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地图

          一 幅 地 图

我家老宅的堂屋里，既没有名人的真迹，也没有山青水秀的风景画，而是一幅两米见方的中国地图悬挂于屋子的正中央。这是一幅有着三十余年“高龄”的地图，遍偿我家烟火，看惯喜乐离愁。

　   三十年前，我从甘肃一个偏远的山沟考取了东北一所军校。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每天跑东跑西为我准备远行用品，向出过远门的乡亲打听东北的风情。一天，父亲乐呵呵地拿着一张大大的地图回到家中。将堂屋正中那幅“招财进宝图”取下，然后，非常细心地把地图挂了上去。母亲对此大惑不解，父亲指着地图说：“这就是咱们国家的‘相片’，这儿是咱们家，顺着这条线一直往上走，这儿就是孩子要去的地方。有了这幅地图，不论孩子走多远，咱们都能‘看’见。”此后的几天，父亲总是在闲下来时，坐在地图前，目光徘徊在家乡与我将要远行的那个城市之间，并不时地用红蓝铅笔在上面标记和计算着什么。临行前，父亲执意要送我到学校。我知道对于五十多岁年纪且患有严重风湿病的父亲来说，这并不是一桩轻松的差事，就坚持不让他送我。于是，父亲把我叫到堂屋，对着地图详细地告诉我怎样乘车，到哪儿换车，路上要吃好睡好等等一大堆旅途注意事项。第二天，在父亲的叮嘱和母亲的泪水中，我乘车踏上了求学的征途。

十七岁的我，第一次远离父母，十几天自由放飞一过，浓浓的思乡情绪开始伴随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父亲半月一封的家书便成了治疗我“乡思病”的良方。寒假到了，几位同学相邀先去哈尔滨看冰灯，再到北京游故宫。我却早已按捺不住似箭的归心，匆匆收拾行装，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母亲每天忙前忙后地为我补充营养，父亲总是满眼含笑地注视着我肩头的“红牌牌”（军校学员肩章）。在堂屋的地图前，我看到我上学的那个城市被一个大大的圆圈圈了起来。这个大大的圆圈“圈”住了离家的游子，饱含着父亲的深情，泪水不知不觉间充盈了我的眼眶。

军校毕业后，我来到了祖国的西部边疆，成了一名光荣的边防军人。于是，那幅地图上，在东北的城市、我的家乡和我所在的边境小县之间又多了一道浓浓的长长的红线，又一个红色的圆圈将我“圈”住。以后我工作、进修地点不断变迁，地图上的圈圈、点点、线条也不断增加，这些标记留下了我的从军印迹，也被父亲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后来，家中老宅翻修，姐姐拿了一幅“八骏图”要挂在堂屋，父亲却说：“咱又不是艺术家，挂上也欣赏不来。”然后轻轻地掸了掸地图上的灰尘，重新挂在了墙上。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年，我也步入知命之年，老宅中的用品早已完成换代，母亲却执意让那幅地图安居堂屋不肯取下。地图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画了满了长长的线、圆圆的圈，还有母亲用胶水胶带仔细修补的道道痕迹。那一个个圆圆的圈，饱含着父母的深情，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离家的游子。那一条条长线正如父母慈爱的目光，诉说着对子女的无尽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