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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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沙畹是个蓄有扫帚形髭须的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在清末的大同拍摄了一组黑白照片：泥泞土路的尽头是清光绪33年大同府的砖砌城墙，在苍凉的背景下，压抑如影随形；连同日光都贴着灰色标签，灰色的日光下是永泰街的鼓楼，“声闻四达”的匾额如蚊蚋的咳喘，悠远、寂寥。然后，大同的古建筑排着队向我们走来——六角形的魁星阁，巍巍然的朱衣阁，层层叠叠的观音堂。再然后，镜头聚焦在大同逼仄的街道上：店铺林立却少有顾客，一队负重的马帮缓缓前行，一眼望去既有高出房脊的旗杆，又有气势恢弘的木质牌楼，一个头戴瓜皮帽拖着长辫身着棉衣棉裤背向镜头的邋遢男人，一个端坐在文庙门槛上冥思苦想的乞丐，还有杳无人迹的云冈石窟……
泛黄的质地叠印着隔世凉薄，听得见街巷里起落着疲沓腐朽的足音，大同古城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显得闭塞、慵懒、颓废、清寒，怎么看都与一座有着1600余年建都史的帝王之城相去甚远。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大同，或者说法国人眼里的大同，只是它瞌睡时的一个错误截图。
大同与平城
有一年春天，我在大同市鼓楼西街一家羊杂店里听一位老人讲古：“一万贯庙来二府巷，三王府街来四牌楼，五庙街还有六福巷，七佛寺来八乌图井，九仙庙加上十府街，大同城里转圈圈”……老人说着当年的事情，似乎岁月又回到从前，那时的大同府，一街一庙一巷一阁多得是，密匝匝的商铺挨肩搭背，上百年的老字号不下四五十家，除了门口挂一把笊篱的车马大店，还有一家挨一家的皮货店、瓷器店、钟表店、眼镜店、稻米店、绸布店、钱庄、书局、油坊、照相馆等等，还有出售珠宝的德胜荣，卖药材的德仁堂，刀削面最拿手的王面铺……这店那店的多得都数不过来，随便哪条街上的门楼都是砖雕的门垛，垂花的门楣，门枕石两边各安一个抱鼓石……老人说他家距离九楼巷不远，九楼巷不算太长，可花花搭搭穿插了好多座亭台楼阁，嘉庆楼，春花苑，玉女楼，凤临阁，一直排到南首的纯阳宫，那年头有钱人家的子弟经常在巷子里转悠……
说到凤临阁，大同的往事就沾染了情趣，附着了韵味。在四百多年前的明朝，凤临阁并不叫凤临阁，而叫久盛楼。说不来哪一天吧，久盛楼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相貌与众不同，龙眉凤睛，器宇轩昂，一副军爷打扮。客人一边饮酒，一边与当垆酤酒的女孩儿搭讪，花为茶博士，酒为色媒人，酒过三巡，客人被“丰神绰约、国色无双”的酒家女缭乱得神魂颠倒。接着一出《游龙戏凤》的传统剧拉开了帷幕，张君秋扮的是卖酒的李凤姐，马连良扮的是风流皇帝朱厚照，张君秋唱道：“军爷作事理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马连良唱道：“好人家来歹人家，不该斜插这海棠花，扭扭捏捏，捏捏扭扭十分俊雅，风流就在这朵海棠花”……再接下来，就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了。那个备受争议的明武宗朱厚照在临幸李凤姐后，朱笔一挥，赐名久盛楼为凤临阁。
时光倏然远去，今天的凤临阁已不是当年的久盛楼，在今天的凤临阁上自然找不到当年那个“年十四五，有殊姿”的李凤姐和嬉皮笑脸的朱厚照曾坐过的冷板凳，倒是这一段传说早已深入人心，又被梨园大师谱写成一折竭尽缠绵悱恻的言情戏，在一段欢快的西皮流水里，杏黄色的酒幌在高挑的楼檐下呼啦啦迎风飘扬，娇滴滴的李凤姐被一匹千里驹载向远方，同时消弭掉的还有她花一样的娇靥和谜一样的前世今生。
李凤姐走后，大同最烂漫的一朵海棠花枯萎了。
