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兰

我和兰

作者：阿山

认识兰时，我十九岁，刚师范毕业不久，在新贺公社中心小学教书。一天中午，接到兴隆区（那时县下面还设有区的建制）教育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县教育局通知，要我暑假到县城去参加一个什么文学社的成立大会。我当时很是诧异，教育局，在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心中，那是一个很遥远、很神秘、其权力大无边的单位，不是我等教师可以仰视的。我完全不相信这个消息。但转念一想，那时文学很火，诗更火，一个出了点名的作家、诗人，比今天的歌星、影星还火。我当时爱好文学，这是唯一与他电话里说的文学社有点关联的？为了尽快弄清这事，第二天放学后，我就步行三十多公里路来到兴隆区教育办公室，很顺利的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的老师，是一个中年男子，在教育办公室当会计。他说是县教育局办公室一位姓王的女孩打来的电话，具体什么情况他也不太清楚。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手摇式电话，摇通了教育局，请人叫来了那个姓王的女孩，只简单说了一句我本人来了，然后就把电话递到我手上。我又紧张又激动，电话里不断传来的是一个陌生女子热情洋溢的声音，我只是被动的答着话。电话讲完，我只模糊的记得，她说的是要在这个暑假成立一个文学社，邀请我参加，要我早作安排。她最后还特的补充一句，这事与教育局没关系。没关系我就踏实了，不然我会惶惶不知所安。那个年代，文学社象雨后春笋般，到处都是。县城里几个年轻人要成立文学社，这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我算是弄明白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兰的交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暑假到了，我家乡却连续下暴雨，去县城的公路却因山体滑坡被阻断。为了不失约，我用了两天时间，步行一百多公里，到了县城对面长江边，长江也因涨洪水，渡船停渡。我是冒了生命危险乘坐偷渡的小木筏过江的。夕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到了教育局大门口，顾不得满身的风尘与疲惫，也管不得山里娃的土气，稍作犹豫，便进了去，询问到兰的办公室，再一次稍作犹豫，还是敲响了门。

“请进！”声音清脆、响亮，不像电话里听到的那份温柔。我推开门，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孩兀的出现在眼前，我一刹时僵立着，肯定是狼狈而又有些惊慌的闪在她的眼前。彼此的心都经历了几秒的慌乱后镇定下来，我先开口自报姓名。听得名字，她的心一定又一次向上提了一下，两手抚着胸：啊！这么快就见到你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兰，圆脸，承着窗外的一束斜阳，脸色白里透红，闪烁着强烈的青春的气息。接下来，让坐，倒茶，开始激情荡漾的给我讲文学社的筹备情况，目光里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第一次见了兰，她的激情与奔放，自信与刚毅，让我真正看到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蓬勃生长的青春，为理想，为未来燃烧的生命！这种燃烧是有时代土壤的，那是文学的时代，是诗的时代，之后的几十年，这片土地上再也难见这种青春与生命为文学、为理想而燃烧的盛况。

在那一片土地上，年轻的我也同样在燃烧，为文学，为诗歌，尽情的飞洒着生命的激情。但在兰以及她的那些文朋诗友的眼里，我是很另类的一种燃烧。在没见面之前，他们从我师范的语文老师那里知道我也是一个喜欢文学的青年，老师向他们推荐了我的一首小诗，这首小诗也是我后来第一次发表的诗。他们从这首小诗认识我，在那个属于诗的时代，如果你是一个著名的诗人，相当于时代的巨星，走到哪儿都是万人簇拥。占那时代的光，我一首被老师推荐的小诗足以在他们心中掀起波澜。参加兰组织的文学社成立大会，是这些城里的文学青年第一次见我，会完时，纷纷要我亲笔把这首小诗写给他们，由此可见这首小诗让他们认识了一个怎样的我。说是另类，却因实际见到的我，与他们的想象完全的不同。我自己也感到与他们是完全的两样的人。我从小在农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长大，温饱都没解决，无从谈起接受良好的教育，记得那时，我穿的衣服从未超过十元的价格，我一两个月不洗澡，不理发，十天半月不换一次衣服，还常常刻意把自己装扮成流浪诗人，甚至想做一个反传统的嬉皮士。他们后来一直能接受我，大约是那个时代出了个崔健，一首《一无所有》红遍大江南北，我也类似歌声中那个一无所有的主角。

这样形象的我，落在他们的华丽之中，骨子里自卑，面子上自傲。第一次开会发言，所有人都瞠目，感到了我的另类。我自己灵魂里，如一野兽不小心跑进了繁华大街，慌乱中想逃避，找了文学和诗作伪装开逃，便噼哩啪啦说这文学社只是形式，只是虚名，浪费时间，没意义，不如埋头多读多看多写，有了实力，自然会成名，写不出优秀的作品，什么社都只是一个空架子。我一副清高孤傲的面孔，直接给他们浇了冷水。其实，是我想逃离，自己在他们中间感到自卑、畏缩，无法放开自己的内心。

兰对我的内心有所察觉。第一次见面之后，兰对我显出特别的关心。临走，兰送我几本刚买回的名家诗集，看得出是专为我买的；后来又给我写信，又寄了书来。很委婉的劝我继续留在她的文学社。我呢，在给她的信中继续说文学社的不是，其实仍是逃避，不单是我这乡下穷小子误入他们城里的繁华胜景，就我去城里参加一次他们的活动，往返至少三天时间不说，吃住行得用去我半月的工资，这是我不便说出的。这点。兰或许永远不知道，她的那些朋友也不会知道，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一个乡下教师的生存窘况。

