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胡适

走近一个作家，从走进他的文字开始。

近读《胡适散文》，颇有感慨。作为和鲁迅同时代的文化人，实话实说，他的散文、小说真不如鲁迅，文学性有点差，尤其是他刚开始写的白话诗，实在不敢恭维。读者很难从中读出诗的意味，很多像顺口溜(同学取笑他写的是打油诗)，撷取其中一首白话诗《蝴蝶》为证(后改为《朋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你说，这像诗吗？

在今天看来 ，这的确很不像诗。可如果让时光倒流，让我们回到那个文人说话还满口“之乎者也”、诗人写诗还讲究格律平仄而普通百姓却看不懂、听不懂的时代，那我们就会产生另一种认知——这是黎明前的曙光，具有开先河之意义。

有人评价他的政论，觉得和鲁迅相去甚远。不容置疑，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坛独领风骚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以文字来启迪和唤醒沉睡的世人。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胡适的政论也另有风采，思路清晰、实事求是、明白如话，毫无矫揉造作之词章，不仅思想真，想法真，而且落实到文字上也真。胡适，乃是一个真性情的学者，这一点就值得欣赏。如《漫游的感想.麻将》一文中，他把麻将列为“中国的四害”(另外三害为:鸦片、八股、小脚)。他看到国人在麻将中沉迷，一心扑在金钱的输赢上，精力消磨了，光阴虚度了。于是，忧心忡忡的他发出了感叹:“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再如在散文《回国杂感》一文中，他考察家乡的教育后写出的感受：“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他考察的那所小学校课程完备，花20元请老师教风琴，花60元请老师教英语。他认为，这些在当时当地农村完全不适合。教育课程的开设要切合时代和地方特点，实用为上，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这样的观点，在那个全国都忙着“求新”、忙着“教育救国”的年代着实难能可贵更发人深省，甚至在今天也不失去其意义。

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写作，并且积极推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功不可没。他说古文是“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文字”，倡导用白话写文作诗。这个思想是他和一帮留学的同学辩驳出来的。当时，他和任叔永、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等在美国绮色佳留学，这些同学开始不赞成用白话写诗作文，后来只赞成用白话作文，认为作诗还是要用古文。在和他们君子之争的过程中，胡适改革文学的思想逐渐形或，然后结晶成一个系统的方案，竟为中国文学寻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

他的文学思想汇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1917年，在美国的《留美学生季报》和中国的《新青年》上发表，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他认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他的“新文学”观得到老革命党人李大钊的响应和支持。李大钊撰写的《文学革命观》发表于《新青年》，正式在国内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从此，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地国内开展起来了。 胡适还身体力行，亲自去实证白话既可作文也可作诗。深受实验主义哲学影响的他，把他写的白话诗取名为《尝试集》，充分体现了他的实验主义文学观。

胡适撰文(白话文、白话诗)大多不深刻，可能和他倡导的白话作文作诗有关，可能和他致力于写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的大众语大众文有关，可能和他喜欢写历史类和传记类文学有关，也可能和他实验主义文学观有关。其实，如果胡适一心致力于搞文学创作，应该也是不错的，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就不错，妙趣横生，读来令人捧腹。

合上书页，我不禁沉思：鲁迅和胡适堪称现代文学的“双璧”，一个侧重撰文救人，一个侧重改革治道。但在文学成就上，他们两人究竟谁技高一筹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体时代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但我个人认为：当时当代，非适不如迅，道不同耳！

胡适，人与其文，皆不虚也。

喜欢《胡适散文》。

喜欢真实的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