凤临阁是大同的老字号，百花烧麦以其独特的九种肉馅和九种花形名满塞外。1900年8月，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轰出北京城，一路西逃途经大同，有人奉上一道凤临阁的百花烧麦，老佛爷吃的满嘴流油，一边嘬着指头上的肉汁，一边褒赞有加，回头吩咐身边的太监赏了一套银制餐具给厨师。
凤临阁仅仅是大同城的一个小小点缀，事关凤临阁的来龙去脉曾衍生许多离奇故事，只是故事不入史学家法眼，顶多算作是稗官野史。野史不像官修的正史那样道貌岸然，我们不妨顺着史学家庄重深沉的洛阳铲去探究大同久远的从前……
公元398年7月，一个燠热难挡的季节，在中国的北方，濒临草原的汉属平城县旧址（今大同），突然出现了一群来自漠北的鲜卑族人，这些人“编发左衽”，发色金黄，身着胡服袴褶或夹领小袖，语音很浊，带有浓重的阿尔泰语系的特征。他们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也不是来互通贸易的，而是要把都城迁徙到这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画地为牢的霸气。迁都是一项浩大工程，工程的发起人是道武帝拓跋珪。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他在盛乐登基后，随即把目光投向长城以南的丰饶中原，迁都平城是他扩张疆土的第一步。
在今天的和林格尔县东北有一个土城子遗址。土城子即是当年的盛乐古城。盛乐受地形所限，除南面地形较为挺拔外，其余三面皆开阔平坦，气势滚滚而来。广颡大耳，生有异禀的拓跋珪不会不清楚盛乐风水的缺陷，他在与后燕王朝屡次兵戎相见后，一定对平城的山形地貌有过十分透彻的研究，由天镇、阳高方向绵延而来的六棱山、采凉山逐渐与西北部的双山、二郎山、云门山联袂成一道环形的天然屏障，加以南面有古称天下九塞之首的句注山（雁门山）和北岳恒山，结构成一个藏风聚水、形状独特的槽型盆地，这种地貌被风水先生称作罗圈椅。桑干河、御河、南洋河、壶流河、唐河如同乳汁一样哺育着平城大地，滋养着这方水土的一部厚重历史，马背上的拓跋珪清晰看到一股王者之气氤氲在平城上空，他没有理由质疑这片土地的钟灵毓秀，迁都平城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北魏的都城是在拓跋珪迁都之后才逐渐营造的。随着天文殿落成，然后有了天华殿和太庙，有了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到了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又在太华、安昌诸殿基础上，营造起太极殿、东西堂、朝堂，贯穿层层宫阙的是华丽的象魏门、乾元门、中阳门、端午门和东西二掖门等，翘角飞檐的观阁高耸其上。从太和殿出承贤门，是皇信堂，皇信堂是皇帝问政群臣的地方。在弘阔的皇信堂四周，彩绘着一幅幅形态各异的历代圣帝明君、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丹青容颜，而壁画的题字多出自蒋少游和张僧达之手。蒋少游是山东博兴人，他在寄居平城时，曾以佣书知名，后在大臣高允的举荐下得到文明皇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的赏识。为了迎合孝文帝主张的“班赐冠服”的服制改革，蒋少游主持制定了朝中冠冕制度，并亲自设计出褒衣博带的服饰样式，从而引领后世的士族大夫们推崇“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的时尚潮流，甚至从太和十年以后雕凿的云冈石窟佛像上，都可以看出汉服的熠熠华彩。
平城除去富丽堂皇的宫城外，还有里坊交错、百堵齐矗的中城和郭城，还有豢养珍禽奇兽、囊括邃谷幽泉、遍植嘉木青树的东西南北四苑，明堂辟雍，籍田药圃，灵台山立，壁水池圆，双阙万仞，九衢四达……
