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西南联大

“醒醒，醒醒，先生一直在看你......”迷迷糊糊中，有一双手在不停拍打着我。

我睁开双眼，又看到了那熟悉的马口铁屋顶，还是一如既往的整齐美观。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下大雨，响声比炒豆子声还要大个几分。

此时的我，身上穿着联大女学生的制服，一件浅色的布旗袍，外罩是一件毛线织的短外衣。当然，因为各人的经济条件不同，极少数人会着毛料外套。而在冬天，穿毛大衣的女学生不在少数正在上逻辑课，适逢外面下大雨，讲课的金岳霖老先生的嗓门没有雨声大，只好暂停作罢。而我上课打瞌睡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下课了，我们一行人要出发去食堂进餐。

此时的昆明市区本就不大，没有公共汽车，倒是有不少黄包车，那使给比较富裕的老爷和太太们坐的，尤其是一些富家太太，他们平时不大出门，一出门，往往要坐黄包车。昆明也有自行车，我们云南人也将之称作脚踏车。脚踏车数量很少，那只是给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骑玩的，并不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而如果想要到郊区的名胜古迹去，则有马车，一车坐五六个人，至多的话，七八个人。还有一种代步工具是马，一个马夫赶上一匹马，一般都去大西门外，也就是朝向郊区的方向招揽生意。我们联大的同学就有钟爱这一玩意儿的。我们走在路上，就看到“顾客骑在马上，马夫在后面跟着，马跑他也得跟着跑”这一幅景象，稍微有点儿人权主义思想的，看着都会觉得不舒服，但马夫不说什么，我们也不好发表意见，于是只匆匆看了一眼便疾步往前走去。

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平时爱拔腿就走，从不考虑远近。譬如现在，我们就是一路走到了联大的食堂门口。实际上，同联大有关的地方都很近，最远也就是拓东路的工学院，从新校舍走过去，要横跨市中心，但对我们这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来说，似乎也不远。

来到了食堂门口，进去之后，你以为会有很多椅子等着你“光顾”，实际上，食堂从来没有椅子，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也从没想过要坐下来吃饭，大家站着，挟菜抢饭也较为方便。从我接触的其他同学来看，比较富裕的同学，每天早晨会在校门口饮食摊上吃早点，有面条，油炸糍粑，烧饵块，还有用猪油煎的鸡蛋饼等等，可惜我没有天天吃早点的财力，于是只能挤食堂。

吃完饭，稍作休息过后，我来到了联大图书馆。联大图书馆是全校唯一修建的砖木结构建筑，屋顶还盖了瓦，只可容纳800人左右阅读，但联大的文，法商，理以及师范这四个学院，大约1000学生都得共用这一个图书馆，人多位少，座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只能靠抢。图书馆每天7点开门，同学们6点多便去门口挤着。等到7点钟，图书馆开门了，同学们便蜂拥而入，用椅垫，笔记本，甚至是一本书，其中包括我，为自己的好朋友占座，而另外的男同学，则是为心仪的女生占座。抢完座位，还要抢参考书，人多书少，非得趁早抢借不可。

可像这样平淡的日子，就在1937年戛然而止......

1937年7月7日，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

这一天，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七七事变”。

从这一天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北京和天津陷落。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命南迁，决定先暂时驻扎于衡山湘水的长沙，而由于长沙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我们文学院的学生则来到了南岳衡山的圣经学院，做个“修道者”。我记得，当时清华学生穿的是西装，北大学生穿的是大褂，南开学生穿的是夹克。记得当时清华的查良铮，也就是后来的穆旦先生，脸上总是带着温文尔雅的笑容和浅浅的酒窝，但我们总觉得，他的眼睛里隐藏着一团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焰，那是对侵略者肆意侵犯国土的怒火。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忧心如焚，浓厚的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许多在国外求学的学者，在听说了七七事变发生后，放下手头的学术研究，纷纷回国，立志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当时正在剑桥大学访问的华罗庚先生，已经引起了世界数学界的关注。华罗庚先生认为，这时的中国缺乏的不是一流的将军和士兵，而是科学，救国必须靠科学。他下定决心要与全国同胞共患难，不顾老师和朋友们的挽留，于1938年毅然回到了祖国。

黄子卿教授战前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研究，当时学院负责人挽留他，并对他说：“你的祖国正像一只破船一样在风中飘摇，哪里会有美国这样好的研究条件？”而黄子卿这样回答道：“我愿与我的祖国一同受苦！”然后毅然回国。

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內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句话生动体现出了联大自由民主的精神，这也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涵。

就这样，我们全校上下，在长期的仿佛永无止境的战争中，受尽苦难，一个晚上，守岗人员传来消息说，今晚会有土匪进山。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们胆战心惊，顿觉空气中弥漫着恐怖阴森的气息。我们就这样在不安中度过了一个夜晚，但我们等了一个晚上，没有任何人来。

贫困笼罩着一切，营养的不良，衣衫的褴褛，书籍仪器研究工具以及居室都笼罩着一股困难，缺乏，憔悴，衰颓，死亡的苦闷气氛......这种种人间的不幸，不断地打击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联大地师生们依旧坚贞不屈，继续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工作——真理的追求。

战争即使给我们带来了不安，但也密切了联大师生之间的关系。1938年10月，为避空袭，联大有家眷的教授们大多迁居昆明郊外。华罗庚一家因为贫困和行动缓慢而无处落身，这时闻一多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邀请华罗庚先生同住。狭小的房子内，闻家8口和华家6口隔帘而居，共度难关。即使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联大师生之间也保持着团结亲密的关系。滕岱孙就说过：“老师与学生亲密一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大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段话，深深的刻在了我心上。

突然，面前的一切变得很快很快，我看到了费孝通先生摆茶摊卖碗茶，沈从文先生卖文，联大怪人朱自清拒乞丐，闻一多和华罗庚“同居”，吴大猷夫妇相濡以沫，梅贻琦夫人的“定胜糕”，沈从文的气度修养，吴宓的雍容大度，冯友兰的平和宽容，游国恩的蕙蘅洲渚念三闾，哲学系的杰出抒情诗人冯至先生......

这些先生教授们在那个特殊时期，深厚的家国情怀，团结自由，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无一不在深深的感染着我，让我心潮澎湃，让我为之向往，为之敬佩。

“醒醒，醒醒......我们要回宿舍啦”。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眼前已经不是马头铁的屋顶，而是现代式的水泥屋顶。

原来，我在自习室里睡着了。刚刚的一切只是一场梦，梦回联大。

现在，我终于明白“刚毅坚卓”这四个字背后，蕴含着的是抗战时期，属于西南联大师生那令人敬佩的精神风貌，就是这样的精神，陪伴无数联大学子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困难，最终走向光明。

梦回西南联大史，重走西南联大路，联大，你像一颗流星，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属于你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