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农具

在我们村，父亲的农具是最多的。

父亲的农具，在村子里是最好使的。他懂木工，就把锄把、镰把、铁锹把等，打磨得最适合人的手去攥握，不长不短，不粗不细。父亲深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冬闲季节，或者平时的雨日，父亲就坐下来收拾他的农具。农具成了父亲的亲密战友，他们共同承担着二十四节气的阴晴悲欢。

父亲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耕田耙地，撒种割刀，挑担扬场……所有的农活，都难不倒父亲。无论哪一件农具，在父亲手里，都是一件艺术品。庄稼地里，父亲的一把锄头，行走在庄稼棵里，草被除了，庄稼站立在原地；打麦场上，父亲的一把木锨，在风中轻轻扬起，瘪谷清除了，饱满籽粒留在场上；水利工地，父亲的一柄大锹，在泥土间游走，装满一担担泥土，河道慢慢形成……父亲把自己的快乐传递给农具，农具再把快乐传递给大地。

每一件农具，都是父亲的心爱之物。每一次农具用完之后，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一件件放在干燥处，或挂在墙上。

阴雨天里，我们家是最热闹的。邻居们常常拿着坏了的锨把、锄柄、断了腿的板凳，来请我父亲帮忙整修。在一杯杯热茶里，在一袋袋水烟中，损坏了的农具修好了，说笑声盈满了屋子，穿过窗棂，飘到场院外。

晚年的父亲使不动那些农具以后，他对它们仍然很上心，把它们保存得好好的，排列得整整齐齐，而且要时常拿出来擦拭一番，检阅一番。

父亲去世以后，他留下的农具因无人维护，渐渐锈蚀了，腐烂了，孩子们让我把它们扔了，但我一直没有舍得。我要留着父亲的这些农具，甚至想建一个父亲的农具展馆，将它们陈列起来，我要把父亲农具的前世今生讲给儿子，讲给孙女们听，即使他们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但那一代人的记忆，是永远无法抹掉的。

大锹

父亲的一生参与了许多水利工程，父亲一辈人做水利工程的时候全靠人工，挑河挖沟，必然跟大锹打交道。

大锹的形状是上窄下宽，锹头长2尺左右，而它阔大的口面就达7寸，锹口带一点弧形。大锹的柄是木质的，木柄只有一尺来长，锹柄的顶端装有一个小拐子，俗称锹把儿。大锹的锹头与木柄的结合部称“锹库”，大锹头跟木柄组装的时候锹库里必须加塞木块，那个锹库便成了人们挖土踩脚助力的地方，下锹时，手脚合力，入土效率更高。

当年，一根扁担，一副泥络子，一把大锹，外加一柄钉钯，就是人们参加水利工程的全部家当。畚箕是不适合大锹的。大锹挖出的土块方方正正，很大的一块，往畚箕里一放，畚箕口经不起压，不几下就扁了。泥络子不存在这个问题，泥络子干脆就没有上口，一根树枝弯成的环，里面用绳子绷一张网就成了，土块根本伤不到它。于是，泥络子成了大锹的绝配。

父亲的大锹柄是用一棵小桑树制成的，时间长了，经父亲的手一次次反复打磨，桑木柄成了枣红色，变得光滑圆润，也成为我家的一件经典器具，常常被单独存放一处。父亲在摆放大锹的时候都要求将锹口朝上，免得生锈或碰撞。

父亲是挖大锹的好手，我在河工工地上看过父亲用大锹挖泥。父亲先在地面上开出一条沟，然后，沿沟的一侧挖一锹，再在后面挖一锹，一块大垡就形成了，这时，父亲的两只手一上一下，握牢锹柄，一撬一推一送，土块就顺利进了泥络子。父亲挖出的每一块泥垡总在50斤以上，一担土四块垡，也就是200多斤了。当年，父亲也曾想把大锹挖泥的技艺传授给我，让我成为一个挑泥挖沟的传人。而我挖锹的时候，总是挖不成垡，挖出的泥块不是向这边一滚，就是往那边一滑，或者中间断了腰，或者顶部掉了头，弄得土不成垡。父亲见状直是摇头，感叹道：“你呀，真担心你将来拿什么去吃饭！”在父亲心里，使不好大锹就很难有饭吃。