可以说，平城的发迹与北魏宫城的大兴土木息息相关。从天兴元年到太和十八年的九十七年间，这一座北方的新兴城市，从无到有，从荒芜到鼎盛，直至嬗变成坐拥数十万人口的北方权力中心。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间隔了浩渺的时间与空间，我们虽不能十分清晰地复原平城当年的纡金佩紫、锦绣奢华，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操场城街的北魏宫城建筑遗址上，从其宫城周回20里、中城周回20里、郭城周回32里庞大的建筑轮廓上，品味昨天依稀的繁荣模样，那些美轮美奂的平城瓦当和兽面瓦当，仿佛滴答着汗青的竹简，正娓娓叙述一段飘扬着大漠长风的浮华往事，只是故事的主人公拓跋珪已策马远去，他的儿子拓跋嗣又呼啸而来，然后是拓跋焘……拓跋氏家族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却励精图治，后人在缅怀平城的醉人富贵时忍不住说道：“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
云冈与昙曜
较之于国内的名山大川，云冈算不上险峻峥嵘，也缺少葱茏的植被覆盖，它只是武周山的一座山峰，或者连山峰都不够格。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如果一座名山仅有一人可以载入史册的话，那么对于云冈而言，就只能是昙曜了。
昙曜是个百折不饶的苦行僧。他经历家国沦亡的遭际，从凉州漂泊京城，然后设坛讲经，普度众生，正如《续高僧传》里记载的那样“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昙曜对佛法的精妙诠释引起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拓跋晃，史书称太子拓跋晃“好读经史，皆通大义”。而昙曜法师又为太子所礼重。如果不是太武帝兴道灭佛，以致于酿成一场历经十数年的太武法难，或许云冈石窟的雕凿工程也会提前十几年。好在这个昙曜法师是执著的，执著的风格使昙曜看淡了包括生命在内的诸多风险和磨难，执著的昙曜在太武法难的非常时期，仍“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他在出走中山后，面对日益萧条的佛事，依旧秉承佛法的恪守，就像燕昭王那样深自韬晦，待时而动。
这一天，终于让他等来了。文成帝是他生命里注定的福星，而文成帝对佛教的同情始于父亲拓跋晃，在他即位后就着手复佛事宜，首先把隐居中山的昙曜召回京城，接着礼敬其为帝师，随后任命为沙门统。复佛初始，百废待兴，什么样的规划设计，什么样的宏伟蓝图都不为过，昙曜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忽然产生了一个近乎荒诞的念头，他想把一座天然的石山雕凿成佛祖的模样，或者把高峻的岩壑以无数个佛祖的模样永恒地呈现给大众，他相信尽管天竺是遥远的，但天竺的宝照明城、竹林精舍不是不可以复制。昙曜不断地向文成帝灌输大乘、小乘、天台、华严、禅、净七宗要义，并特别提到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礼敬诸佛、广修供养、恒顺众生……文成帝深表赞同，对他在武周山上开凿云冈石窟的设想也言听计从。
在后人看来，昙曜不仅是位佛法精进的有道禅师，而且是位痴迷于石雕艺术的设计大师。北魏兴安二年，昙曜开始实施他的梦想，偌大的武周山南麓汇聚了来自北魏境内的一大批能工巧匠，他们借用手中笨拙的铁锤、凿子和钎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精细剁斧着佛的体相法门。
公元460年，强大的匈奴王朝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又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灰飞烟灭了，包括从漠北西迁欧洲并席卷欧罗巴洲大陆的北匈奴的解体，包括北凉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被柔然歼灭，而鲜卑人创立的北魏王朝却呈朝阳之势，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无独有偶，一个由汉代大月氏人繁衍的民族——白匈奴却挥戈南下，侵入佛教的源起之地——笈多帝国（印度），他们所经之处，不是焚毁寺庙与经文，就是屠戮比丘僧尼，受梵天、毗湿努和湿婆三大主神庇护的印度教众，在冷兵器面前显得苍白乏力。只有北魏的京都惠风和畅，广结善缘，一派佛法圆融，生机盎然景象。