我的信引起兰的不满，她终于生气的说：要走的让他走吧！我共参加了三次他们的活动，就再也没参加了，只是后来他们创办了刊物，找我约稿，我寄了几次稿，如此而已。但让我感激的是，我退出后，兰仍继续的关心我，给我写信，给我寄书，让我那孤寂的灵魂感动，甚至生出许多神化故事般的幻想，相信牛郎真会遇到织女，相信穷书生的邯郸梦也会成真。现在想来，古时那些穷书生编的那些黄粱美梦的故事，无非是自欺欺人的自慰罢了，我也无非是一个落魄书生做着同样的梦。那时，我特喜欢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便也用日记体裁抒发自己的黄粱梦。那时，无知便无畏，竟将写的这维特式的日记寄给兰。

后来，兰身边的朋友开始告诫她，要她离我远点，估计他们认为我就是一个很愚昧很无知的小人，继续和我交往，会伤害到兰的名声，会把她的热情她的关心误解成黄粱美梦。我自我反思，自己在极其封闭的农村长大，从小没接受到良好教育，导致人格缺陷，才会犯如此的错。兰托人通过我师范的语文老师转告，要我检点自己的行为，老师语重心长的给我讲了很多很多。我自尊心受了伤害，心隐隐作痛，面对老师感到无地自容。我默默地吞噬着自己的苦果，也在反思自己扭曲的灵魂。但从此，兰不再理我了，偶有相逢，也避路而行，彼此不再交言。

现在想来，我的确是伤害了兰。前不久，一同事给我讲了发生在他朋友圈里的一件事，说他朋友圈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单身老头，人非常土气，样貌也丑，然而，这老头却单加了圈里一年轻美女，开口就说要找她相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撩妹。没想这美女见过这老头，气得破口大骂，她感到奇耻大辱，说难道自己就这么不值价，一时气得都不想活了。我不知当时兰于我，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耻辱感，只是没有那么强烈罢了。在我后来的情场经历，仍有类似这种对美女的伤害。那时代，让我拿自己那点可怜的文才，去做黄粱般的春梦，专想吃天鹅肉。时过境迁，与我有雪泥鸿爪的美女擦肩之后，并未成宿敌，大约也是那时代让她们认可我的那一丝光亮吧！应该不会有那五十多岁的糟老头把美女的芳心伤得那么惨烈。彼此掠过之后，我之后的生命若更为光亮，或许多少能替她们雪耻。这也是我后来努力的动因之一。

世事变迁，后来兰创办的那文学社也不了了之，大家都与时偕行，奔忙在各自的人生路上。我依旧在那偏僻的新贺小学当老师，别无选择的依旧做着文学梦。一日，新贺公社一位干部从县城开会回来，给我带回一个消息，说兰和他一起开会，听说他来自新贺公社，便打听起我的情况。看来，兰还惦记着我，应该是原谅了我，依旧对我的命运充满同情与关心。后来，我多次写信给兰，解说自己当初的幼稚无知。兰倒是很坦然的反问我：你不觉得那正是最真实的最纯净的最透明的青春吗？那是人生值得珍惜的美好情感啊！你应该为自己当年的勇气而自豪啊！但无论怎样，直到今天，我都为自己当初的无知感到羞愧。如果再相见，我真想对兰说，作为一个农村极度贫困家庭长大的我，成长的代价太大了。如果能重回相逢的起点，我会让你看到我那首小诗所描绘出的真实的自己：我是春日浓荫中拿着弹弓射鸟的顽童/我是秋日田野上赤着脚拾麦穗的姑娘/我射走了许多童年的梦幻/我也拾起了许多失落的希望。

我调到兰原来上班的教育局工作时，正好是我和兰相识十年的时候。是时，兰早已离开本县，到大都市去工作了。我在教育局从事文秘工作，刚来不久就在一次会上，认识了兰的母亲——一位县城某小学的校长。攀谈起来，她母亲知道我和她女儿十年前就相识，是文朋诗友，便很热情的约我到她学校去，请我帮她拟写学校工作计划。听说我爱人还在乡下教书，便主动说接受我爱人到她学校来工作。从兰母亲那里我了解到兰的近况：换了岗位，有了孩子，偶尔还在做文学梦。此后，我主动给兰写信，兰也回信聊她的工作生活。兰有时回家，也到教育局来看我。兰的母亲是劳模，是优秀校长，我和兰一起合写了一篇关于兰母亲的人物通讯。兰母亲成了我们共同崇拜的对象。

又十年，我离开了县城，调到重庆工作。一次兰来重庆开会，打来电话，相约见一面。兰住在临江的宾馆，站在房间的窗前，就能看到江水。兰从手机里翻出她爱人的照片、她孩子的照片，向我讲述着她家的故事；我也从手机里找出我爱人和孩子的照片给她看。这次我们聊了彼此的近况，更多的是聊彼此的过往，再回头望着彼此已不再年轻的容颜，静默无声。望向窗外，江水波澜不惊，无语东流。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至此搁笔，抬眼窗外，桃花开了，春天依时序准时来了，我似乎还在冬眠。再醒来时，是否还是那个射鸟的顽童？兰呢，还是那个拾麦穗的姑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