大锹最出彩莫过于开河坝，而父亲就常常担任开河坝的角色。

大河开坝可不是一件小事。当年开挖一条像样的河，都要举全县之力，从开工到形成，多的要几个月，开坝的日子相当于工程完工，要举行一场隆重的开坝典礼。我家西边的红星河，开挖于1966年，那一年我10岁。开坝那天，我跟在人后面去看热闹。只见开坝的地方一河两岸都是看热闹的人。我看到父亲和十几个开坝手站在坝上，他们一改往日猥琐的样子，就像战场上的将士，一个个威风凛凛。当开坝的号令响起，大锹便在开坝手的手中翻飞，泥土随着大锹飞落。一边是新开挖的河床，一边是老河道，大坝两边的水位落差达5-6米，老河道的水凭着落差随坝口顺势而下，一时间水势汹涌，白浪滔天，老远就能听到轰隆隆的巨响。大坝的豁口在开坝人的大锹下不断撕开，直到连同坝根都被激流冲走……两岸的观者无不为之惊叹，有人曾为此吟出诗句：“一痕初见海门生，顷刻长驱作怒涛”。

开坝时开坝手是很危险的。当坝口一撕开，坝外的水便一下子涌了进来，开坝手脚下泥土是松动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随着塌下去的泥土被大水冲走。同时，开坝手又责任重大，他们必须将大坝上的泥土趁着大水全部挖开冲走，连坝根都要清除掉。因此，开坝手必是由千里挑一有经验的大锹手来承担。开坝时，他们站在坝心，从中间向两岸挖。这时，只见雪亮的锹口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豁口在他们的大锹下越撕越大，越撕越大，直到水流减慢，逐渐平缓……

晚年的父亲时常以年轻时担任开坝手而自豪，也常为自己是大锹手自豪。

父亲使用过多少把大锹已经无法考证，但父亲上河工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每年上河工，父亲的行装就是一副泥络子和一把大锹，就像文人的一支笔和一只砚台。父亲说：写字人要有一支好笔，挖泥人要有一把好锹。

父亲的大锹，随父亲走南闯北，开过许多条河坝，修过多少次海堤，挖过无数块土垡，成了父亲劳动的臂膀。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不再有人力水利工程了，大锹便失去了往日风光。父亲曾试图将他的大锹转用于开挖农田排水沟，却行不通。因为，种田人对土地的珍惜到了吝啬的地步，他们舍不得把排水沟开得太宽，用大锹挖出来的排水沟又宽又大，肯定不符合标准。父亲不得不买了一把小型铁锹——塘桥锹，父亲却用不惯这种小锹，再无法像使用大锹那样得心应手。

父亲的那把大锹，因为没有水利工程而被束之高阁。起初，父亲还时常拿出来擦拭，保持着亮度，随着父亲的老去，大锹渐渐锈迹斑斑。后来，堂哥因为常常帮人家办丧事出力，想起我父亲的那把好大锹，便借去使用。从此，父亲的大锹成了堂哥专门用于打坑埋人的工具。父亲逝世的时候，堂哥也用我父亲的那把大锹掩埋了我的父亲。

大锹似乎是上苍派来专门与父亲那一代人相伴的，他们来时大锹来，他们老去大锹去。后来，堂哥因病不再从事那种“职业”，自此，父亲的大锹便再无用武之地。

稻床

稻床不只用于掼稻谷，更多的时候用于掼小麦。

父亲使用过的稻床可能是用的时间久了，稻床的边框呈暗红色。父亲的稻床是正方形的，桑木边框，稻床面是以竹竿做成的荆条。

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到收稻收麦时节，我家的场院中央便支起稻床来，父亲站在稻床前掼稻或者掼麦。我看到，父亲将一捆人物举过头顶，使劲朝稻床掼去，谷穗撞击在稻床的荆条上，谷粒便摔落下来。我学会走路以后，就照着父亲的样子学掼稻，我攥起一小把或者几根稻子，使劲朝稻床摔去。父亲被我滑稽的动作逗得呵呵地笑：“好了，好了，我儿子会掼稻了。”我也得意地咯咯笑。