山之南面，千仞壁立。此“山”即指武周山，此“仞”即武周山上的云冈。在云冈陡峭的石英砂岩上，如何一凿一钎錾刻出曜煜古今的佛的永恒姿态，实在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昙曜不是神，但昙曜有着非同常人的境界和想象，他把对佛的透彻理解倾注进这一场浩大的工程之中，并为佛教开创性地涂染了一层政治色彩。
因山就势，借石取材，出神入化，鬼斧神工是云冈石窟最具典范的特色。千载以降，徜徉于云冈石窟前平坦如砥的广场上，在一尊尊千年古佛的足底，游人如同葳蕤的菩提树下一片片随意行走的落叶，这一些落叶对佛的仰视几近虔诚，特别是昙曜五窟所蕴藏的巨大张力在无垠的时序迢递的因果轮回之间，构成了俗世无法解读的世尊道场。
昙曜是云冈的一尊顶天立地的大佛。
天工与极致
在北魏的京都，每逢日出或日落，京城内的居民都能听到白楼上的大鼓被人咚咚擂响，往往以“千椎”为度。随着晨鼓或暮鼓的起落，宫城、中城和郭城的城门缓缓打开或是合上，这是平城一天的开始或结束。平城人习惯了白楼上的鼓声，同时也习惯了来自武周山的斧凿之声。
北魏的时候，有个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他的脚步以长城为界一直向南扩展，他在勘察浑水时途经平城，平城的富饶让他感慨万端，他说“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郦道元是个老实人，喜欢就是喜欢，他对平城的盛赞不吝溢美之词，而更多的则是对云冈石窟宏观形象与微观造型的客观思悟，言辞间充斥着褒奖和颂扬。他顺着弯弯曲曲的武周川水一路向武周山走来，看到临崖开凿的佛像蔚为壮观，他在《水经注》里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论年龄，郦道元要比昙曜法师小许多，他没能观摩到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时的盛大场面，但他想象得到数以万计的工匠几十年如一日，汇聚在十里河畔将是怎样一幅开天辟地的恢弘景象——蝼蚁一样的石匠们攀援在附满青苔的悬崖硝壁上，手起锤落，叮叮当当的清音不绝于耳，齑粉飞扬之间，衣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天鼓雷音如来赫然卓立于峭壁之下；然后是头戴宝冠、身饰璎珞的交脚菩萨也伫立于穹窿顶的石窟中；接着是那尊著名的露天大佛（当然，郦道元眼里的石佛依旧被石窟遮挡着，是一千多年极具腐蚀性的如晦风雨，才最终揭去大佛顶上的穹盖），结跏趺坐的佛陀，大耳垂肩，面沉若水，双手叠置腹前，拇指相连……
显然，云冈石窟的巧夺天工把石窟造像艺术推向了无与伦比的极致。
尤为可贵的是，祖先们在创造辉煌文明的同时，把自己的思想和对神祗的顶礼膜拜也一股脑注入其中了。
云冈石窟既有外化的兼收并蓄，又有内敛的精雕细琢，无论佛像的发髻、眼廓、面相和身段，还是不同的衣着服饰、站相坐姿，一方面传承了秦汉以来逐渐定型的庄重、儒雅、沉着、精细的特性，一方面汲取了来自西域甚至更加遥远的犍陀罗遗风。人们通常把犍陀罗艺术称作“希腊式佛教艺术”，云冈石窟的佛像也多有面呈椭圆、眼廓幽深、高鼻隆梁、卷发螺髻的古希腊模式，第五窟后室中的释迦牟尼佛造像尤为贴切。而石窟内纷繁多姿的阑额斗拱、华盖莲座，匠心独运的佛像塔柱，满壁风动的浮雕飞天，神态迥异的乐伎仙人，壮丽旷达的千佛佛龛，莫不形象地凸显了佛境的绮丽气象，即使那个侧身骑坐在青牛背上的摩醯首罗天，也是那样的入妙生动……
云冈凝聚了一群远奥高古的思想家，智慧挥洒于他们的眉宇之间，他们或正襟危坐，以目光度化着熙来攘往的芸芸过客；或相对而坐，参究着佛法的禅悦自适；或一手当胸，一手作说法印；或指端下竖，掌心向外，作与愿印……
