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粮库

粮库的大门已经锈蚀了，轻轻一碰就掉着渣儿。铁门上原本漆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红色大字，如今只剩下了斑驳的印迹，像是被岁月啃噬过的一根猪骨头。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铁门，灰尘便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在阳光下显出几分少许的热闹。

乡亲们说，这粮库建于1962年，那时正是饥荒年过后。乡亲们饿怕了，在建粮库时格外卖力。夯的土墙足足有三尺厚，屋顶的檩条比人的大腿还粗。粮库落成那日，公社书记站在土台上用大喇叭讲话，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铜墙铁壁”。台下顿时掌声雷动，几个老汉竟激动得抹起了眼泪。

我那时还小，只记得粮库里总是飘着谷物的清香。新收的麦子、稻谷、玉米和豆子，一车车运进来，在晒场上铺成了金色的海洋。保管员老赵是一个跛子，走路一瘸一拐，但眼睛尖得像那秤星。他有一个蓝皮本子，记着各生产队交粮的数据，谁家多谁家少，分毫不差。粮库的秤是公社最准的，老赵常说：“粮食是命根子，秤杆子就是良心。”

粮库最热闹时是在秋天。各队的牛车排到二里外，车把式们蹲在老墙根抽烟，说一些粗鄙的笑话和荤段子。女人们挽着袖子过秤，汗珠顺着脖颈直往下淌。孩子们在粮堆里打着滚，浑身上下沾满了谷壳，被一个个母亲揪着耳朵直骂。晒场上的梿枷声从早响到晚，连麻雀都习惯了这节奏，在打谷声里跳来跳去。没有了梿枷声，麻雀就睡不着觉。

保管员老赵有一个女儿叫小满，生得白白净净，两条辫子乌黑发亮，就如那歌里唱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辫子粗又长”。她十七岁就在粮库帮忙记账，字写得端端正正，工工整整，算盘打得噼噼啪啪直响。小伙子们常借故来对账，眼睛却不停地往她身上瞟几眼。老赵看在眼里，只是吧嗒着旱烟，并不去说破，有时还偷着乐呢。

粮库西墙外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上钉着一块铁皮牌子：“护粮模范单位”。树荫下常摆着一张方桌，会计们在那里对账。小满沏的茉莉花茶，香得很，村外都能闻到香味，过路人都要讨一碗喝。后来我走过许多地方，似乎再没喝过那样香的茶。

我记得1976年唐山地震那晚，饭桌上的茶缸都摇摇晃晃，全公社的人都往粮库跑。老赵跛着脚挨个粮囤检查，小满提着马灯跟在后面。天亮时，人们发现粮囤无一受损，老赵却靠在麻袋堆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块啃剩下的玉米饼子。

粮库的衰败是从分田到户开始的。土地承包后，公粮交得少了，粮库渐渐冷清了下来。晒场上长出了野草，麻雀也不来了。老赵退休那年，粮库里只剩下一囤陈芝麻烂谷子，生了虫，还泛着霉味。他把蓝皮本子交给新来的保管员，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

小满嫁到了县城，听说开了一间杂货铺。有一回去县城，我特意去寻找她，她的铺面很小，货架上摆着一些针头线脑。她胖了，头发剪得短短的，正在给孙子喂奶粉。我问她还记得粮库的茉莉花茶不，她愣了一下，笑着说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如今站在空荡荡的粮库里，墙上“深挖洞，广积粮”的标语依稀还在。阳光从破损的瓦缝间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了歪歪扭扭的光斑。角落里堆着几个破麻袋，一捏就碎成了粉末。不知哪来的野猫蹲在粮囤顶上，绿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

东墙上还留着当年的黑板，粉笔字还模糊可辨：“三队应交稻谷二千四百斤，实交二千一百斤”。我想起那时为少交的三百斤，队长和老赵吵得面红耳赤，只差大打出手。现在想起来，那些争吵里竟带着几分热气腾腾的真诚。

粮库的后墙塌了一角，露出了外面的麦田。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轰隆声隔着老远传来。几个穿西装的人在地头指指点点，听说要建什么生态园。他们脚下的土地，四十年前还长着养活全村人的粮食。

我弯腰抓起一把土，里面混着一些谷壳，轻轻一搓就散了。有风从大门吹进来，依然带着新鲜的农药味。那只野猫突然跳下粮囤，窜过我的脚边，消失在了草丛里。

粮库的钟还挂在门房上，指针永远停在四点二十分。我想起老赵说过，这钟是上海产的，走时极准。现在它沉默着，像一个被遗忘的誓言，也像一个留守村里的老人。

走出大门时，铁门又落下了一些铁锈。回头再望时，粮库在夕阳里拉出长长的影子，像是要努力记住自己旧时的轮廓。明天，或者后天，推土机就要来了。

粮库终将要消失，连同一代人的饥饿与饱足，算计与奉献。唯有土地记得，这里曾堆满了金黄的粮食，空气里飘着茉莉茶香，有一个跛脚老汉，把秤杆看得比命还重。而这一切，都将沉入时光的谷仓，成为一粒不起眼的尘埃。

粮库的东南角曾经有一个水泵房，青砖砌的，顶上铺着鱼鳞瓦。现在屋顶塌了半边，露出几根倔强的椽子，像老人残缺的牙齿。我踩着碎砖走进去，水泵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个水泥基座，上面留着固定螺栓的锈痕。

这水泵是1974年装的，全公社头一份。老赵特意从县里请了技术员来，在粮库院里摆了八仙桌，炖了一只老母鸡招待。技术员喝得满脸通红，拍着胸脯说这水泵能抽干东海的水。果然，装上后浇地快得很，周围几个生产队都来借水。老赵立下规矩，先交粮，后用水。那些年，粮库的秤从没闲着过。