记得有一年掼麦，那是个大热天，我看到父亲又是一个人站在稻床前，便走上前去“帮忙，那时我五六岁光景。父亲掼一下，我也掼下，当然，父亲掼的是一小捆，我手里却只是一小撮。不多一会儿，我的脸上已经满是汗水了，父亲停下来，替我擦去脸上的汗，顺便用手指刮一下我的鼻子，笑我是个“细花脸儿”，我也伸手摸摸父亲粗糙胡子拉碴的脸说：“你是个‘大花脸儿’”，呵呵，呵呵，父亲笑得更开心了。

“掼稻”比掼麦子略好一些，掼稻时处秋天，天气已经不是很热，而且掼稻不太赶季节。掼麦子不同，掼麦子的季节要赶着插秧，要忙着种棉花、种玉米等等，而且，掼麦子正值炎热的盛夏，热得人很难受，而麦子的麦芒会朝掼麦人的脖子里袖管里钻，刺得人浑身刺辣辣的。还有，新割的麦秸秆茬口，锋利如刀，戳在掼麦人的脸上手上脖子上，一场麦子掼下来，掼麦人的手和脸上必是伤痕累累。

旧时，没有劳力的人家，为了赶农时，不得不把孩子们赶来掼稻掼麦。“噼噼啪，噼噼啪，童养媳妇来掼麦；惯得快，婆婆夸；掼得慢，婆婆骂；当心回家吃糍粑。”当年乡间流传着这样的“掼麦”童谣，童谣中的“吃糍粑”可不是一件好事，就是要挨巴掌。

收场的时候，父亲把稻床搬到场边上，我倚坐在稻床上捧着水杯喝水，看父亲母亲收拾场上的麦子，谈说着今年的收成，谈说我该上学之类的话。这时，太阳的余晖把场边的树木抹成一片金黄色，把麦堆和父亲母亲也涂抹成金黄色。这是稻床留给我最温馨的记忆。

父亲年年都要吃掼麦子的苦。母亲身体不好的那几年，父亲得自己下地割麦子，割好了，自己挑上场，再自己掼。浸染在稻床上的不仅是父亲的汗水，应该是父亲的心血。从父亲掼麦子的事情上，我理解了养家糊口的不易。

在参加工作以后，每到收获季节，我还会回家陪老父亲在稻床上“玩”几天，因此，我对父亲的稻床是很有感情的。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已经年近古稀，掼麦子的手臂已经举不过头顶，只得将打麦场让给了收割机。

结束了使命的老稻床被我扔在家里的小库房里，老父亲看到后，又把它拣出来挂在墙上。依着父亲，他是要把稻床当作一件传家宝予以传承的，他时常要把稻床上发生的事拿出来叙说一番。后来，我曾写过一段关于稻床的顺口溜：

“稻床虽然也叫床，

却从没有人睡在床上，

遇上它必是汗流浃背，

历练它才会有米饭的香。”

扁担

我父亲有一根好扁担。

父亲的扁担是洋槐木的。一直不知道洋槐是什么树，后经考证，原来是凤凰木。父亲说，这种树木材质细腻，制成的扁担身子轻，挑担的时候，应肩、应脚，担子重的时候晃，担子不重的时候也晃，这是它的最大优点。当然，父亲的洋槐扁担也有缺陷，就是它属于小扁担，只适合挑泥挑粪之类，不适合挑麦子和稻谷那些体积大的东西，因为挑这些东西的扁担需要长一些。因为父亲的扁担好挑，应肩，应脚步，便成了村里的“大众情人”，常常是人歇扁担不歇，父亲不用的时候，别人就拿去用，一来二去，不知被谁拿去挑了过重的担子，扁担中间断裂了一道纹。大伙都很为此可惜，父亲更是心疼不已，没有办法，父亲只好找来一块杨木，刨光后箍在扁担上，这就成了“疤子扁担”，疤子扁担挑担还可以，只是自重比以前大，也失去了扁担应有的美感。

父亲的疤子扁担随我参加过水利工程。我上河工的时候，已是人工挑河的晚期，只剩下一些小型水利工程。那一次，我跟父亲合挑一个地段，这意味着我担得少，父亲就必须多挑。

那一年，我十八岁。

初次接触扁担，觉得新鲜，浑身是劲，当然其中也有对无书可读的憋屈的抗争，拿自己的身体出气。工程开初是挑上层土，尽管运距比较远，却是一路平地。第一天晚上，父亲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父亲告诫我要悠着点，“肩三脚四”呢。意思是说，挑担对人的考验在第三天第四天上，肩膀三天，腿脚四天。果然，几天下来，先是肩头疼得厉害，后是脚底磨起了泡，一碰就疼，两腿沉重得老是想往下坐。而这时候，土层往下去了，一担泥上肩，首先要从河坡向上登数级台阶，爬坡时，重担压在肩上，两腿一步一蹬，已是艰难，待到了平地，两条腿更是只能往前“拖”，加上脚上的血泡一沾地就钻心的疼痛，始觉挑担人的苦。好在父亲把他的洋槐扁担让给我，减轻了我的痛苦，让我坚持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水利工程。