西谛先生是位著名的艺术史家。他在1934年的夏天，也曾游览过云冈石窟，只是他去的不是时候，那时的云冈石窟要么被大自然的锉刀修饰得面目模糊，要么被人为的刀斧斫削得伤痕累累，而一些保存尚好的洞窟又被当局用黄泥封堵，赫然标着“内有手榴弹，游者小心！”的警示语。吃了闭门羹的西谛只好在石窟外散漫地游走，他能够看到的佛龛帏饰柔软圆和，形态各不相同，顶壁的“飞天”和莲花栩栩如生，“处处都是美，都是最圆融的曲线”；尤其那些星星点点密布在绝壁上的小佛像，“功力之伟大，叹观止矣！”……先生后来回味这次云冈之行时说：“云冈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能想像得出的”。
在西谛先生之前，还有一个武将也造访过云冈，这人就是佟养量。佟养量年轻的时候曾追随皇太极用兵明朝，由于战功卓著，累官至清宣大总督侍郎，辖宣府、大同、山西等处的军务兼理粮饷。在清代，侍郎与尚书几乎平级，如此一个位高权重的草莽军人，在清顺治八年的盛夏，带着随从斯斯文文地游历了一番云冈。他流连于星罗密布的佛龛佛像间，不禁为气势磅礴的佛陀宝相所折服，油然平生一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愿望，遂为大佛阁题写了一副楹联：佛境佛地乘建佛心成佛像，云山云岭带将云水绕云城。佟养量放下手中的笔，退后几步，反剪双手，仰面凝望着眼前的巨佛，忽然觉得天地之大，却只剩下了佛……
有时候，艺术的教化与感染力，远胜于泛泛的空谈布道。所以说，云冈石窟的石雕是鲜活的，它独特的艺术成就，以及由石雕工艺折射出的佛法精神，影响并助推了中国石窟文化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是厚重儒雅的大同缔造了云冈石窟的唯美，又是唯美的云冈石窟夯实了大同的儒雅厚重。
城市与坐标
有文化的大同人在评价自己的城市时喜欢咬文嚼字，掰着指头罗列许多名词：秦汉名郡，大代南都，北魏京师，辽金西京，明清重镇，中国煤都等等。不错，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垂青并眷顾大同，只是大同人往往忽略另外一个名讳——佛教名城。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并不是大同人，而是一个来自岭南的年轻人，他带着他美丽的娇妻林徽因和几位同仁，在1933年的秋天，风尘仆仆出现在大同车站。
那时候，京师繁华已落幕，一场秋风，一场淫雨，大同宛如一只落汤鸡，狼狈潦倒。这样的景象，令这个一心奔着古都大同、梵刹伽蓝而来的年轻人倍感困惑。他们顶风冒雨由武定门进入城中，泥泞地穿过魁星楼，穿过各式各样的木头牌坊，然后隔着雨幕看到零落的市廛，斜撑雨搭的商店，房顶上状若锥形的烟囱铁帽。当穿越四牌楼时，才知他们所处的位置已是大同的中心了。这一行人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折而向西，拐入清远街，途经钟楼的时候，年轻人特意抬头看了一眼这座十字歇山顶的三层楼阁，饶有兴致地揣摩一阵“天理昭彰”的横匾，觉得题写匾额的“永源公”的掌柜王世荣，也实在是个嫉恶如仇的爽快之人。然后，年轻人听见娇妻林徽因的尖叫了，林徽因看见坐西面东独立于闹市之中的华严寺山门了。
如果把大同城看做是笛卡尔创建的直角坐标系的话，那么华严寺、善化寺、关帝庙、文庙、清真寺、朝阳寺、法华寺，以及鼓楼、普贤阁等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寺院楼阁，还有流传至今的“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个绵绵巷”的古城市格局，就应该是坐标系上的实际坐标点了。它的圆心在四牌楼附近，无数的建筑与街巷构成了不同的玫瑰线、阿基米德螺线，或是圆锥曲线，那些消失掉的朱衣阁、青龙阁、三官阁、赐福阁以浓淡渗透的画法写意在大同古城浸淫着墨香的宣纸上，钩皴点染，相互映衬。
这是大同记忆中的魅力所在。
华严寺是大同古建中无出其右的翘楚。它参照《华严经》的仪轨，通过佛的修行过程，艺术地反映在山门、过殿、观音阁、地藏阁、钟鼓亭、大雄宝殿等物化的建筑模式中，融汇了万行披敷、饰法成人、贯穿常法的经典要义。
