，枝繁叶茂，长得比大人还高。从春到秋，火红的花朵一茬接一茬悄然绽放。院坝另一头有一座乒乓球台。从学会打乒乓球起，它就成了我们课间追逐的地方。两块自锯的木板，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抽来挡去，承载了童年多少的欢乐。当然，眼泪也是有的。还记得五年级时，为了和男生抢台子，我们女生还和他们打了一架。大家弄得一身泥，还被老师“请进”了办公室。委屈、难过化成串串冰凉的眼泪滑过脸颊。结果，那天的课间，谁也不准玩乒乓球。
院坝接着大礼堂，土地面，宽阔但不平整，可以跳绳、跑步、踢子、打成。下雨天，体育课也是在这里上的。礼堂前面是一个台子。我们在上面表演过节目。集会时，老师端坐上面铿铿有力地讲，我们坐在下面认认真真地听。
爬上石阶穿过台子跨过一道门，有一间低矮的瓦房。这是老师的厨房。厨房外的路边，有一口水井。学校师生用水都去这里挑。
礼堂另一头也有一道门。出门，前面是厕所，右边有一块小菜地。爬上厕所右边一道短坡，有一块大平地，一年四季铺满葱绿细草。那是学校的操场。操场尽头，连接着一块约有半亩的土地。那是学校的劳动实践基地。
听父母说，杨庙小学的前身是一座庙宇，三进的院落，一直香火鼎盛。解放后，庙宇改成了学校，叫杨桥小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原中山乡东风大队修建农场，相中了它的木料。大部分木料被拆走后，村人把剩余的房屋拆来建在了现在这个地方，改名为杨庙小学。
我幼儿园和小学六年的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读书时，它还是一座完小。1999年，我从联合调回这里任教时，它就只剩两个班了：幼儿班和四年级。2001年，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杨庙小学幼儿班也办不起了，唯一一个班的学生也全部合并到了中心校，它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此，一直闲置在那里。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学校早已不复原来的模样，可那些教育过我的老师，那些在老师身边受教的启蒙岁月，如梦般美好，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六岁的我，抬上桌子搬上板凳进入杨庙小学读幼儿园，用农村的话说开始“发蒙”了。教我幼儿园的是牟老师。她算得上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可如今的我已忆不起曾经和她相处的点滴，倒是后来调到中山任教后和她共事了20余年。牟老师人微瘦，脸微黑，但能歌善舞，尽职尽责，特别爱护孩子。想想小时候，她定也是如此对待我的吧！那时候，幼儿园是要教知识的。那我人生中念出的第一个拼音是她教的吧？我读出的第一个汉字是她教的吧？我的“开笔礼”也是她手把手教我完成的吧？……
杨老师，教我一至三年级。他的脸上时常挂着笑，说话和声细语，特别慈祥，如一位和蔼的长者。我们小孩子一点也不怕他。现在的杨老师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的身体仍然佷硬朗，每次碰到招呼他，他仍是满脸笑意，慈祥如初。
四年级，我们换成了周老师。周老师是外乡人，毕业于峨眉师范。他是杨庙小学来的第一个中师生。他的到来，为杨庙小学注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和生气。周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瘦，但并不显颓废，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尤其是厚镜片下的那双眼睛，特别有神。周老师普通话讲得好，课上得好，还会把拇指搬来藏在手心里逗我们趣。他教育有方。每次我们犯了错，他不打不骂，总是把我们“请进”办公室，耐心地说服教育。课上，周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唱歌，教我们跳舞，教我们画画，也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其他班的学生特别羡慕我们。课下，他的周围总是围满了学生，有我们班的，也有其他班的。
学校里最威严的是李老师。他是一位很严肃的老师，脸上鲜有笑容，走路常迈八字大步，双手半握拳有节奏地在左右两边甩成半圆，威严又有气势。在学校，只要他盯谁一眼，就吓得他（她）心发颤。所以，在李老师面前，我们总是规规矩矩的。偶有男生不听话，就会被收拾得很惨。记得高我一个年级的几个男生上课打扑克，被李老师逮住了。李老师既没打他们，也没骂他们，怎么教育他们呢？把扑克收缴了烧成灰，溶进开水倒在碗里，摆在学生面前，让他们每人喝一碗。“扑克水”喝过了，李老师放学回家还走一路告一路“状”。于是，每个学生回家再吃一顿结实的“笋子炒肉”。李老师教书时间长，好多学生家长的家长他都教过，又任学校的主任教员，威名一届届传下来，再调皮的学生在他面前也变得循规蹈矩了。