农人对一条扁担的要求，大抵要刚柔相济、软硬兼备。好的扁担就是一位出色的舞伴，农人在挑担时，通过对所担物体的重量，引得扁担一起一伏的颤动，带动其腰、胯、臀的扭动，完成双脚前移的步伐节奏。物体虽然压迫着负重者的双肩，却能保证其步履稳健而又轻松。其次是扁担的宽窄要适中，不过重又不硌肩便是扁担的最高标准。父亲的洋槐扁担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

晚年的父亲，腰背有点驼，我知道肯定与挑担有关。挑担是乡下人的一种姿势，扁担弯了，是被挑担人硬生生地扛弯的，挑担人的后背弯了，是被扁担无情地压弯的；扁担与挑担人之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情纠葛。父亲那一代人自立于乡村，凭的就是肩上的扁担和被扁担磨出一层厚茧的两个肩膀。

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之所以能够吃苦耐劳，能够与人不争，能够成为优秀，我时常想，这或许与当年的挑河有关，与父亲的扁担有关，从这个角度看，父亲的扁担倒不失为我人生的一位老师。

镰刀

父亲说，乡下的孩子，可以读不好书，不可以使不好镰刀。

父亲教会我使用镰刀，也是将生存的本领教给我。记得父亲教我割刀时所讲的要领：分开双腿，弯下腰身，撅起屁股，右手握紧镰刀，左手拢住麦子，镰刀随之插进麦棵，钩住麦子，贴近麦子的根，铆足了力气猛地向后一拉，嚓——，这时，心要沉到麦子上，劲要沉到镰刀上，嚓——，嚓——，一刀连着一刀……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收麦已经贯穿于我的整个暑假。那些天，我跟随父亲整天沉浸在麦田里。

父亲割刀的速度很快，而且耐力大，往往是父亲割两行，跟我割一行一起前进。一行割到地头，我坐下来歇一会，父亲不歇，他又走向第二行，并且将我的那一行一起割向前去。我被父亲的汗水和呼哧呼哧的气息所感动，便不得不挥着镰刀跟上去……

镰刀给我们带来收获，镰刀有时也会对主人造成伤害。那次，我正跟父亲一起割麦子，刚割一会，父亲手里的镰刀被地里的一个砖块一蹦，锋利的刀尖刺进了父亲的左脚踝，血流不止，当我惊叫起来的时候，父亲却摆摆手，“没事没事”，父亲说着，丢下镰刀，从地上抓起一撮土捂在伤口上，自言自语地说：“狗日的，你馋了吗？也要来咬我一口！”随后，父亲用一块布片粗粗地包了包伤口，把镰刀尖重重地在泥土里戳了几下，刀锋上面的血迹便被泥土擦得干干净净。父亲重新拿起镰刀，往手心里啐一口唾沫，弯下身子又割起麦子来，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在地上戳镰刀。父亲说，人是大地上的生物，这是向大地投诉，请它来教训镰刀，以后不能再伤人。

其实，镰刀也跟我的父亲一样，一生都在与大地较劲，与大地上的植物较劲，父亲的镰刀不仅用于割麦子，还割稻子、大豆、油菜、玉米、青草……每个季节，镰刀都要辛苦一场，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

终于，随着农耕的文明进步，镰刀被挂在墙头上，再无人问津。

轰隆隆的收割机在满眼金黄的麦田里耀武扬威。以割刀技艺为荣的父亲，坐在地头上，呆呆地看着机器作业的场面。回家以后，父亲将墙头上的镰刀取下来，拿在手上试试刃口，镰刀的刃口曾经吞下过多少岁月啊。父亲无声地将镰刀重新挂在墙上，他用浑浊的眼睛望向地头，那里的麦收现场，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围着大机器晃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