1933年的秋天，那个踩着一街泥泞走向华严寺的年轻人在经过山门前殿，登上高台，及至进入大雄宝殿时，终于松了一口气，目光所及，无论缜密的建筑结构，无论精美绝伦的佛塑，无论华彩斐然的壁画，无论蕴藉丰厚的壁藏，还是画科繁多的平棋藻井，莫不令这个前途无量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怦然心动。他从上寺走进下寺，又诚惶诚恐地从山门前的天王殿内经过，蓦然看到薄伽教藏殿矗立在三米高的青砖月台上。那时，梁思成所有的疲惫和顾虑一扫而空，二十级台阶被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了上去。没有香客的古刹，到处流淌着清醇的禅意，宛如窖藏千年的美酒。他夸张地缓缓转动脑袋，深吸一口气，对身边的林徽因说，你也闻闻，这是正宗的佛香呢！
尽管薄伽教藏殿和大雄宝殿香火冷落，尘埃盈寸，但在梁思成心里，隽永于佛殿内在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却无法用俗世的价值取向来衡量，而薄伽教藏殿和大雄宝殿仅是大同古城三千弱水之一瓢饮。
一年后，西谛先生和冰心等人也走进了华严寺。西谛先生眼里的下寺简直是座“古物的金库”，即便几尊菩萨塑像，也美艳不可方物，“那脸部，那眼睛，那耳朵，那双唇，那手指，那赤裸的双足，那婀娜的细腰，几乎无一处不是最美丽的艺术品，最漂亮的范型。那倚立着的姿态，娇媚无比啊，不是和洛夫博物馆的米洛斯的维那斯有些相同么？”……
倒退一年，依旧是那个秋雨如晦的季节，朝气蓬勃的学者梁思成带着他貌美如花的妻子林徽因，匆匆走过大同寂寥的街头。他们身后是几位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每人的肩头都掮着笨重的测绘仪器，他们考察过华严寺后，又去考察善化寺。在短短二十天时间内，先后对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应县佛宫寺木塔和浑源悬空寺等建筑进行了周密细致的测绘与记录，掌握了科学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大同那些久居深山无人识的艺术瑰宝，逐渐被一双妙手，轻轻撩起蒙尘千载的面纱，第一次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崭露在世人眼前。
当大同古城逐渐从北魏平城坊中蜕变出来，经历了天兵一鼓，都城四陷的天灾人祸，城市建筑或嵯峨挺起，或轰然坍塌，起起落落生生不息，直至民国时期仍是中国北方极具活力的商贸聚散地，大小商号将近千余家，广丰茶庄、九章号绸缎铺、德胜荣的珠宝店、德泰钰的百货店……林林总总遍布大同的长街短巷，而最有名的要数清远街上的琵琶老店，还有一家是九楼巷里的临凤阁，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那个被正德皇帝临幸过的酒家女李凤姐……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永恒的是陈陈相因绵绵不尽的信仰与禀赋。居于这座城市的表象建筑物体，往往与佛教的浸染存在着血脉关联。即使是复古之风甚嚣尘上的今天，行走在华严寺、善化寺或法华寺的山门前，行走在香风淡荡的古御河畔的城墙根儿下，行走在人来人往的下寺坡街上，似乎总能聆听到一阵阵梵音唱晚，一声声木鱼敲响，那是发自大同坐标系上的丝弦之音，那是大同人口口相传的一曲民谣。
农历正月初八是民间的“八仙日”。在大同，初八这天人们习惯来华严寺游八仙，烧一炷檀香，行一份古礼，然后在铜八仙前默默祷告一年福寿通泰，百病不染。这一天的华严寺从早到晚，香火炙热，人头攒动。除此而外，大同还有许许多多庙会交织在人们琐碎平常的日子里，比方二月的帝君庙会，三月的曹夫庙会、娘娘庙会，四月的奶奶庙会、鲁班庙会，五月的城隍庙会、关帝庙会，六月的龙王庙会、观音庙会……无论唯心的，唯物的，无论物质的，意识的，无论民俗的，宗教的，在大同都能够交相辉映，水乳交融。你可以抱着很现实的想法来，也可以怀揣对佛的礼敬而来，华严三圣，乃至释家、道家、儒家各不相同的神祗都可以成为大同民间文化的保护神。