李老师擅长教数学，他的最佳搭档就是刘老师。刘老师是一位女教师，语文是她的强项。他们合作教高年级。刘老师高挑身材，方脸短发，大眼浓眉，说话中气十足，做事雷厉风行，语文课上得极好。她教育学生也自有一套。记得当时我们班只有6个女生，一段时间也迷恋过玩扑克牌，经常放学了不回家，邀约躲在学校不远处的山坳里打六家。有一次，刘老师下班回家把我们逮个正着，吓得我们一窝蜂呈鸟兽状逃散了。回到家里，我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刘老师会怎样处罚我们呢？会像李老师一样请我们吃“扑克水”吗？会告诉我们的家长吗？……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来到学校，刘老师既没请我们吃“扑克水”，也没告知家长，只是上课抽我回答问题，我惶惶然不知所云。“苏万娥，去弯弯那儿去找一找有没有答案呀？”刘老师面带微笑，不疾不徐望着我。腔还是那个腔，调还是那样调，我却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玩扑克了，学习也更认真了。
当年，学校的劳动教育也抓得特别好。平时，我们除了扫教室、礼堂、操场，还会帮老师打扫办公室和厨房的卫生。到了高年级，每到中午，我们就要轮流到学校厨房后面的井里去给老师打水、提水。学校有自留菜地，老师种菜，我们也要去帮忙。四五月间，莲花白蓬松成大大的绿球，外面的叶上却满是洞洞眼眼，条条青虫又肉又大，躲在叶缝间。人小眼尖的我们总是细心地扒拉开每一片叶子，把青虫一条条捉下来喂鸡。学校的劳动实践基地里，老师组织我们种过玉米，栽过油菜，点过胡豆。五一前后的农忙时节，学校照例放一周农忙假，我们学生还会邀约在一起到刘老师家帮忙干农活，收菜籽，栽秧子，或在田里追逐打闹，忙得不亦乐乎，玩得也不亦乐乎。每次，刘老师都会买许多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们，我们开心，老师也开心。我常想，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对劳动有那么深刻的体悟，和当年老师对我们的劳动教育、劳动引领和劳动培养分不开。
说到帮老师打水，还有一个故事呢！那一次轮到我了。我兴冲冲地提着红色大塑料水桶来到井边，把水桶提手上的绳子系在长竹竿上，然后小心翼翼放到井里。等桶子挨到水面，竹竿使劲往下一捅，桶子灌满了水就往上提。不知是不是我太心急，水桶提到半程居然撞到井壁的石头上，破了一个大洞，水也漏光了。我提着一个空空如也的破水桶站在井边，不知所措。怎么办？是躲起来还是主动去认错？怎么给李老师说？他那么严厉，会怎么惩罚我？我怵怵地站在井边，惊慌从心里蔓延，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咬，惶恐不安。最后，我想起平时刘老师教育过我的话:一个人做错了事不要紧，重要的是勇于承认。对，做错了事就要勇于承认！于是，我鼓起勇气提着破水桶来到厨房，低着头小声对李老师说:“李老师，我把水桶撞破了……”然后，默默地站在旁边等待着李老师的“狂风暴雨”。可李老师这次却并没有大声训斥我，只是和平常一样端着一副严肃的样子，轻描淡写地对我说:“破了算了，回教室去吧！”我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赶紧一溜烟跑回了教室。但当时的我怎么也不明白:一向严厉的李老师怎么就不惩罚我呢？那天的他怎么那么和蔼呢？
当然，最快乐的劳动就是植树了。记得那一年春天，李老师和刘老师买回了一些水杉苗，在院坝里和校门前用白石灰画好树坑地点，分了组，就叫我们种。我们兴奋地扛上从家里带来的锄头，来到坑点。李老师和刘老师先指导我们合作挖一个大坑，然后让女生扶树男生填土，再把填的土踩实，浇上水。一棵棵树苗笔直地站在校园内外。我们丢下锄头，围着树苗转着圈圈，唱啊跳啊，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时光赶着我，我追着时光。转眼间，三十多年就这样走过了。世事变迁，沧海桑田都变了模样。经过岁月的洗礼，当年威严的李老师已在几年前入土为安，长眠于故乡的土地；英姿飒爽的刘老师也年逾古稀，大多时候在城里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周老师呢，临近退休，如今仍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任教。小时候，他教给我知识；成为同事后，他又指导我教学，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算起来，我们既是师生，也是校友，还是同事，这是什么缘分哪。人都说，流水的学生铁打的老师。周老师，他把一生的大好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山的教育事业。如今，他也已两鬓斑白……
现在，我还时常路过杨庙小学，虽然它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只有当年我们亲手种下的水杉树，虽然叶子绿了又红，落了又发，树干一年比一年粗，但依稀还保留着童年的记忆。望着高大挺拔的它们，脑海里总会涌起那段曾经的过往……
永远难忘我的启蒙学堂，永远难忘我的启蒙老师，永远难忘那段启蒙岁月。它是我人生起航的地方。从那里出发，我一个脚印接着一个脚印，走向时间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