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很难放下的情怀

在小城生活了40多年，而梦中常常梦到的却是故乡的那些同伴，是情未了、恩常在吧？那缕缕情思总是难以释怀。

故乡的情结洒落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是父亲当教师教的学生多吧，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上下邻居对我就很好。虽然家庭出身不好，同乡们没有人欺负过我，那一张张笑脸、那善意的帮助、那和蔼的语气总让人产生许多怜爱。

我十五岁就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十六岁就和男社员一起劳动，给社员记公分。虽然年纪小，重活干不了，那些年长的叔叔和哥哥们没有人为难过我。重活干不动的也不勉强我。像潵粪、滴粪这些比较脏的活，基本不安排我去做。给私人盖房、打墙、运树木，一般都让我干比较轻一点的活。做了民办教师后，生产队队长总安排我带学生娃割麦、打苞谷杆，做一些轻活。大概是年纪小吧，父母不放心，在生产队干三四年活，没有出过差，没有到外地修过路、修过水库。没有在野外搭草棚子吃住、干活的经历。

农村不同于城镇，邻里之间多是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生存的。哪一家家具都没有那么全，相互借用是常态。比喻蒲篮、筛子、簸箕、斧头、锯子、扁担、绳子、磨子，甚至灶具等等，借不动是极少数，一般都是很慷慨的。父亲当过几十年教师，以前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一点，家里用具全一些，邻居常来借家具，这种有无的互补，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农村那一家都有事，不求人的事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盖房子，你不可能一个人把房子盖起来。我在老家盖过四次房子，前三次都是邻居帮工的，记得几次从几十里外的两岔河、清油河往回拉树、抬树，大树都是那些兄长、表兄弟和侄辈们帮忙抬的。一次翻盖房，几个生产队的人都来了，第三天下午人多没活干，还抽五六个人起后檐沟。新世纪扒房子盖楼房，全生产队人都来帮忙，也没有给过一分钱。80年代在县城盖楼房，那些哥哥、表兄弟和晚辈们还骑车起早、歇晚到东岗帮忙打楼顶。90年代末，我们在党马店盖房，那一伙年轻人还骑车到县城给砌了两天石坝。钱多少不说，这点点情意是让人很难忘怀的。

李大洲是我同学，他当大队会计，一直关照着我们家。一是敢于在大队干部会上直接为我们说话，二是有啥消息及时转告给我们，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大队要增加一名赤脚医生，他会上会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我家庭出身不好，少数人对当民办教师、妻子当赤脚医生有看法、不时会在领导面前提意见。一是支书比较坚持原则，李大洲总是以业务水平为理由，据理力争，及时化解了那些非议。大队部在他家门前，区社来干部，常在他家吃饭，他为人直爽，厚道，也很少收干部们的粮票、钱，干部们对他影响也很好，他的话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程度云也是我同学。他在公社综合厂开拖拉机，经常往返于清泉与腰庄林场之间，顺便给很多人办过好事。一年正月十几，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买棺材板，清早5点多走，9点才走了30多里。在两岔河遇到了程度云，他主动停下车把我们十几个人连架子车拉倒80多里外的腰庄林场，我们装好架子车慢慢往回走，他拉了一车木头先返回了清油河，我并没有请他转来接我们，我们从林场返回到沙坪，在王成才家做晚饭吃，程度云从清油往返100多里到沙坪接我们，把我们十几个人和车子，木料装到车上，拉到清油河方家堡，我们返回纸坊沟已是午夜一两点了。若不是他往返接送，估计，第二天下午也不一定能回到家。

我是家族同辈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我记得那些哥哥们对我都很好，我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哥哥产生过矛盾，几十年都是和睦相处的。我家里有啥事、有啥活，哥哥们都是主动来帮忙的，从来没有计较过报酬。有一次送公粮我把脚窩了，小磨沟十几里的上坡路，都是哥哥们换着把我背回了家，那大口大口的喘息声，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调城关小学，行礼只是一床铺盖、几件衣服和几十本书，忠启哥还非要把我送到清油河洋桥，看着我上车。那久久杵立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也吃过上万元一桌的酒席，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记忆，农忙时节天天晚上兄弟们在一块小酌的情景却让人难以忘怀。哥哥们的笑声，满足的情绪依然在眼前飘荡......

岁月流失，世事苍茫，许多亲朋、邻居都已不在人世了，但记忆的碎片在拼凑中不断延伸，他们的情谊将永远铭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