八十年前，梁思成为大同的城市构架确立了一个三维的坐标系；八十年后，大同人为梁思成建起一座栖居灵魂的纪念馆。
城市与城墙
城墙从来都是中国传统城市的门脸，城墙的作用不单局限于它的防御性，更多的则是能够直观体现一座城市的泱泱气度和煌煌风范。说起大同的古城墙，大同人并不愿意把目光向纵深处溯源，因为那一段历史被频繁的杀戮涂抹得一片血腥。
如果要为大同城墙树碑立传的话，明朝大将徐达，理应占据一席之地。因为在徐达之前，包括北魏时的拓跋氏家族，都没有尽善尽美地经营好四面城墙，他们所开辟的郭城与宫城是相对独立的，城内居民无非是“织绫锦贩卖，沽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而已，以致于到了明朝，大同虽为京畿屏藩，却没有与城池相匹配的四堵伟岸而固若金汤的城墙。徐达从元军手中接管大同的时候，首先把目光定格在大同低矮残缺的城墙上。
洪武五年，徐达奉命兵出雁门，进军漠北，期间他督率军民在辽、金、元土城的基础上“增筑”大同城墙。
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大同市鼓楼西街的一个羊杂店里听一位老人讲古，他记得大同城墙差不多有四层楼高。1946年8月张宗逊攻打大同城，整整一个多月，天天枪炮声不断。守城的楚春溪对他的部下说，共军打也白打，这城墙比钢板都硬。而比钢板都硬的大同城墙，果真让解放大军拿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副司令楚春溪没一点办法，随着集宁战役失利，解放大同的时间竟被搁置了三年。
城高约14米，宽约16米，东西边长约1.5公里，南北边长1.75公里，周长6.5公里，580多对垛子，62座门楼、角楼和望楼，96座行营窝铺……这是徐达留给大同的一组数据。抽象的数字背后是一场无法用数字度量的浩繁工程，它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乎不能简单用一个“巨大”的词汇来形容。城墙竣工后，四座城门被赋予四个不同称谓：和阳、永泰、清远、武定，由城门延伸城内的四条大街也有了相应的名称。
如果说徐达是大同城墙的千古功臣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姜瓖就一定是大同城墙的罪人了。崇祯十七年，姜瓖为镇朔将军，李闯王攻克太原后，这位见风使舵的姜将军高举降旗，欢天喜地归顺了大顺政权。没隔多久，随着清军入关，姜将军审时度势毅然倒戈，投入满清怀抱。五年后，还是这个姜瓖，出尔反尔，割辫为志，以大同为据点公然向爱新觉罗政权叫板。这一次，姜瓖没有像先前那样走运，在清军的红衣大炮的轮番围攻下，城内“兵民饥饿，死亡殆尽”。数月后，姜瓖被部将割去项上人头。而大同并未因姜瓖的死躲过此劫，统帅清军的平西大将军阿济格下令屠城。“屠为裂剥也，靠杀泄愤，妇孺不免，官吏兵民尽行诛死”，曾经喧声浮动的塞上古都，顷刻间化作一座阴风瑟瑟的鬼城。这个日后将被削爵幽禁赐死的阿济格大将军，并没有因此而罢手，他随后做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隳其城睥睨五尺。也就是说，要将城墙下削五尺。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同城形容猥琐地蜷曲于塞上一隅，一任风吹雨打，悄无声息。
清初有位学者叫顾祖禹。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大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他对大同地理位置的险要有着更加直观的认知，或许他曾亲临过大同凹凸不平的衰颓城头，或许也曾莅临过早被掘地三尺的姜瓖故居，他在嗟叹故人自掘坟墓的时候，一定也为阿济格的鲁莽行事感到不可理喻。
