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就喜欢看小人书,那时候叫看娃娃书,如《智取威虎山》《白蛇传》《岳飞传》《鸡毛信》《小兵张嘎》等,这些小人书携带方便,故事精彩,特别是岳飞和张嘎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就养成了看纸质书的习惯。后来,只要家里有旧报纸、旧书籍,我都要拿来如饥似渴地阅读。
在七岁那年的霉雨季节,我在外婆家的旧樟木箱底,翻到了半本残破的《安徒生童话》,那是舅舅小时候看过的。那书的绿色封皮上洇着水痕,内页里有潮气浸润的波浪纹,像被泪水浸泡过的人生。我蹲在阁楼的天窗下,指尖抚过凹凸的铅字,忽然有细小的铅屑沾在了指纹里,仿佛触摸到了故事的血肉和骨髓。母亲说,那本书是抄家时幸存的一个老物件,缺页处还留着外祖父手抄的补页,蓝黑墨水在泛黄的纸上洇成了忧伤的云。
从此,我迷上了这种带有体温的阅读。放学的路上,我总要把新发的课本贴在脸上,油墨的芬芳混着纸张的草木气,是城市里难得遇见的山野呼吸。当时物资匮乏,父亲用牛皮纸包书皮的技艺堪称一个绝活,他将报纸裁成等宽长条,在书脊处折出精确的棱角,最后用粗线缝缀。我常趴在工作台边看他运针,针脚在纸页间穿行,恰如空中的雁阵,他好像把知识的重量缝进了光阴的经纬。
在我读初二的那年冬天,我在图书馆老旧的木桌上认识了苏东坡。借书证是油印的糙纸,每次盖章都会留下深浅不一的红圈,像一枚枚朱砂痣。管理员是一位独臂老人,他总用残余的右臂夹着鸡毛掸子清扫着书架。有一次,我借的《宋词选注》被雨水打湿了书角,他竟从抽屉里取出宣纸和浆糊,当场教我修补古籍的蝴蝶装技法。那些被无数双手抚摸过的书页边缘发黑卷曲,却因此生出了温润的光泽,仿佛每个读者都在书里寄存了掌纹的温度。
旧书店的时光更令人沉醉。记得那时的巴东城南巷尾,有一家芸窗书舍,老板是一位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妇人。她的书店永远飘着线香与墨香交织的雾霭,发黄的书堆里常夹着前人的眉批。我曾淘到过1957年版的《普希金诗选》,扉页上用紫色墨水写着:“赠给玲,愿诗歌照亮我们的牛棚岁月。”书页间,还夹着干枯的丁香,隔着半个世纪依然能嗅到那个春日的芬芳。
参加工作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那天,我在书店橱窗前徘徊至打烊。暖黄的射灯下,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在书柜里静静地陈列着,淡紫色的书脊连成了一道梦幻般的长桥。当我的指尖终于触到布纹封面的那一刹那,突然懂得了古人所谓的汗牛充栋的喜悦。自此每逢到外地出差,我总要造访各地的独立书店。在省城的茑屋书店抚摸过和纸精装的诗集,于滇西的莎士比亚书店邂逅过带咖啡渍的旧版《尤利西斯》,那些异国的纸张,或绵软如绢,或挺括似刃,却同样承载着人类精神的力量。
我的简朴书房,渐渐成了我的诺亚方舟。杉木书架上,精装本与平装本的书籍,交错如钢琴琴键,书脊的色块却谱成了一首首交响曲。最珍爱的永远是,那些留有批注的旧书。某页的边角画着惊叹号,某处的折痕里藏着泪渍,某段的空白处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大雨,与妻共读至此”。这些时光的鲫鱼鳞片,让阅读不再是单向的汲取,而是穿越时空的对话。
我在年过不惑之时开始写作,方知纸质阅读的馈赠何等丰厚。在图书馆特藏室查阅民国期刊时,我突然在《东方杂志》的某页发现一枚银杏书签,背面的蝇头小楷写着:“此文宜佐碧螺春。”哑然失笑间,我仿佛与百年前的知音碰响了茶盏。在创作瓶颈时,我总爱摩挲那些被翻烂的经典,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的书角已磨出毛边,博尔赫斯的诗集内页布满了折痕。这些肉体记忆,往往比文字本身更能予人启示。
新书付梓那日,我特意选用轻型纸印刷。指尖抚过封面的压纹,犹如在触摸初生婴儿的胎发。有读者来信说,她在地铁上读至某页落泪,泪痕竟在纸上晕染出了蝴蝶的形状。这让我想起了童年那本在外婆家寻到的《安徒生童话》,想起所有在纸页间流转的悲欢,原来纸张不仅承载故事,更是在默默吸收着人类的悲悯。
那一年在搬家时,十二岁的儿子执意要带走在跳蚤市场淘来的《小王子》。书页间,夹着他用枫叶做的红色标本,叶脉间还残留着糖霜似的秋霜。某一个深夜,我发现他蜷在飘窗台就着月光在重读《城南旧事》,台灯的暖光里浮动的尘粒,恰似书中描写的那一场北平的初雪。我忽然明白,纸质书的神奇在于它能将光阴物化,让某个春夜的雨声、某次流泪的温度、某段共读的时光,都随着翻动的书页获得永生。
在这个比特流奔涌的时代,我仍固执地保持着纸质阅读的仪式。所谓的比特流,是一种内容分发协议,它采用高效的软件分发系统和点对点技术共享大体积文件,并使每个用户像网络重新分配结点那样提供上传服务。晨起,我用银裁纸刀拆开新书的塑封,午后以镇尺压平微微卷曲的书页,睡前在床头搁枚黄铜书签。当电子墨水屏越来越逼近纸质感时,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纸张的肌理,更是那缕穿越千年文脉的沉香。那是甲骨灼裂的轻响,是简牍编连的细语,是活字排版时的沉吟,最终都化作我们指间书页翻动时,那一声声叹息般的轻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