水泵房的墙上还留着当年的刻度线，一道一道，记录着每次洪水的痕迹。最高的一道已经模糊，旁边用粉笔写着“1984年7月”。那年暴雨下了七天七夜，河水漫过堤坝，全公社的人都来粮库避灾。老赵带着青壮年往粮囤上压沙袋，小满和妇女们在灶房熬粥。粥锅里掺着红薯干，稀得能照见人影，但每个人都喝得小心翼翼，喝得欢欢实实，生怕洒了一滴。

现在，水泵房成了蜘蛛的领地。墙角挂着完整的蛛网，一只花背蜘蛛静静地伏在中央，像是在等待永远不会来的飞虫。地上散落着几个“丰”字形的木架，这是当年用来晾晒种子的。我拾起一个，榫卯已经松动，轻轻一掰就散了架。

走出水泵房，夕阳已经西沉。粮库的阴影爬满了半个院子，另一半则浸泡在金色的余晖里。这光影的分界如此锋利，像是把过去和现在生生地劈开了。晒场边的石碾子还在，碾盘上的纹路被磨得发亮。我伸手摸了摸，石头冰凉，再也感受不到当年谷粒摩擦时产生的温度。

石碾旁原是有一棵枣树的，现在只剩下一个树桩，年轮密密麻麻地诉说着它的年纪。枣树甜得很，每到秋天，孩子们就拿着竹竿来打枣。老赵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嘱咐别碰坏了粮囤。后来枣树生了虫，公社决定砍掉，说是怕传染给粮库的麻袋。老赵蹲在树底下抽了一宿的烟，第二天亲自抡起了斧头。

粮库的北面是一排平房，当年是保管员宿舍和会计室。如今门窗都被拆走了，黑洞洞的窗口像一个骷髅的眼窝。最边上那一间是老赵住的，墙上还贴着一份发黄的《人民日报》，日期停留在1992年4月。床头钉着一个铁钩，挂过他那杆从不离身的烟袋。地上有一本《粮食保管手册》，我捡起来翻了翻，书页已经粘连在一起，字迹被潮气晕染成了蓝色的云朵。

会计室的算盘居然还在，但珠子缺了七八个，像是掉了牙的老太太。阳光斜斜地照在桌面上，灰尘在光柱里跳着舞。我突然想起小满打算盘的样子，手指灵巧得像在弹琴，算珠碰撞的声音，特别清脆悦耳动听。那时我常常假装对账，其实是为了看她低头时垂下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两弯浅浅的阴影。

粮库的西南角是当年的灶房，大铁锅早被拾荒者撬走了，只留下一个灶台，灶眼被烟熏得漆黑。墙上用木炭写着菜谱：“冬瓜汤盐三分”“杂粮窝头玉米面二十斤”。字迹工整，是小满的手笔。灶台后面堆着一些碎瓷片，拼起来能认出是一个青花海碗，碗底印着“公社食堂”四个红字。

天色渐暗，粮库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可能是老鼠，也可能是风吹动碎纸的声音。我站在院子中央，忽然听见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那声音忽远忽近，竟与记忆中的打谷机有几分相似。暮色中，粮库的轮廓渐渐模糊，只有那些高大的粮囤，依然倔强地耸立着，像一群不肯倒下的老兵。

月亮升起来了，惨白的光照在斑驳的墙面上。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当年的标语：“颗粒归仓，备战备荒”。字迹的红色早已褪尽，只剩下凹凸的笔画，可以用手指描摹出来。我想起老赵说过，粮库最满的时候，连老鼠都搬了家，实在找不到地方打洞。现在，老鼠们大概又回来了，带着它们无穷匮也的子子孙孙。

夜风渐凉，我该离开了。推开铁门时，铰链发出了刺耳的呻吟，仿佛在挽留最后一个记得它往事的访客。门外是一条水泥路，路灯已经亮起，照着几个骑电动车飞驰而过的年轻人。他们不会知道，车轮下的这条路，曾经是送粮的牛车压出来的土路，雨天里满是泥泞的车辙。

回家的路上，经过一片新建的住宅区。售楼处的广告牌闪闪发光：“至尊府邸，坐拥万亩田园风光”。我想起粮库院里那口老井，水位年年下降，终于在十年前彻底干涸。当时村委会派人来测量，说是因为周边打了太多机井。老井被封盖那天，老赵已经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听说他最后念叨的是：“西三囤的稻谷，该翻晒了。”

粮库终究会消失的，就像那些在晒场上跳跃的谷粒，就像老赵蓝皮本子里工整的数字，就像小满辫梢上的红头绳。推土机一来，连地基都会挖得干干净净。再过几年，住在这里的人不会知道，他们每天散步的草坪下，曾经埋着多少饥饿与饱足的记忆。

但土地记得，每一粒渗入地下的汗水，每一颗遗落的谷粒，每一次为公粮多少而起的争执，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看不见的刻痕。粮库消失了，而土地依然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它的故事。

回到家，我从书柜深处翻出一本旧相册。有一张泛黄的照片，老赵站在粮囤前，背后是金灿灿的稻谷，他笑得露出了缺牙。照片一角隐约可见小满的侧影，她正在低头记账，辫子垂在算盘上。我把照片对着灯光看了很久，直到那些熟悉的轮廓在视线里变得模糊起来。

窗外，城市的灯光淹没了星光。我忽然很想喝一杯茉莉花茶，但家里的茶罐早已换了龙井，或是伍家台贡茶。水烧开时，壶嘴喷出的白气在灯光下盘旋，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又看见了粮库晒场上蒸腾的热浪，和那杆永远端平的公平秤和良心秤。