辛亥革命伊始，山西崞县有个农家秀才续西峰，他带领一支农民武装组成的忻代宁公团，在雪后初霁的黄昏占领了大同周长13里的城墙，城内是引车卖浆安居乐业的市民，城外是宣化总兵郭殿邦旗下的六万清军，而城墙上的民军仅有三千余人，装备也难登大雅。大同古城再度笼罩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
那时，公团团长续西峰临时住在西羊市巷的永裕厚钱庄。每天，续西峰与士兵们一同守城，在寒风刺骨的城墙上抵御清军密集的炮火和枪弹。续西峰很惭愧，不管怎么说，到了晚上，他可以回到钱庄去休息，而公团的士兵却只能扼守在滴水成冰的城头与风雪为伍。
“鼓打三更月正中，书生匹马夜巡城。我军不畏临城敌，背靠城墙梦五更”。这是同盟会员贺炳煌追述那一段守城情景的诗句。时隔百年，我们不知道该为公团士兵的乐观主义情怀而深感欣慰，还是为前人在建筑城墙时所付出的那份辛苦与实在深藏敬畏。
那时，清军的炮营就布防在御河对岸的古城村外，铿锵的炮弹却无法洞穿坚固的城墙，加以清军不愿伤及无辜，炮弹的落脚点就很少能辐射进城中。但几乎每一天，清军都攻势如潮，云梯搭上城头，很快被民军抛下来，枪弹撕裂空气的声音加速了每个人的心跳。许多时候，纵贯南北的东城墙，从雉堞到城墙根儿，到处盛开着一朵一朵火药之花，每一朵花都是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腥。花谢的地方会留下一个浅浅的坑；花开得最频繁的时候，连干冷的空气也变得潮热滚烫，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四十余天，直至时局得以根本性改观，续西峰和他的忻代宁公团才全身而退。
大同的城墙作为中国城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沿承甚至湮灭的过程中，往往与历史的更迭存在着某种渊源。
大同与云冈
就像一方砚台与一只墨锭的关系，大同与云冈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云冈石窟是北魏政治需要的衍生物，大同则是北魏政权最主要的活动舞台和载体。
由于物质艺术的穿透力超乎寻常，云冈石窟的知名度似乎远在大同之上，或者人们知道大同的煤炭资源丰富，知道大同是中国三大九龙壁的地主之一，甚至知道大同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南沟万人坑，但并不知道云冈石窟只是大同这棵菩提树上结出的一枚硕果，只是大同这张书桌上的一方錾花玉器。
300多年前，有个才华横溢的皇帝名叫玄烨。他在闲暇之余喜欢临摹历代名家手卷，练就一手好书法，字从董书,兼取各家之长。他对自己的书法造诣颇为自得，时不时要赐诗赐字给朝堂上的大臣。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喜欢出巡，喜欢御驾亲征。正是这位爱好书法喜欢出巡打仗的皇帝，曾两次与大同邂逅。他给云冈石佛寺题写的匾额是“庄严法相”，给清真寺题的是“穆民永乐”，给大同镇总兵官俞益谟题的是“煜耀虎符”……玄烨把对家国与臣民的爱怜凝炼在三尺翰墨间，酣畅淋漓地抒发着一代帝王的誉叹与期许；也正是这个玄烨，用一支笔，熨平了云冈石窟与大同由距离产生的些许皱褶。
帝王如此，圣人呢？2500年前的孔子没有来过大同，但他对大同的含义有过一段精辟的剖析：“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孔子眼里，大同是一个近似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给大同世界的实现划定了一个框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在地地道道的大同人眼里，这样的理想社会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一种行为品格，一种古都儒雅大气的风范和情怀，他们与这样的精神、品格、风范和情怀并不陌生，那是镌刻在大同人骨子里永不堕落的魂魄。
（原载《平城》2024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